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動政局|趙世炎

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動政局

　　（四月二十五日北京通信）

　　（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

　　由日英兩系帝國主義與奉直兩系軍閥所合作建立的白色恐怖的反動政治，現在北方已經實現了。自奉軍與直魯聯軍乘國民軍之撤退，進了北京城以後，這個恐怖政治就開始。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只是張吳兩派武力，勝過了國民軍一派的武力；而實際上則有進一步的意義為我們應當深刻覺悟的，這本是從「五卅」慘案而後，日英兩系帝國主義運用中國軍閥以圖消滅中國國民革命的一個大計劃——一個有系統的、有組織的、經過長期慘淡經營的大計劃，而現在才是這個計劃的開始成功。

　　要求真正國民會議的高潮，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與反奉戰爭——這三個大事件，全是以民眾為主體的，在去年以內的浩大革命工作。所以整個的一九二五年，成為中國的革命之年。而現在則是帝國主義與軍閥，聯合撲殺壓迫國民革命運動的時期。北方現在的政局，就是表現這個時期開始的總現象。所以國民軍之撤退，並不是國民軍受壓迫的簡單問題；奉直軍之佔領北京，也不是很簡單的奉直軍閥勝利的問題。現在問題之所以嚴重者，就在國民革命運動所受的打擊。換言之，即是西北國民軍在目前的存亡問題與廣州國民政府此時的地位——這些是目前國民革命運動最重要的問題，乃是很明顯的事。

　　北方的國民軍在政治上誠然是著著失敗。失敗一開始，要算從去年年底民眾倒段運動時起，那時候的國民軍既不能服從民眾的政治主張，而仍然只是自成一派武力，以孤獨的力量，與有帝國主義作後援的異派多種武力作敵，焉得不至於失敗？所以最近的一個政變（即四月九日的逐段釋曹）成了一個大笑話，而國民軍在政治上的失敗，也就到了最後一步。四月九日的政變，一方面表現國民軍在政治上的大弱點，另一方面也表現直系軍閥在政治上的聰明險詐，因為政變只不過是國民軍對「國直合作」的一個贄見禮，而直系軍閥即利用之以斷絕國民軍的政治生命，並以開現在直奉兩系在政治上均衡之局。這次政變既然是比較有利於直系軍閥的，所以在目前的北方局面，直系比奉系在軍事上較弱，而在政治上則確佔優勢。國民軍在政治上與軍事上都到了失敗之時，又受了直系的一個大騙。

　　國民軍既然失敗而自退，又不懂得在奉直軍閥爭鬥的真相裡，自己是一個目的物，或以為退守南口還可自保，殊不知事實上是不然的。目前在總的現象上，為壓迫中國的國民運動起見，帝國主義者固然逼迫奉直軍閥對西北繼續作軍事行動；即在奉系軍閥一方面，現在也正要藉口對西北軍事行動，取得挾制將來北京政府的便利，既厚集兵力，又滿布爪牙。張學良偕張宗昌、李景林入北京時，各帝國主義報紙稱讚張學良為張作霖最直接的代表，「因為他是他父親的兒子」，所以大可以代表他的父親，在北京先實行建設恐怖的政治。同時，張宗昌、李景林、褚玉樸縱兵搶劫屠殺奸擄，大逞其欲。北方的民眾在此時固然憤恨奉軍之暴行，回念國民一軍紀律的良好，而寄以同情；但同時就有深厚的政治覺悟，認為國民軍將領在政治上的措施失當，不能完全站在革命一方面，以擁護民眾的利益。現在北方的一般批評中，有謂國民一軍的軍隊甚好，但領袖不好的，——這句話若正確的解釋起來，亦是不錯的。固然軍隊之好，是由於訓練與紀律的嚴明，但有訓練紀律的軍隊易得，有政治知識的軍隊卻不易得。國民一軍雖有訓練紀律而缺乏政治知識，其原因是由於其將領沒有政治知識，所以雖有軍事上的成功，卒致政治上的失敗。

