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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之變化與其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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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目前在軍事上雖江西問題尚關重要,但江浙(實際是江、浙、皖)問題包有政治與軍事的複雜關係,更為重要。十月中旬,孫傳芳的聯軍在江西有將敗之勢;那時候上海的資產階級(如虞洽卿等)與杭州上海間的政客(如褚輔成等)在反孫的共同觀念下還發生了一個疑問:「是上海推動浙江呢?還是浙江推動上海呢?」結果,浙江先發動了,而上海的資產階級反徘徊觀望。及至夏超獨立又敗退後,孫傳芳的部下以武裝統治杭州;上海民眾初次暴動未成後,丁文江又以恐怖政治鎮壓上海。但是江浙局面的變化仍在目前,孫傳芳的勢力如風前之燭,其在江浙的殘餘部屬,是絕不能維持下去的。 現在的問題是如下形式的假設: 「南京是奉魯軍的?抑是北伐軍的?」 這一假設的方式關係于江浙兩省的共同局面。只要江西軍事一有結束,江浙問題便是最緊急的問題。在目前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即唐生智軍)已急急欲取得安徽,進取江蘇,有直到南京的企圖。國民政府亦似乎已拋棄原來讓江蘇于奉魯只要浙江的計劃。因此,江浙問題又並不待江西軍事之解決,夏超一次的獨立運動,與上海民眾暴動的初步嘗試,便是這一變動的開端。 夏超獨立一星期而敗退,上海初次暴動嘗試而未成,是一樣的事——時機尚未成熟,主觀與客觀條件都未具備,還須要更切實的準備,更有力的工作,才能完成江浙的變動。 我們對以上的情形若未觀察清楚,便不會瞭解目前的江浙問題。我們在杭州、寧波等地同志若因夏超敗退有懊喪,在上海的同志若因二十四晨行動嘗試未成而失望——這都是極大的錯誤。夏超若未敗退,試問以馬敘倫、許寶駒等極右派糊塗支配的杭州政局,有何用處?二十四晨之上海嘗試,試問那樣淺薄的準備,時機的錯誤,如何能成功?即成功亦如何可以支持?反之,我們從浙江與上海的兩方變動局面裡,卻得了不少的經驗和教訓。目前這些變動局面,正開始發展;我們在江浙如此的政局裡,正要加緊工作。 但我們的工作是在民眾中——同志們要緊記著! 如果民眾運動不能進展,江浙的變動便是不可靠的,只有民眾的工作來推動政局,才能成為有意義的變動。江浙民眾要幫助北伐軍的勝利。要求避免奉魯軍的蹂躪,全靠此時自己的工作。進一步說,江浙民眾要想在北伐軍統治下得到許多的利益,真正的自由,亦要靠現時的工作。湖北民眾的現狀,比起湖南來,迥然不同。這就因為原來的基礎相差太甚。 浙江獨立之曇花一現,在我們是認為當然而無所謂失望的,上海二十四晨的一幕,我們亦得了嚴重的教訓。總之,此時,江浙各地同志的責任,特別加緊了! (原載《教育雜誌》第2期,署名:施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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