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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踏進了約翰


  幾個月的鄉村生活匆匆地過去,轉瞬已到了暑假。幾個小學生到上海投考學校,我也回到上海準備投考聖約翰大學。

  和我同時投考約翰的還有一位南洋同學,就是現在的王以敬醫師。他原是在南洋選定土木科的,因為性情不近,改選醫科。我們兩個人在南洋時雖所進的學科不同,但是都讀到大學二年級。他進醫科,先要進約翰的理科,我要進的卻是約翰的文科。由工科轉到理科,比我由工科轉到文科來得便當,因為工科和文科的課程相差太多了。幸而我自己平時對於文科有關係的書籍已無意中看得不少。在那時並不知道自己要轉文科,不過因為自己喜歡看,所以便常常看看,不料在這個緊急備考的時候,居然有一點用處。例如要考的英文文學名著,在一二十種中選考四種,這就不是臨時抱佛腳所能速成的。可是無論如何,要想從工科二年級跳到文科三年級,這在當時好多朋友都認為是太大膽的。我所以不得不這樣大膽來拚一下,與其說是我的野心,不如說是因為我的經濟力量常在風雨飄搖的境況中,希望早些結束我的大學教育。

  我和王先生同住在上海青年會寄宿舍裡,兩個人同住在一個房間。臨考的那幾天,我們兩個人的心理都非常緊張。我們都存著非考取不可的念頭,因為我們都各有苦衷。王先生立志研究醫學,上海除德文的同濟外,英文的醫學校在當時只有約翰是比較差強人意的。我呢,在當時也覺得要研究英文,在上海似乎也只有約翰是比較差強人意的。可是考試的成敗是最難捉摸的事情,所以那幾天我們的心理是特別的緊張,差不多每日二十四小時都是時刻在惴惴危懼著的。每天夜裡,我們兩人都開著「夜車」,預備考試的功課到兩三點鐘,疲頓得不堪言狀。天朦朦亮就起來,匆匆盥洗了後,連早餐都沒有用,就匆匆出發,同乘電車到靜安寺。還早得很,有幾十個同往投考的人們不約而聚的步行一小時左右,才到約翰。考大學三年級的只有王先生和我兩個人。因為我們所投考的學科不同,所以兩個人還是分開來考的,各人都分別到各個有關係的教授房間裡去應試。提心吊膽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結果居然兩人都被錄取了。希望愈迫切和用力愈艱苦而得到的東西,在心理上也愈覺到快慰。我們兩人得到投考勝利的消息後,當然是喜不自勝的。

  好了,我如願以償地踏進了約翰了。這樣轉換了一個學校,在南洋時功課上所感到的煩悶,一掃而光,這是最痛快的一件事。在約翰的教授方面,也有幾位是比較可以滿意的,例如哲學教授卜威廉,歷史學教授麥克納爾,經濟學教授倫默等。雖也有幾個飯桶教授濫竽其間,但是我可以不選他們的課程,不致受到什麼影響。

  我在約翰雖然僅有兩年,但也得到很多的益處,尤其是快讀的能力。像麥克納爾先生,他最注重課外參考書的閱讀;他所指定的參考書很多,而且要調閱我們的筆記,非讀得快,很難交卷,所以我們用在圖書館裡的時間不少。約翰在最初受人垢病的是造成了不少買辦,或做外人爪牙的翻譯,但是我以為學會了英文來做研究學問的工具,卻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論,對於這個工具的熟練,我不得不感謝我的母校——約翰大學。講到社會科學方面,這個學校裡只是沿襲著美國式的傳統的說法,就近代新社會科學的眼光看去,似乎給與學者的沒有什麼精要的知識,但是近代新社會科學也不是憑空突如其來的,要徹底懂得近代新社會科學的真諦,對於傳統學說也需要有相當的明瞭,所以我這兩年的光陰並不覺得是虛擲的。

  在約翰時最使我索然乏味的事情,是每晨二十分鐘和星期日上午一兩小時的「做禮拜」。每日早晨上課之前,全體同學千余人要聚在大禮堂上,校長和教授們便聚在大禮堂的講壇上,由校長領導著大玩其禱告和朗誦聖經的玩意兒。依例全體都要跪著,幸而除卻前兩排的同學因為太近於講壇不得不下跪外,後面的大多數的同學坐在一排一排的矮椅上,和跪下的樣子也差不多,大家便實行馬虎主義,還是堂而皇之地坐著。星期日的上午,不得不坐在教堂裡聽那個主教的胡說八道,也是一件苦事。抵制的辦法只得讓他儘管張開他的嘴巴,我卻盡轉著我自己的念頭,這也許是另一種的「走曲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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