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的一周年|趙世炎

「三一八」的一周年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三一八」民眾流血紀念已一周年了。民眾流血事件充滿了近五年的中國革命史，而惟有「三一八」有更多的更悲壯的紀念。

　　去年二三月間，北方國民軍苦戰于京津，抵禦四面包圍的軍閥武力，但結果至於失敗，「三一八」事件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為自郭松齡反戈失敗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慶倖張作霖之未被推倒，更積極企圖消滅國民革命，而有日艦炮轟大沽炮臺事件。「三一八」的流血，乃民眾反對大沽案被軍閥屠殺的流血。這次屠殺的指使者是段祺瑞、賈德耀和章士釗等。段祺瑞是日本帝國主義屢次使用的工具；章士釗是最反動的官僚；賈德耀亦是反動的官僚，但在當時是國民軍系的閣員。「三一八」事件發生之時，國民軍將領之一，李鳴鐘方坐鎮於北京，亦竟有參與屠殺計劃的嫌疑，至少也沒有力阻此次慘殺。因此民眾對於國民軍之信任發生動搖，自身亦至於失敗。自此以後，國民軍在北京忽而驅逐段祺瑞，忽而擁戴曹錕，倉皇失措，退走南口。自此以後，反動勢力在北方增長起來，奉魯軍閥蹂躪京津，至於現在。

　　現在已到了「三一八」的一周年。「三一八」周年紀念時的北方情況是：國民軍因受了嚴重的教訓，退走西北，發展了更新的局面，將與北伐軍會師于中原。北方的民眾受盡了奉直魯軍閥的壓迫，從城市到鄉村埋伏了更革命的局面，將與北伐軍共同解決軍閥最後的勢力。惟有屠殺民眾的諸指使者，如段祺瑞現尚苟活于天津；章士釗尚繼續反動，為奉魯軍閥供驅使；賈德耀則公然又以國民軍系舊國務總理的資格，隨黃郛、賀德霖之後，跑到南方活動。一周年以來，革命勢力雖已發展勝利，而當屠殺「三一八」民眾兇手尚未緝獲；「三一八」死難烈士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志願，亦尚未成功。

　　「三一八」是中國民眾極可悲痛的紀念；因為有「三一八」紀念，所以使中國民眾時時不能忘卻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兇惡險毒，不能忘卻轟擊大沽炮臺事件，不能忘卻唆使段祺瑞對民眾之屠殺；直至于現在全國反英運動高漲之時，亦不能忘卻忽視日本帝國主義者勾結妥協分子唱南北妥協之陰謀。因為有「三一八」紀念，所以使中國民眾有消滅軍閥的決心，時時不能忘卻軍閥屠殺民眾的悲劇，不能忘卻官僚政客的反動，不能忘卻動搖的武力的不可恃；直至現在北伐軍事勝利之時，尤不能忘卻忽視官僚政客反動分子之活動，妨害消滅軍閥的革命工作。因此而「三一八」這個血染的紀念日，給了革命民眾以最實際最有力的教訓。這些教訓在此時尤其鮮明。我們應當說：這是「三一八」諸烈士熱血照耀的光明！

　　當「三一八」案發生之後，最少數反動分子曾借此而攻擊革命民眾最直接的領導者，攻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的黨員。他們的反動宣傳攻擊最力的，尤其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他所說「三一八」之役是共產黨欺騙了民眾，利用了民眾，殺害了民眾。他們作如此反動宣傳的約有三種人：一是國民黨右派，二是國家主義獅子派，三是當時在北京辦大同晚報，現在南昌活動的龔德柏等類的反動新聞記者。但是共產黨不僅未曾欺騙利用或殺害民眾，卻是時時領導民眾奮鬥為民眾利益而犧牲，為革命的民眾所見所聞。反倒是國民黨的右派，在最近一月以前，有唆使軍閥孫傳芳、李寶章，屠殺上海工人與市民的事實；在兩月以前國家主義獅子派有身攜孫傳芳委任狀，在上海暗殺小沙渡工人孫民臣、戴起甲等的事實。至於無恥下流的龔德柏，當時為吳佩孚辦報，為張作霖、張宗昌頌揚，痛駡廣東政府，痛駡北方國民軍，而今則奔走于南昌求榮，適足以證明其當初與現在之反動與無恥行為，每一次的民眾運動，正是革命的政黨領導民眾奮鬥的機會，「三一八」的死難者，大多數是共產黨員與國民黨員，便足以證明革命政黨是民眾的先鋒領導者。革命運動不能避免流血與犧牲，革命黨員自然不能都躲避流血與犧牲；惟有反革命的分子才在犧牲流血之後狂吠著民眾政黨之利用。在「三一八」紀念中，革命的民眾應注意的事件之一，便是掃除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亦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工作之一部。

　　（原載《嚮導》週報第192期，署名：施英）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