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戰爭與農民|趙世炎

京津戰爭與農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國的農民運動方在萌芽時代，但已表現在國民革命中的積極作用。廣東國民革命軍東江討賊之役，開始得到農民群眾援助而獲成功。這一次京津戰爭，十余萬國民軍在京津道上鏖兵二十餘日，對奉系軍閥李景林作戰，遲緩疲乏，久無結果。但一經農民之援助，幾次得免於危險，並得克勝敵人，一鼓而下北倉，直搗天津。中國農民在國民革命中之作用，從此又證明一次；武力須得民眾之援助始能戰勝敵人，從此又證明一次。

　　當農民正在前線援助國民軍之時，國民軍自己亦略有覺悟，但並沒有真切認識結合農民之重要；所以前敵交通雖然隔絕，而從少數人口頭裡，露出些風聲來，使城市的人民知道戰區裡農民幫助國民軍了。這些少數人大概都異口同聲地說：「得民者興，失民者亡」，故國民軍心勝。說這種話的人，很有一點「王者氣概」。他們以為這是國民軍「得民」，而不求知道這些人民為什麼幫助國民軍的原因；他們只以為馮玉祥將軍個人的威與德，而不曾知道鄉村農民之反對奉軍，是全國革命民眾已經組成的反奉聯合戰線。所以他們只把農民向兵士送茶水的事，認作「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到了最後，北倉攻下，天津亦克，而馮玉祥給鹿鐘麟等的賀電，說：「此次劇戰，乃皇天后土之靈，我將士之奮不顧身，……」這次京津戰爭與農民的援助國民軍，遂成為一件過去的事實了。

　　到底這些過去的事實的經過是怎樣呢？雖然一般新聞記者及其戰地通訊員，不懂得農民的生活，不知道農民的要求，因而亦不知道農民在此次戰爭中情形的重大意義，但是下列的幾件事實是不可湮沒的：

　　（一）楊村的鐵道橋之兩端，楊村的河中，及其附近，埋有許多地雷，是國民軍開鐵甲車直沖時所不能預知的。這些地雷，正是李景林役使農民所掩埋。農民痛李景林之橫徵暴斂與兵士之姦淫搶劫，所以聚眾齊來攔阻國民軍的鐵甲車，而報告地雷掩埋之所在。結果國民軍得以避免此次的重大損失與犧牲。

　　（二）由日本人指導李景林軍這次所掘的戰壕，經營了幾月，毫無代價的強迫農民充夫役，才築了那樣所謂「歐洲文明的」最新式戰壕的「蓋溝」。只有農民才知道這些消息，來告其內容強弱之點，說明內部可以用汽車交通，從農民家中搶了許多破爛衣褲墊了溝裡，可以晝夜寢伏；最後，農民建議了用水決溝的計劃。這個計劃在國民軍躊躇不肯採用時，農民卻已自動的四出決水去了。最後國民軍得以破勝蓋溝，是得了農民的直接援助。

　　（三）國民軍進佔楊村，重要的指揮機關與電臺，均設於一處，但敵人從後側張莊襲擊，欲拆毀鐵道，陷國民軍指揮機關于核心，使進退之路俱絕。農民援助國民軍，探得了國民軍探兵所不能探得的消息，立刻前來告知，使國民軍先派手槍隊至張莊防守，擊退了襲兵而得免於禍。

　　（四）李景林軍受日本人之指導，曾屢次喬裝農兵，他們將農民的衣褲剝去，自己穿上，身藏手槍，在農村中潛伏，或作偵探，或竟聚而向國民軍襲擊。這也是由農民向國民軍告知的，結果使國民軍入鄉村時，得以免掉被敵人偵探襲擊的危險。像這樣喬裝農民作偵探的事，曾發現在許多村莊裡。

　　這以上不過是幾件關於軍事上的重要事實，此外農民直接援助國民軍，使得軍事便利的事，據親眼見者所述還有許多。奉軍在鄉村中之騷擾，已迫得農民逃散，或用石與磚，把門戶封閉起來。當奉軍到鄉村時，任意的直闖入農民家中去，強迫供奉，據農民自己說，好比供奉祖宗一樣。吃的需要獻出最好的；睡的地方須得讓出屋裡的坑；而且女人須得陪睡供淫樂啊！三兩日後，到臨走時，橫蠻的兵士還要挑選一家的衣物擇取最好的，攜了去！

　　農民歸來了，當國民軍佔領了一個鄉村之後，他們當初不肯歸來，經國民黨所派的宣傳員解說以後，才欣欣然而歸。他們呼那些宣傳員為「老爺」。他們讚美馮玉祥，稱馮玉祥為「馮爺」，或呼「佛爺」！但他們說，要看「馮爺」來了之後，能不能免除他們的苛稅，並允許他們的團結。他們亦瞭解帝國主義之罪惡，因為曾親見日本人之援助李景林。

