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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逝世後反革命派之論調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國民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于十二日九時三十分離開了他所創造的民國,他所領導的群眾,和他誓死擁護以求實現的主義而安靜的長臥了。這個可悲的消息傳到民眾中間,我們只聽見民眾的哀號與悲泣,共同傷悼革命指導者之去世。在受軍閥蹂躪,帝國主義侵略,而國民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國,突然失去艱苦卓絕,百折不回,領導民眾打倒軍閥的打倒帝國主義的中心人物,這是何等重大的損失,對於革命的前途自然有不少的影響。但中山雖死,中山的主義仍存,中山雖死,卻給我們留下「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口號,中山雖死,卻遺留下「國民奮鬥」、「國民救國」的最後的慘痛呼聲,民眾只要本著孫先生的遺命,抱著他的主義,努力奮鬥以求達到孫先生刻刻不忘的「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中國的革命仍然可以成功,民眾仍然得救,孫先生之死也就無損於中國的革命,而孫先生也就真可「瞑目於地下」了。所以民眾一面悲悼孫先生,一面更要在孫先生所遺留的革命的鮮明旗幟之下團結起來,努力奮鬥,以求革命之成功不要因孫先生之死而氣餒。

  然而在舉國民眾同聲哀悼的聲中,在國民黨更負有重大責任的時候,在民眾更應團結的時候,卻有極少數甘為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當走狗的反革命墮落分子,誣詆孫先生的行為,製造破壞革命的國民黨的空氣,以實行欺騙人民,引導人民趨向反革命的陰謀。我們為革命的前途,為中國民族解放的前途,對於在哀悼聲中發現的謬論,不得不「辭而辟之」。

  謬論中較為普遍的是預言國民黨的分裂。但這件事是不值得重大的注意的。因為國民黨是個有主義的政黨,凡是信崇這個主義的都必然的要在這個旗幟下面奮鬥。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的黨,凡是要革命的都必然的要在這個組織裡共同工作。國民黨是以打倒軍閥的、打倒軍閥背後的帝國主義為目的的,凡是要想達到這個目的的都必然的要在這個黨內集中。所以國民黨員只是要願為孫中山主義奮鬥,願意作革命工作,願意努力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他在國民革命成功以前,無論何時都是國民黨員,必定集中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決不因孫中山之死去而分裂。

  反過來看,假使國民黨中的分子並不真實信仰孫中山的主義,並不真要革命,並不是來做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事業,這種分子在國民黨中是有害無利的,也是國民黨所應該排斥的,孫中山死了,他沒有招搖的招牌自然要脫離,就是孫先生不死,也是要驅逐他們的。這投機而不革命的分子從國民黨分裂出去,使國民黨成為真正革命的黨,這與國民黨絲毫沒有損失,正是國民黨革新的好機會。

  從這樣看來,無論國民黨不能分裂,即使分裂,也不過是不革命的分子,國民黨的敗類,這種分裂不惟不能影響國民黨,反轉足以堅實國民黨。關心國民黨的人不必憂慮,破壞國民黨的人也不必高興。

  還有些人說國民黨要分成共產黨與非共產黨,這簡直是不合邏輯的話。共產黨有他自己的黨,何必要來分裂國民黨。國民黨要分裂也不過是分作信崇孫中山主義實行革命的黨,和不革命而想接近軍閥的墮落分子的集合。

  除此以外,還有最足迷亂民眾而我們不能不痛駁的是在孫先生逝世之翌日,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上所發表的謬論。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悼孫文氏》,但除了在首段用了「悼惜」末段用了「悲悼」四個字而外,全編都是痛駡,找不出絲毫「悼」的意思,並且在「悼惜」之上還加了「相當」兩個字,在「悲悼」之下,連忙接上一個「責備」。這樣何苦要說「悼孫文氏」,乾脆就說「罵孫文氏」豈不痛快。在哀悼文中罵人,簡直是「失禮」與「侮辱」,表示自己手段卑鄙,人格低下。