　　但現在因為國民軍自身在政治上受教訓之結果，也引起了國民軍內部的分化。這種內部分化由其將領開始，而影響到一般部下，也是很自然的現象，目前國民軍之內部，很顯然的有兩部分傾向，由其將領分別表現出來。其中一部分表現仍是進步的武力，願繼續對奉直軍閥作戰，接近於民眾；而另一部分則仍如軍閥奪地盤，希圖與奉直軍閥妥協的心理。現在鹿鐘麟等幾個將領代表前者，而張之江等另幾個將領代表後者，張之江從早就派代表，打電報，分向張吳兩方求和投降，已是盡人皆知的事；雖吳佩孚複電叫他解除武裝，繳械投誠，他亦忍受。「整頓學風」的電報，明是張之江向民眾借題示威，而三月十八日之慘案，李鳴鐘（與張之江是同類的）之行動，完全表現國民軍右傾而背叛民眾利益的行為。四月九日的政變，鹿鐘麟固然受了吳佩孚的驅使，但鹿鐘麟的行動，始終還不敢做出背叛民眾利益的事，推倒段政府未嘗不是民眾所歡迎的，不過推非其時，而且大稱「總統曹公」太不應該，且推倒段政府的原因，為保自己的生存，作為向吳佩孚的贄禮，則完全表現政治上的幼稚行為。不過鹿鐘麟既通電擁戴「總統曹公」又「歡迎玉帥北上主政」，而吳佩孚仍然非逼鹿鐘麟離京不可，且始終未曾直接答覆過鹿鐘麟的投誠策略，同時，張之江向吳佩孚的表示，吳就答覆了；這固然是吳佩孚的聰明，但也正是國民軍在失敗時，內部分化的激劇作用。

　　現在國民軍退西北後，所剩下的問題，就只是還能否存在的問題，同時這亦是國民革命裡目前的重要問題之一。國民軍自然不應當忘卻現在的情形之重要，並且忘卻與放棄自反奉戰爭以來國民軍所應得的教訓。依目前情形看來，國民軍要自保的條件，如像張之江那樣分電張吳投降是無效果的，因為這是帝國主義者所絕不能許可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事實上也未嘗不想便利的成功，如北京《順天時報》便向奉軍勸告說：對西北若是「真正」作戰，便算不智，但求能將西北軍取得，才算是美滿結果。日本人可真極聰明，張之江等便應該從此瞭解向奉直虛意投降是不可能的事，而惟有自己振作才能自救。

　　但在實際上，國民軍的問題——即帝國主義與軍閥反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聯合戰線問題——已經告一個段落了。此時北方反動舞臺上，張吳的離合，乃日英兩系帝國主義所慘淡經營的事。但這種經營的結果，至多亦不過以能維持張吳較長期的所謂合作為度。這種經營自然是難有成功的，因為不僅奉直兩系軍閥要爭地盤，爭位置爪牙，爭護法護憲，即在日英兩系帝國主義本自身利益，亦難調和。所以日英帝國主義者將來經營之結果，不是弄成張吳長期的合作，而是各自扶持一方面，看看到將來到底是誰強誰弱。論實際說：日本是比較的更要求張吳合作的，因為合作的目的，是不使吳佩孚變為太強；另一方面，在當初，英國亦曾贊成「國直合作」，在現在則注意內閣問題，其目的是要使吳佩孚逐漸強大起來。為「反赤」起見，英日帝國主義與直奉軍閥不得不「同床」，但為各自的將來起見，兩方面又不得不「異夢」了。

　　依現狀的結果，在革命民眾一方面，張吳是否較長期合作的問題遂無關乎重要，而可以預測，——直而言之，便是可以預作直奉再和的結論。惟有一層最切要最直接的，在民眾方面所忍受的，便是目前的白色恐怖的政治。除西北一隅外，此時北方全部的民眾組織，在壓迫之下，生命無日不在危險之中，轉徙流離，飽受搶劫姦淫騷擾之苦。北京與天津的商人，各自實行了一次總罷市，天津的警察，且實行了一次總罷崗，但都是陷於無辦法而出於一種消極抵抗的行為，結果仍然是忍受一切的痛苦。直魯聯軍的軍用票與奉票充斥京津之市場，張宗昌、李景林笑嘻嘻的看著人民受苦，心中大快。張學良因為是「他的父親的兒子」之故，在北京威風凜凜的檢舉赤化，搜查學校，鉗制輿論。張宗昌的舊俄白黨的軍隊聚在街市裡遊行示威，散而醺酒大醉，強姦婦女。便是日本人的《順天時報》，亦不能不承認奉聯軍的暴行，有甚於庚子八國聯軍蹂躪北京的行為。

　　奉系軍閥這樣的行為，自然使人民憤怒深厚，從此，能接受革命的主張起而革命，尤其能覺悟瞭解的，是奉直軍閥的行為所標榜的，乃一面「反赤」的大旗；而「反赤」即反民族運動，即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殘殺搶劫人民，乃成為明確的教訓，用不著再有宣傳與教育，而民眾已得實際的教育和領受活動的宣傳了。全部的北方民眾對奉系軍閥憤恨入骨，而奉直之聯合，又增加了對於直系軍閥行為的認識。所以在客觀的結果看來，我們當然可以說：目前白色恐怖的局面，由帝國主義與軍閥所自己建立的，乃是真正的革命的催生符；在民眾自然不必害怕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如何有計劃的反動，而只當追求自身應如何有計劃有組織的繼續國民革命的浩大工作。

　　（原載《嚮導》週報第152期，署名：羅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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