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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種種尷尬


  我們在香港辦報,因為當地的新聞檢查有他們的特點,我們還不感覺得怎樣大的妨礙,至少和「半殖民地」的情形比較起來,我們還可以多說幾句話,多得到一點言論自由,多登出一點真確的消息。我們毫無意思要歌頌殖民地的新聞檢查制度,尤其看到他們對於西文的報紙不檢查,專對中文的報紙為難,更顯出不公平;至於我們立於報人的立場,根本反對新聞檢查制度,那是不消說的。不過我們看到「半殖民地」比殖民地更不如,卻不勝其慨歎!

  我們在香港尤其感到困難的卻是印刷業的落後。我們雖未曾普遍調查,但是想到承印我們日報的那家印刷所的工作情形,至今還忘記不了那種麻煩!那裡是用包工制的,我們很鄭重地和工頭約法三章,什麼時候交稿,什麼時候看校,什麼時候拼版,……他都一一答應;但是每次都不按照所規定的時間;報紙應該可以在早晨六點鐘出版的,他們往往替你延展到八點鐘,九點鐘!屢次交涉,屢次無效。編輯先生慘淡經營地把新聞這樣排,那樣排,排得自己認為可以了,第二天早晨翻開報來一看,他排在那裡的,現在卻發現在這裡,大搬其場!有的時候在當夜就被編輯先生發覺,叫他們照規定的樣子排過,他們憤然很不客氣地說:「你就拿出一萬塊錢來,我們還是不改!」我們和他們講理,他們說:「我們香港的工人就是這樣的,上海的工人頂括括,我們是比不上他們的。」

  校樣上的錯字,校對先生改正之後拿去,他們隨意替你改排幾處,隨意替你留下幾處不改,馬馬虎虎打一張清樣交還你。校對先生在二校上又一一改正,他們又這樣「隨意」之後,再馬馬虎虎打一張清樣交還你。所以校對先生「埋頭苦幹」了三校四校,還是東一個錯,西一個錯。真是所謂焦頭爛額!有一天《前進》一欄裡有一篇文章,校樣上缺了許多字,在空字地位填著許多黑而且粗的雙杠,第二天早晨原樣印出,使人硬著頭皮讀下去還不懂。該欄編者柳湜先生在《留別南中國朋友》那篇短文裡,所謂「錯字,缺字,更弄得編者掉淚,作家痛心!」並不是無病呻吟,確能反映我們當時的憤慨心理。《生活日報星期增刊》有一期上登一個啟事,劈頭是「《生活日報》自二十五年八月一日起,遷移下海」,我們要搬回上海,他們卻一定要請你「下海」!

  你在香港出版的各日報上,往往可在大標題裡面忽然看到鑲著一個小小的字體!尤其可笑的是缺少「懂」字,就印上「董」字,下面也加個括弧注道:「加心旁」;或一時找不著「鏟」字,就隨便印上「產」字,下面也加個括弧注道:「加金旁」,好像什麼十三經注疏似的!這種獨出心裁的新奇花樣,確是我們在上海的時候所夢想不到的。你要方頭字的地方,他們替你夾入一個兩個普通鉛字;你要用普通鉛字的地方,他們卻替你夾著一兩個方頭字進去!

  種種尷尬,我們和工頭交涉,他總是很慷慨地給我們以空頭支票,於是我們不得不和那個公司的經理先生麻煩。我往往在半夜三更,或天剛剛亮的時候,打電話去和他嚕囌。雖承他很客氣地樣樣答應,但是結果還是一樣糟!

  我們真弄得沒有辦法!自己沒有印機,要掉換一家印,根本沒有!我們起初也不知道印刷工友們為什麼那樣不講理,後來仔細打聽,才知道工友們在那樣嚴酷榨取之下,失卻他們的理性,卻也是可以原諒的。他們每天要做十六七小時的工!每夜要幹到深夜四五點鐘,第二天早晨十點鐘起來,十一點即開工,一兩小時後吃午飯,飯後繼續幹著,下午五點鐘晚飯,晚飯後就一直又要幹到四點鐘。睡的時候就隨便七橫八豎地躺在鉛字架子下面睡,吃的時候也在那裡。(每月工資最多的是二十四元。)這樣一天到晚,昏天黑地做著苦工,怎怪他們一看見稿件來就要開口罵你幾句?你還要講究這樣,改良那樣,當然要被他們痛駡一頓。聽說那個工頭不但擅長于榨取,而且慣於剋扣工資,有好幾個姘頭,還吸上鴉片煙癮。我們屢次要求工頭改善那些工人的生活,他的堅決的回答是:「香港的工人都是這樣的!」陶行知先生的《一個地方的印刷工人生活》那首詩,就是聽我們談起這些工人的情形才寫的,什麼「做了八點鐘,再做八點鐘。還有八點鐘,吃飯,睡覺,撒尿,出恭。」他在這首詩裡又說:「機器冬冬冬。耳朵嗡嗡嗡。腦殼轟轟轟。『再拿稿子來,操他的祖宗!』」確是紀實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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