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二四　現實的教訓

二四　現實的教訓

　　我半天教書，半天編輯。最初除主持月刊外，是編輯叢書，這在前面已經談過了。前後大概替職教社編譯了半打以上的叢書，都由商務出版。我自問對於職業教育並沒有什麼心得，這幾本書只是我在職務上不得不交的卷子罷了！可是在這段時期裡有一件事頗有一談的價值的，那是參加職業指導運動。當時劉湛恩先生帶著博士銜頭從美國回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裡研究過職業教育，職教社請他來幫忙，組織了一個職業指導股，由他來擔任主任，由我用著副主任的名義襄助進行。我們共同發起了職業指導運動，接洽各校（中學）舉行職業指導運動周。在這一周裡叫學生填注我們特備的職業指導表，按日請專家演講。最後由我們和青年作個別談話。在職業指導的原理方面，由職教社同人如黃任之，楊衛玉，劉湛恩，以及客串莊澤宣諸先生等擔任，我自己也夾在裡面湊熱鬧。關於專門的各部門，如各專業的指導，便就各地請各該業的專家參加。因這件事，我和楊衛玉先生還跑了好幾省的地方，在各處都接洽若干中學舉行職業指導運動周。我所感到興趣的是乘著這個機會和各地的青年談話，並到各處觀察觀察社會的情形。最後我還和莊澤宣先生各人根據在各處提倡職業指導的實況，編著了兩本書，加入職業教育叢書裡面去。可是說來也許有些奇怪，我愈研究職業指導，愈在實際方面幫著職業指導呐喊，愈使我深刻地感覺到在現狀下職業指導的效用很有限，愈使我想跳出職業指導的工作！這裡面的理由說來也很簡單。職業指導和教育指導是分不開的，在中國的現狀下，進小學校還要經過競爭考試；中學以上的學校，你要學什麼，不見得就有你所要進的學校，就是有，好的不易考，壞的不願進；此外還有經濟問題也不是空言指導所能解決的。職業指導和現實社會的職業狀況當然更是分不開。在中國的現狀下，誰都看出職業界是一團糟，有許多地方用人並不根據真正的材能，只靠背後的勢力怎樣，或是位置私人；有許多地方受著不景氣的影響，雖想用人而不敢用；結果除少數例外，往往不免所用非所學，甚至於出了學校便須立即加入失業的隊伍裡去！在這樣的狀況下，我雖不敢說職業指導一點沒有用處，但是不得不承認所受的限制實在太多太大了！

　　說句好笑的話，我在這時期裡參加了職業指導運動，對於青年究竟有著什麼實際的效果，我實在不敢說，可是對於我自己確有著很重要的「指導」作用！什麼「指導」作用呢？使我從這裡面感到慚愧，感到苦悶，感到我的思想應該由原來的「牛角尖」裡面轉出來！換句話說，這現實的教訓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轉變！

　　我一方面在意識上雖有這樣的覺悟，一方面對於我的職業指導的職務——我當時的一部分職務——仍然是很認真地幹著。但是這個「幹」只是「職務」上的事情，只是「毋忝職守」的「道德」在後面推動著，並不能喚起我的興會淋漓的精神，並不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這事業裡面。

　　但是能使我幹得興會淋漓，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裡面的事業，竟漸漸地到來，雖則只是漸漸地到來。這是什麼呢？這是民國十四年十月間創辦的《生活》週刊！

　　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週刊並不是由我創辦的。當時職教社原有一種月刊叫做《教育與職業》，專發表或討論關於職業教育的種種問題，但是該社同人覺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在時間上相隔得比較的久一些，只宜於發表理論或有系統的長篇事實；為傳佈職業教育的消息起見，有創辦一種週刊的必要：這是最初創辦《生活》週刊的意旨。這和以後的《生活》週刊的內容雖差得遠，但最初創辦時的意旨確是不過這樣。這時它的意旨既是這樣，所以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載各報上搜集下來關於職業教育的消息。除這種消息外，頭上有一短篇數百字的評論，隨著有一兩篇一兩千字的論文。《生活》這兩個字的名稱是楊衛玉先生想出的，第一位的主筆公推新由美國學銀行學回國的王志莘先生擔任。主筆的每月薪水只是四十元，在王先生當時也不過是一種兼職，他原是職教社的一位老同事，初回國後時間略閑，所以來幫幫忙。其餘同人輪流幫著做做文章，我在最初也不過輪流幫助做些文章的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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