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民眾的不幸和教訓|趙世炎

天津民眾的不幸和教訓

　　（四月十日天津通信）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自從國民軍退卻之後，統治「天津衛」，同時也統治直隸省全境的有三種勢力：第一是日本帝國主義；第二是山東土匪與俄國白黨；第三才是李景林與其部下在城市中號召的流氓軍隊。這三種勢力當然以第一種占最高統治權，而後兩種因為利益不能調協之故，時時衝突起來。天津民眾的不幸的各樣事實，就由此而產生了。

　　國民軍在政治上是處處失敗的，其原因不僅由於國民軍不懂得政治，且因民眾有政治主張而國民軍不能服從履行。國民軍既不能依民眾的主張為依歸，又沒有自己的特殊立足點，就以單就最近三個月中的事實說，「國奉和議」與「國直和議」都是國民軍自己沒有政治立場的證明。沒有政治上失敗而軍事上可得完全勝利的，所以塘沽的戰役，津南戰事的順利，開灤險要的扼守，在軍事上都是成功的；然而在政治上畢竟失敗。總退卻是軍事的退卻，在事實的經過上說來，便是幾番小成功以後的大退卻；但在政治上說來，卻不止於是一個退卻，而是不可自諱的失敗了。國民軍的將領，天津的當局以至於國民軍幕府裡諸策士應當記著：當大沽事件與八國通牒發生以後，北方與全國民眾齊起為國民軍之後援，換言之，即為國民軍在政治上作主宰；然而國民軍毫不以民意為依歸，一面在民眾所反對的辛醜條約之下屈服，一面在軍事上自行總退卻的計劃，所以天津與直隸全省民眾至於重遭不幸，而國民軍亦不得又從「國奉議和」到「國直議和」，從幾番的小成功到大退卻，從「擁護馮公」到「為吳子玉將軍之馬首是瞻了」。

　　這是天津民眾對於國民軍的批評和判斷。這種判斷在一般民眾裡成為普遍的論調，甚至於商民，亦大變從前的觀念，而表示若干的進步。天津有組織的民眾都能記憶：當「五卅」事件發生後，天津商人未嘗有所動作；八月屠殺（即天津去年八月裕大紗廠罷工事件）後，天津商人更無絲毫的同情；然而這次遭受直魯土匪聯隊（這應當是所謂直魯聯軍的別名啊！）與俄國白黨之蹂躪，天津的商民竟舉行了空前的總罷市：前七日的總罷市是同盟且有組織的；以後因拒用軍用票而繼續無形罷市一直到了現在。天津的商民算是有了進步啊！不過同在此時，京津商民的態度是一樣的。北京的商民，對「三一八」慘案無絲毫的同情心，但自奉軍用飛機拋了幾次炸彈，就立刻開會而通電呼籲了。他們這種呼籲的真意與論調，和天津商民是一樣的；京津的商民在此時都有這樣的論調，說，「學生與工人與你們（指奉魯直軍言）有仇，商人與你們有何仇呢？」——這種論調雖然謬誤但畢竟在事實上是一種覺悟，因為至少的限度，京津的商民已感覺奉軍等是商人之仇了。

　　天津商民雖因事實的教訓，懂得了奉軍等是民眾的仇敵，但是天津的商民不是天津民眾的主要勢力。民眾的主要勢力必須是有組織而集中的，在現在的國民革命時代裡，又必須是經過戰鬥的。天津商人這一次的總罷市，不幸又只是消極抵抗的形式，而不是積極的反抗運動。當直魯聯匪軍用票強迫行使之時，商人們不是閉戶不納，就是寧以貨物贈送；當總商會大開歡迎會，一般土著富商代表俯首貼耳靜聽反赤化之演說，而反赤化的結論，是要行使軍用票。

　　反赤化的演說者，又宣告說：軍用票在三月後可以兌現；代表們公然應允軍用票之推行，但實際上小商人們卻說：「三個月內反赤化不能成功，而聯軍諸大帥卻將現款吸收去了；既然如此，我們商人寧可不必反對赤化喲！」