　　在戰區裡的農民，每天清晨有十人至數十人的隊伍，出來打聽戰事消息的，那便是農民自己的一種組織。這樣的隊伍，無形之中為國民黨宣傳員之講演而成了組織。他們齊來探聽戰事的消息，願意知道國民軍的宗旨與戰爭的目的，他們發問國民軍對於農民有什麼利益。每當講演員說話未完時，他們的問題已紛紛的發出了。每一個問題，表示了農民對於政治的不滿與自己經濟利益危害之所在。他們對於講演員表示十分的親昵，願意迎迓到家裡去「供奉」，好慢慢訴說一切的痛苦。他們代散傳單；他們每人要多得幾份傳單，好轉送與別人看；傳單對於他們好比「官廳的告示」，也好比新年時農民赴市集買回的曆書一樣——極可寶貴的，必須要看的。他們最歡喜能領得小冊子。如若有「不識字怎樣讀小冊子與傳單」的問題，他們的答覆便是：可以家去找識字的念來聽。農村的識字者在此時也成為尊貴的人，與講演員一般了。

　　北方農民這樣歡迎革命宣傳員與援助國民軍的情形，在這一次京津戰爭裡，熱烈的表示出來；同時，也就表示出農民的性質，與農民群眾在國民革命中之作用。國民黨的左派分子，現在已承認共產主義者根據事實並根據列寧主義的理論，承認了工農群眾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認識了這種現象之重要。但是國民軍自身還沒有認識這個重要現象，所以他們暫時只有些「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觀念，而卒之結論到「賴皇天后土之靈」上面去。國民軍如若表示能懂得這件重要現象，且肯同情于農民便當立刻證明在兩件事實上：

　　（1）免除一切重租，苛捐，高利債與錢糧預征，嚴禁貪官劣紳魚肉鄉民；

　　（2）許可農民協會合法的存在，絕對不得加以干涉。

　　農民群眾在國民革命中有極大的作用，——關於這一點，英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的叛徒陳炯明卻知道的非常清楚。陳炯明解散廣東海豐農會時，曾對人說：「群眾我是很怕的，尤其是農民，我從前在廣西時幾乎被鄉民趕出來，兵力雖足以戰勝桂軍，而沒法鎮壓農民，他們出沒神秘莫測。」（見《嚮導》週報第七十期海豐通信）。果然，到後來陳炯明的命運結果于農民之手。東江之役，農民直接援助党軍，所以黨軍才能直搗陳炯明的巢穴，使負固三年的反革命武力，至於大敗而瓦解。

　　當國內戰爭時，農民的田園，成了軍閥武力肉搏之地。但若軍閥虐待農民，則農民群眾一面忍受，一面也想出方法，破壞軍閥的武力，甚至出而解除兵士的武裝。東江之役，國民黨黨軍中一個前敵上的戰士，寫信給《嚮導》週報說：

　　「……從前聯軍打東江的時候，一半由於不愛打，一半由於吃老百姓的虧；因為假若是時常搶他的，他撞著你正在作戰時，便出來搗鬼。這次對我們真是頂好了。我們正在行軍的時候，數百人一推一推的擁著看，有些弟兄拉不起東西了，便有願意幫助拉的；前面是否有敵人，或敵人在什麼地方，他們都一一指點引路；我們能于黑夜中將五華城圍得好好的，也就是因為老百姓的幫忙。沿路都有挑茶送水的，我們打仗餓了，有燒稀飯送來吃的。至於海豐（陳炯明的家鄉）一帶農民，原有農民協會，被陳逆解散了，現在都完全恢復。當我們到時，有好幾村的農民都樹起『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旗子來歡迎的。偏僻鄉村的農民，歡迎丘八如此熱烈誠懇，怕是在中國從未看見過的了！」（見《嚮導》週報第百十期）

　　在這次京津戰爭中，北方農民表現的現況，與廣東的農民一樣。北京的國民軍，雖不如廣東革命軍，在革命的意義上有相等的位置，但是南北農民群眾的要求與地位，則沒有兩樣。北方農民于這次戰爭結束後其與國民軍的關係，便要看國民軍是否肯給農民以團結的自由，及免除苛捐雜稅懲罰貪官劣紳等。國民軍如若不能適應農民的要求，不僅維持不了「馮爺」「佛爺」的信仰，也許會至於「吃老百姓的虧」，——這都是極明顯的理論與事實了。這些理論與事實，正是鄉村裡廣大的農民群眾，判斷對國民軍的關係之關鍵；同時，亦是國民軍自己表現其政治性質時一件要素。國民軍既不能組織或促成甚而至於表示贊助一個國民政府，而必須在北京城內組織各種形式的內閣；這許多許多的內閣，在目前的農民階級還可以稍為放任與容忍，但是農民的政治自由（集會結社言論）與經濟利益（廢除苛捐雜稅等），卻不能放任和容忍了。

　　（原載《政治生活》第62期，署名：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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