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口之罷工潮|趙世炎

論漢口之罷工潮

　　——並質上海商報記者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

　　自北伐軍攻下武漢以後，繼而又取得江西與福建；在同時，漢口發生了當地自來未有的連續罷工事件。這一事件，震動於全國，影響於世界，適如北伐軍取得江西與福建之震動于全國影響於世界一樣。這一件事，在帝國主義的英國議院裡，引起了討論；在帝國主義的日本政府機關報裡，提出了對於國民政府的警告；在中國北部買辦階級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營寨裡，激起了生產協會的組織；在中國的中部及長江下游，資產階級大商人奔走相告，斥責國民政府不當援助工人，疑惑國民政府赤化；在中國的南部之廣東，國民政府甫遷未定，省政府的領袖已開始準備壓迫廣東的民眾運動，傳言要封閉廣州工人代表會。

　　漢口罷工這一事件何以有如此重大的影響呢？最近的漢口，何以會發生這許多連續的罷工呢？國民政府與國民黨對於罷工是何種態度呢？漢口及全國的工人對於自身的罷工運動是何意義呢？資產階級何以忽起而團結，奔走相告利益之損失？廣州何以突有壓迫工會的傳聞發生？——這些問題，全是我們現在要急於解答的問題。

　　我們要瞭解這些問題，須先瞭解中國之政治狀況，原來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有下列諸重要現象：

　　第一是國民革命的勢力，已到了一個穩定的步驟，國民政府已正式佔有了十個省區的領土。

　　第二是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已準備建立其最後形式的政權，例如張作霖擬組織的所謂安國軍政府。

　　這以上兩種勢力在較短期後就要最後決戰，而得完成國民革命之最後勝利。但在目前，還有第三種現象是革命軍事勢力之發展，得助於工農群眾參加的力量，因此而工農的勢力強大，遭了忌恨。所以第四種現象就是資產階級要急起直追，要在革命中謀取自己的利益，開始參加到革命的隊伍裡來而取得其地位。

　　這便是漢口罷工事件發生重大影響的理由，這便是資產階級起而團結奔走相告之原因；這樣看來，本是極明瞭的問題，我們毫不以為可驚怪。

　　漢口何以會發生許多的罷工運動呢？這更是極易明瞭的事。我們解答這一問題，很明顯的得知只因為漢口工人的生活太苦，工資太少，工作時間太多，待遇過於惡劣。我們但看最近漢口罷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沒有不包含這以上所述諸項的。但在資產階級的人說，這些都不是原因，惟一的原因只是黨軍來幫助了工人；假使沒有党軍，在吳佩孚或其他軍閥之下，雖一樣的生活苦，工資少、工時多、待遇劣，卻不致有這許多工潮發生。因此党軍遂有了幫助工人的嫌疑，這亦即是帝國主義者與軍閥所指為「赤化」「共產」的嫌疑。資產階級大商人這樣意見，表示他們寧願受軍閥的統治，寧願替軍閥籌餉納貢，不願使工人生活改良。這種軍閥奴隸的意見，我們以為無須辯論。我們的重要辯論還不在此，因為漢口的罷工運動只不過是經濟的罷工，我們以為與全國各地的經濟罷工全是一樣的。自今年六月以來以至現在猶未停止的上海罷工就是一例，要算是歷來經濟罷工最大最多最長久的。但是統治上海的孫傳芳丁文江以及帝國主義者的租界工部局，總不致有幫助工人甚至「赤化」或「共產」的嫌疑！漢口工人是否應有罷工，只要看漢口工人的生活情形是怎樣，不必管他是否有黨軍。在未有黨軍以前，漢口工人亦不是未有過罷工。在黨軍佔領武漢之前數月，漢口煙草業及紗業等工人即已開始為改善生活的經濟罷工。但漢口乃中國工業大城市之一，僅亞於上海；以上海半年來二十余萬人七百餘次的罷工比較起來，漢口目前的工潮並非廣大；此後為經濟改善的工人罷工，亦是必然的事。因此，我們知道只有為生活改善是罷工惟一的真正的原因；我們以為上海商報記者畏壘君所說「鄂省民情，素以狹隘強悍著聞；而乍遇解放之民眾，意氣尤易涉於驕昂」。等語未免近於偏見，因為漢口工人罷工並非意氣驕昂，且離解放之時尚遠何能便說是乍遇解放？至於說「鄂省民情」如果是「狹隘強悍」，則不應僅指工人，雇主亦必如此，亦非工人階級單方之過失！