　　現在天津的事實，算是一件證明。國民軍本不是赤化軍，不僅不是，而且夠不上稱為赤化軍，因為赤化軍至少的限度，不至於如此不懂得政治。但是奉直魯的軍閥卻一致，對國民軍作戰是為討伐赤化。奉直魯聯軍未入津以前，李書風（李景林的侄兒）從日本租界裡臨時雇用三百便衣土匪，每人給十五元，號稱別動隊，無故開槍在街市打死行人與警察，叫三五人佩戴臂章站立在督署門前，於是乎這就算是「潛伏日本租界之別動隊突起佔領天津了」（北京《晨報》用頭號大字的記載）！這些便衣是誰呢？除有少數李書風煙館的朋友外，大多數是三不管（街市名）與日法租界內妓館的差們，及日人代雇的流氓。他們立刻在城市裡，用小白紙條自書佈告，說：「晚六點後有在街上行走者，打死無論！」（實際則是到晚六點後便到處敲門擊戶肆行搶劫）於是亦有些小紙條寫著：「晚六點在街上行走者，以赤化黨論！」沒有三天的工夫，所謂的別動隊，便從三百增加到二三千了。這三千人在最初數日內，真做了不少的「赤化」（據他們的宣傳與解釋來說）事業。前三日中，因為受警察的干涉，竟殺死了六個警察，以至於全城警察總罷崗。此時正當商人總罷市，警察又總罷崗，「天津衛」幾乎是赤化革命的狀態了！（警察總罷崗與商人總罷市事件，各報紙俱未見登載，北京的《晨報》更未肯用頭號字大標題。）及至奉直魯聯軍抵津以後，始見所謂安民的佈告。李景林的安民佈告說：「照得本軍宗旨，原在討伐赤化」；赤化黨的罪惡是什麼呢？佈告裡說：「綱常禮教廢弛」，「任意勒捐搶劫，又複騷擾姦淫」。綱常禮教的廢弛尚是不可捉摸的事，民眾頗難懂得，就讓一般老學究看見，也只有搖搖頭。然而勒捐搶劫與騷擾姦淫卻有事實問題了。這種事實問題，經過這一次安民佈告的指示，全天津的民眾，無論工人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以及小官僚等，原來都不懂得什麼是赤化的，現在得了關於赤化的反證。於是甚至一般不傾向革命的商人們都說：「原來討伐赤化的行為是如此，而被稱為赤化的是如彼；我們寧可歡迎赤化了！」

　　天津的商民寧可歡迎赤化。本來現在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反赤運動，就是反國民革命的運動。因此，天津民眾此時所得的總教訓，便是對於反赤的教訓，亦即國民革命的教訓。所可惜的是，除廣大的工人群眾，與數千的革命黨員有組織外，商人與自由職業者尚是一盤散沙。天津的政治狀況現在尚不穩定，亦無穩定之可能的，目下的情形，確切的只是受「梁山泊群盜之統治」，逐日受「打家劫寨」的騷擾。張李的衝突，便夠使天津市民忍受；因為張李衝突的原因乃是如張宗昌罵李景林所說的：「李芳辰真對不起人，山東兒郎們到了此地，既無地居住，又無糧供給，錢票又不能花用！」似此，李景林愈不得不竭力搜刮，以供奉「鄰寨大王」，酬謝借兵之惠。但是日前，「鄰寨大王」又受反戈，不能搬兵回寨，對借兵者之所求又不遂，十分怨憤。假使天津民眾肯一致起而奮鬥，這兩寨的草寇大王將死于天津城裡。

　　未來的天津統治者現在自然難以測定。然而自從「奉直和議」以後，吳爺（即吳佩孚）在原來尚崇拜的少數天津人心裡，已經一落千丈。又自「國直議和」以後，吳佩孚在天津的各種大小機關報紙，一時轉不過筆鋒來，民眾更恍然大悟了。未來的天津統治者問題，只是軍閥的分配地盤問題，對於民眾，任何的統治權都是相同的：因為統治權的翻雲覆雨，證明了軍閥的行為，而民眾只愈將認識國民革命。這是在這次天津變動的總教訓裡的主要教訓。

　　（附記）——因為通信須受檢查的困難，本篇所述十分簡略。另有搜羅各種事實的記載，在天津印行，將來擇要寄本刊發表。

　　（原載《政治生活》第73、74期合刊，署名：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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