  孫先生是創造民國的元勳,這是三歲小孩和萬惡軍閥都是承認的,該報偏偏說「社會秉公平之心,因此徹底(?)之革命,仍不惜奉孫以為首功,而孫遂亦居之不疑」,好像還要否認。試問人民革命的思想是不是孫先生灌輸的,屢次革命的運動是不是孫先生党人造成的。那時他們的首領梁啟超正在大倡保皇,難道創造民國的功勞還數得到他們研究系嗎?他們對於投機成功的段祺瑞都要恭維他「再造民國」,對於孫先生的創造民國還不肯完全承認,可見該報智識比三歲小孩不如,而險毒卻在軍閥之上。

  孫先生是以徹底革命為惟一目的,該報認為「徹底」的辛亥革命實是不「徹底」的。在研究系進步党助袁世凱為虐的時候,孫先生看清了袁氏帝制自為野心,所以要二次三次革命,這正是要根本剷除舊勢力,達到徹底的革命。後來幾次北伐都是為達到同樣的目的,何嘗是「黨同伐異」,又何嘗僅以「袁一人為目標」?孫先生屢次要用武力實行徹底革命正是要打倒袁之背影,即是軍閥,官僚……和陰謀派的濫政客——研究系。

  孫先生是無私怨無私仇一秉大公的;與他的主義表同情就引為朋友,違反他的主義就是仇敵。段祺瑞聽他的話召集國民會議,他就贊成,召集不要人民的善後會議,他就不贊成。他是以主義為標準而利用人,不像研究系做官騙錢為利用的標準。他不肯賣國,不肯借外債,不得已使廣東人民增加了一點擔負,即使廣東人有「餘恨」,總不至像北政府儘量借外債,儘量把主權送給帝國主義者,使中國人永永不能翻身,使全中國人子子孫孫都「有餘恨」。

  孫先生把中國現狀細密分析,發現了中國的大害是帝國主義者操縱軍閥,這正是給與民眾以「縝密之理智」,民眾根據這種縝密的理智所分析的結果,就有「判斷政治之能力」;看清了中國的病根就有「參加政治的興趣」,知道帝國主義者所操縱的軍閥在中國根深蒂固,就有「奮鬥的精神」。所以在孫中山主義下的人沒有不積極作政治鬥爭的。該報說孫先生僅以「極簡單」之言論,「日灌輸於空洞而毫無成見者之前」,這句話是不錯的,正是要坦白而「無成見」的人才能接受這種恰中中國病根的「簡單」言論,如果有了做官、發財、捧軍閥的「成見」的人當然不能接受。

  孫中山何嘗提倡過共產黨主義,他的國民黨是作民族革命的,民族革命是要全民族來作的,共產黨是代表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工人也是民族中的一部分,共產黨當然可以加入國民黨共同來做國民革命的事業。孫中山即未「提倡」共產主義,也未「利用」共產主義。

  該報這篇謬論的主要意思就是說孫先生「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我們試問擇手段以什麼為標準?孫先生是最會擇手段的,他是以效果為擇手段的標準。他知道完成中國的革命要根本打倒軍閥、打倒軍閥背後的帝國主義。在可以結合民眾的時候就用和平,在和平無效的時候,就用代表民眾的武力。他不一面藉口婦人之仁來反對武力,一面又依附有武力的軍閥。

  總之,孫先生是以完成國民革命為目的的,民眾懂得了他所分析的事實就應當在他的主義之下,努力革命。這些反革命者的論調絕不足以使清白的民眾受欺,正是表示他違反民眾,暗助軍閥。使民眾看穿他的黑幕。

  民眾應當記著孫中山的主義,應當記著他留下的「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者」的口號,記著他最後喊出的「國民奮鬥,國民救國」的慘痛呼聲,振作精神努力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掃除反革命的惡勢力。

  附注:這篇文後半多引用北京晨報原文,讀者請與三月十三日該報對看。

  (原載《政治生活》第33期,署名: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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