　　上海商報記者這幾句語調，是寫在他所作「九仞一簣中之危言」一篇長文中的；這一篇長文，便是記者畏壘君為漢口工潮而發的一篇大感慨。這一篇文字我們讀了頗為讚賞，認為是代表資產階級思想與意識的高明著作。我們要討論漢口工潮，亦不可不批評商報（見該報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所載）這一篇文字。我們與畏壘君各站在一個階級的立場上來發言，旗幟自然要鮮明，觀點自然要清晰，問題才可以解決。但我不能像畏壘君那樣，明是一篇反對工農利益，主張限制工農運動，鼓吹資產階級團結且速參加國民政府以取地位的文字，而說來曲折委婉，卻是我所不能辦到的。我只能以直率的無產階級觀點來批評，且述明我們之所見。畏壘君在帝國主義統治與軍閥壓迫下的上海，亦曾為上海的工人發言，時同情于上海工人的反抗運動。畏壘君個人亦不是資本階級中的直接剝削者，但他的思想與言論，卻是近代資本主義之資產階級的。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不能隱蔽而不答覆。

　　畏壘君有些什麼意見呢？

　　（一）「吾人所認為革新勢力進展中第一層之隱憂者，即各地工農階級之興起太驟。」

　　（二）「最近自上江來滬之商旅，仍有種種說詞……大抵謂主傭關係，漸趨惡化，勞動（包含店員）鬥爭，日益劇烈，長此以往，勢將無業可營，甚或無居可安。」

　　（三）「目前所謂解除疾苦雲者，只能視為解除所受于軍閥非法侵掠轉嫁剝削之疾苦，而不能遂希望全體民眾各別痛苦之頓然醫療。」

　　（四）「今日中國問題，一大半起源於經濟組織之衰竭與崩頹，北方諸省軍閥之失敗，實在不知經濟界康寧之重要而任意摧殘之。」

　　（五）「此際若工農運動氣勢太張，則商界失望之結果，不免取消極抵抗之手段，消極抵抗之結果，則商市將不保其康寧，而社會秩序與政治亦將受其影響。」

　　（六）「應注意下列三事：一、盡瘁於勞資仲裁之組織；二、政府對於工農團體與商人團體均等尊重；三、黨部對於下層民眾之宣傳；不宜作超乎事實可能之允許，因工農意識，至為簡單。」

　　以上這六段是從畏壘君論文中專論漢口工潮一段裡所摘錄。這六段話語，表明作者對於漢口工潮的六項意見：

　　（一）在國民革命中，工農勢力太大，第一可憂。

　　（二）主傭關係惡化，勞動甚至店員都起來鬥爭，據商旅意見以為將至無業可營，無居可安。

　　（三）工人要求不要過甚了，目前只能解除軍閥壓迫侵掠的痛苦，別的還說不到。

　　（四）今日中國經濟組織衰竭，北方軍閥之失敗，在於摧殘了資產階級。

　　（五）假使工農氣勢太張，商界只好消極抵抗——即罷市，這種罷市一樣的會使社會秩序與政治受影響，直而言之就是資產階級也許對國民政府革命。

　　（六）解決問題有三法：一、設勞資仲裁機關；二、工農團體與商人團體均等尊重；三、國民黨不要許可工農太多了，因為事實上辦不到。

　　畏壘君之原文曲折委婉，以上所述六點，僅就論漢口工潮一段摘述其真意；因為如不述明，在表面上看來，亦是「盡情合理」的論調，殊不知就在這許多「情」與「理」中，就表示了作者的資產階級思想之「情」與「理」。但我們亦非根本反對這種資產階級思想的發生和存在；我們的辯論與說明，在於辯論與說明這種思想發生和存在之同時的矛盾。

