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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革命的全國戰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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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當國際帝國主義者壓迫一次中國的民族運動(如「五卅」事件),與國內軍閥舉行一次內亂的戰爭(如反奉戰爭)以後,我們便要提到民族革命的時期成熟問題。我們提起這個問題,是根據於列寧主義,根據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民族革命問題之理論與實際。具體的說,我們要討論民族革命成熟時期的條件。我們怎樣根據列寧主義呢? 列寧說: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的帝國主義制度內,各種矛盾衝突的發展之結果,無產階級革命首先爆發于某一國,不過是世界帝國主義的戰線,首先在一國破裂罷了,不過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線,首先在一國建築起來罷了。 同樣的理論與實際辯證到民族革命。所以我們以為,中國民族革命成熟時期的條件將是這樣:一方面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勢力崩潰,其前線破裂;而另一方面,民族革命的全國戰線,能夠統一的集中的建築起來,組織完成。 我們現在要求民族革命的全國戰線,然後才敢相信民族革命成熟時期的不遠。 我們不應當惑疑現在政局之紊亂與遲緩;反之,這種紊亂的現象正表示舊政府的末運,而民族革命的新政治戰線尚未建築起來,正是遲緩的原因。革命是最大多數的、普遍的、統一的、集中的民眾所組織之動作。民族主義的革命當然要從帝國主義鎖鏈最脆弱的地方破圍而出,從國內軍閥官僚最弱的時期,開始爆發。但在這裡要先有革命的雄厚群眾勢力之浩大集合。目前革命的實際問題,應當是追尋這條大道而工作。 京津戰爭時,國民軍軍力之不集中與遲緩,並不是一件奇異的現象,而重要的事實乃在於日本帝國主義尚扶持李景林,及結果國民軍得農民之援助而獲勝。郭松齡現在尚未能驅走張作霖亦不是不可解的事,日本之進兵滿洲引起民眾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更進一步的認識,卻是有大意義的。吳佩孚與李景林、張宗昌之聯絡,及長江流域軍閥之變化,就是無足怪的,在他們只表演些直奉兩系的悲歡離合,在革命勢力下愈入於末路。至於北京城內的組閣補閣或攝閣,更無關於大體;那只是所謂實力派在革命民眾前表現其政治性質而已。 在革命民眾之前,目擊與身受的嚴重事實問題乃是:日本對於滿洲的野心;列強對於滬案的混騙,與挾抗關稅會議的抵賴行為;上海總工會尚未恢復,孫傳芳對江浙的民眾格殺勿論;蕭耀南壓迫武漢的市民;北京鹿鐘麟依馮玉祥禁止民眾運動——這是民眾自己的事,這是關係於革命要討論的每日的問題。民眾的勢力要從這些問題裡發展出來,民族革命的全國戰線,要建築在這些問題上。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走到步法錯亂的現象,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夕,這是列寧告訴我們的;依目前混亂的政局,我們就要振作預備於中國民族革命之前夕裡了。 (原載《政治生活》第62期,署名:士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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