　　對於以上所述我們需要何種辯論？是否如上述六點我們具是同意的？第一，我們認為國民革命中工農勢力之勃興不僅不須隱憂，而且十分可喜；因為這不僅使革命有擴大的民眾基礎，且正是殖民地經濟落後國家免除資本主義社會痛苦的必要條件。畏壘君贊助國民革命希望民族經濟解脫之實現而反對工農勢力勃興便算是最大的矛盾。第二，主傭關係惡化不是受傭者一方所造成，既是「鬥爭」必是主傭雙方；這種鬥爭的結果，正如商報記者另一論文鼓勵「商人之自覺與組織」所謂「果使全國之生產主企業家大商人自覺地位解脫依傍獨往獨來……與他階級平衡對抗，此乃進步的好現象也！」至如勞動鬥爭包含店員，當然無足怪，此不僅在漢口，最近上海店員之罷工是同樣的現象，同是受剝削之勞動的反抗。真實的說起來，現在漢口以及全國的罷工問題，只不過是資產者雇主略略減少利潤，稍稍減輕剝削與虐待程度的問題，何至於雇主無業可營，無居可安呢？第三，目前工農群眾並不敢希望所有痛苦之「頓然醫療」，所要求的，誠然只是「所受于軍閥非法侵掠轉嫁剝削之痛苦」；漢口等地應當是已經沒有軍閥了，那些「轉嫁剝削與非法侵掠」的要由雇主對工人拿一點出來，所以此時漢口工人所要求者，只不過增加必需生活的工資，改良軍閥時代的待遇，承認軍閥時代所不承認的工會而已。第四，今日之中國問題，並不在於經濟組織之衰竭崩頹，而在於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剝削與壓迫；欲正理經濟者首宜參加撲滅軍閥與抵抗帝國主義的革命；北方軍閥並不失敗于摧殘經濟康寧；而失敗于與買辦資產階級之合同勾結，同為帝國主義者之奴隸；軍閥政治根本無使經濟康寧之可能，所以現在北方新興的生產協會一個可讚賞的資產階級大團結，殊足令人抱隱憂。第五，商界之消極抵抗已有其事，即如漢口商人大會已有罷市為代表後盾之決議，這一決議是中國資產階級團結後的第一次行動決議案，自「五卅」以來不可多見，便是現在為反對奉魯軍軍用票及孫傳芳，上海的傅筱庵鄔志豪等對上海罷市猶持異議；工農勢力勃興本無可憂，惟商人為抵抗工農而罷市，使「社會秩序與政治亦將受其影響」，在這一點上，我們與畏壘君能有同感。

　　最後，畏壘君所提的三個意見。我以為勞資仲裁機關在工人階級此時是不十分反對的，但恐這個機關不能真正解決糾紛。商人團體當然需要尊重；目前在各大都會城市裡，工人不僅願與商人建築極可靠的聯合戰線（如粵湘鄂贛閩之農工商學聯合會，「五卅」時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現在之上海市民公會，杭州南京之各界聯合會），且願促成商民協會之組織（如粵湘鄂以及北方各地）。至於對工農群眾之宣傳，在國民黨不僅沒有超乎事實可能的允許，便是合於事實已經許可的（如廣東農民減租百分之二十五和工人集會結社之自由）現在還得不到。工農意識誠然簡單，但合於事實的許可猶不肯與，則非簡單之過：「辛亥革命成功時，人民多誤解滿清既倒，不必再納田糧」，其實不是誤解，而是由於滿清田糧賦稅太重，所供養的政府反喪權辱國，新政府又沒有積極的政策，故農民的簡單觀念亦可以至於反抗田糧。何況現在粵桂湘鄂的農民，已由簡單意識進步到肯納田糧，所求的乃是田糧之減少了。

　　這以上費詞的駁辯，在我們的主旨只在於駁辯因漢口工潮而發生的所謂「產業界頹喪疑布」（其實無此事）的錯誤觀念，與因此而主張放棄工農利益的錯誤企圖。我們對畏壘君文字全部直幹之言並不減少同情，所不同情的只是畏壘君放棄了革命的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在畏壘君所有的陳述論辯與主張毫未言及工農民眾大多數人痛苦與其必須解脫者，就是一個證據。革命的職責不在別的，在於追求何處是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並不恐懼與工農階級對抗者之興起，亦深知現在是將由革命勢力發展，而過渡到階級政權表明的新時期，在這一時期裡，中國工人與貧農階級能夠接受敵對階級之「自覺地位，獨往獨來，平衡相抗」，以求「進步的好現象」，另一方面卻也絕不放棄保持革命的根基與維持革命已得的勝利。

　　中國階級之分化，因革命運動之發展而愈明顯了。即以漢口工潮而論，資產階級的行動已不是過去的行動所可比擬。與北方生產協會同被稱讚的漢口商民大會，據報載「到萬餘人，議決四案：（一）加薪；（二）時間沿習慣法；（三）辭就雇主自由；（四）待遇平等，全市商民願以最後手段（罷市）為代表後盾。」這誠然是資產階級自身歷史上極可喜的一件大事。中國資產階級能有「萬餘人」的大會，只怕這是第一次；又有這樣合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原則的決議案，這亦是第一次。漢口商民大會之四項決議，前後兩項是迫不得已而承認的，第四項尚是籠統的承認，然而二、三兩項卻有最嚴重的意義了。時間沿習慣法的習慣法是什麼？習慣何以成法？習慣法這一名詞，證明中國資產階級要利用落後經濟國家的習慣來作對雇用勞動的法律，一腳踏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要找利潤，一腳又留在宗法社會裡用習慣來增加剝削。辭就雇主自由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證明中國資產階級對於「發展實業，紓裕民生」的真實面目；這便是對勞動者說：「要你作工你就來，不要你，你就滾蛋！」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無政府生產狀況中，資產階級對於雇用勞動的真正態度！

　　十二月十七夜一時劉華被殺整周年

　　（原載《嚮導》週報第181期，署名：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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