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會議之理論與其實際|趙世炎

國民會議之理論與其實際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

　　中國人現在需要一個德謨克拉西的人民會議。這個德謨克拉西會議必須由人民的團體自己組織而成，經過領導民眾運動者之號召。會議的目的是在解決目前之時局，建立一種擺脫帝國主義者羈絆與軍閥的操縱之獨立中國的政治。這個會議為我國歷史所未有，在世界史上亦找不出相同的形式來，其原因是我國現在的經濟與政治狀況所形成之半殖民地地位，非歷史上任何事實所可比擬。而且這種會議的運動，在現時尤有兩種特質：第一，這是革命的；我國民眾現在兩重壓迫之下，絕離不開革命之立場；其次，這是給與大多數人民做合法的公開的政治運動之機會。

　　作者在這裡所說的德謨克拉西會議，自然就指的是目下所說的國民會議，而在我國半殖民地地位的實際狀況上，現在需要社會各階級的合作政治運動，所以國民會議之內容與其目的應是德謨克拉西的，無容諱言。我們分析現代中國之經濟與政治狀況，明明看出大多數的人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倒向軍閥與帝國主義聽其統治，易言之即倒向軍閥仍維持封建制度之現狀；（二）或是看清了現狀而急起直追以順應民主主義的潮流，企圖獨立與民治的中國之建立。我們一方面固然痛恨軍閥之統治竭力遏止人民的政治運動，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告訴民眾以什麼是民眾的權力：民眾的運動進了一步，統治者的囂張就會退一步。在現時的政局狀況下，很明顯的是民眾政治奮鬥之機會，廣大的社會各階層民眾，必須依照各自的經濟與政治地位而在這個時局中戰鬥。

　　二

　　國民會議之理論的基礎是什麼呢？

　　我們首先當認定國民會議之本身仍然是一個國民革命的口號。這個口號在實際的政治狀況中，同時又是一種公開的合法的民眾政治運動，其目的在號召社會各階層群眾之廣大的覺響；而口號的本身民眾化之結果，成為民眾自己的呼聲，民眾自己的政治勢力。我國大多數人民消極順守於封建循環政治之下，到現在亟須有民眾自己的政治要求，而國民會議是解答這個要求的目前適宜方案。

　　把國民會議當做國民革命之口號，是由於目下國民革命運動有一個發展可能的新局面，而號召革命運動者必須提出民眾發展之具體的方法。這個新局面是客觀的，其發展可能性是建築於兩種客觀事實上：（一）帝國主義者由協同而至於衝突，由衝突而至於分立；（二）軍閥之勢力由對抗而至於爭鬥，由爭鬥而至於分化，由分化而至於崩潰。但這個新局面固有引導國民革命運動進展以致成功的可能，同時也有因基礎民眾勢力不備，戰鬥不力，統治階級壓迫或反革命與妥協傾向發展而致失敗的危險。因此而我們向民眾提出政治之具體方案，使民眾由歷來躲避在兩重壓迫下的地位而勇於站在起而過問政治的地位，是把國民會議當作口號之最近目的。這個目的惟有革命黨才配採用，靠武力掌握政權者為要借招牌撐門面而以製造擁戴機關為最後手續的，不僅不配採用，且與國民會議之真義正站在反對方面。因此而在現時以國民會議為對民眾下動員令之時機中，倘若不辨析國民會議之真義而只籠統以解決時局問題作宣傳者，其結果是只替統治階級製造民意，陷於戰略上的錯誤。

　　帝國主義者間的衝突是綜合許多事實所表現的國際之痕跡。這些痕跡本沒有一定的形式，特別是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之宰殺場裡，極盡變動之能事，由帝國主義者自己依照時機，隨意運用。但在行動上的表現，沒有任何一種形式不是屬進攻之方略的，只因進攻有遲緩之不同而外表遂有客觀的積極或消極之異。列強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現在已經過三種形式，同時也就是經過三個時期，而現在是在第三個時期中。這三個時期就是：瓜分、共管、分立。分立形式之所以成就便是由於帝國主義者間自身之衝突，而在連續的三個時期中之所可以分劃的是由於帝國主義者政策之表現，實際上他們——帝國主義者——無一日不衝突，無一時不相互矛盾，而造成最後的目下之形勢。帝國主義者為什麼必須有衝突呢？為什麼有最後的目下之形勢呢？客觀的物象事實告訴我們：帝國主義的發達與資本主義之發達一樣，而且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峰之結果；按照資本主義之必然的程序是由發達而至於矛盾，而至於崩潰，而自掘其墳墓；帝國主義亦因發達（強暴侵略殖民地）而至於衝突，由衝突而至於分立，因分立而繼續衝突，以至於死！誰能叫它死，把它撲滅呢？這就是各工業國的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及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眾之革命。

　　中國的農業經濟養成了封建軍閥階級之循環統治，並且使這個階級逐漸壯大，同時亦逐表現社會經濟與政治關係之複雜。這種複雜狀況在現世界上是無可比擬，從完全奴役的非洲美洲黑種民族之社會經濟與政治形式到帝國主義用進步方法統治的印度和菲律賓，都沒有與中國相同的。近東諸國雖有較為近似的國情，但其內國狀況亦不如中國之複雜。然而便是在這裡，帝國主義之侵略發現了它的矛盾點。這個矛盾點由兩方面看出，我們若以辯證的形式說起來就是：農業經濟之破產是必然的，但帝國資本主義之侵略是矛盾的；另一方面，扶助軍閥以建立統治是必然的，但扶助之利益本身因有衝突而是矛盾的。現代中國之經濟與政治狀況，即建築在這種客觀的矛盾物象與人為事實上。

　　我們之所謂國民革命的新局面與適合於此新局面的具體方案，便是從上面所說的客觀矛盾事實辯證出來。在資產階級的學者或小資產階級的玄想家，也許要否認此論，以為我們沒有附和他們的「內政不修，不足言禦外侮」之主張，以為我們「太看重物象經濟」或「妄用哲學」，其實這都是他們的恐怖之論！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之社會政治見解，沒有一件不從客觀的事實辯證出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之革命戰略，從沒有站在抽象的毫無事勢基礎之空論上。

　　三

　　以國民會議作解決時局之方案而最早向中國民眾提出的是誰呢？這就是當去年北京政變（曹錕使馮玉祥趕走黎元洪）而賄選成功後曾發表召集國民會議為解決時局主張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屢次向全國被壓迫民眾提出政治奮鬥之方法與出路，而這次複響應中國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之號召，並提出了十三條具體的方案（見《嚮導》第九十二期及本報第二十四期）來，這些條之中所包含的，除開帝國主義者與其走卒軍閥官僚外，沒有人應該能夠反對一個字。我們以為：國民會議此後之實際問題，就是中山先生所號召的九種社會階層之人民團體（尚應加婦女界與新聞界）怎樣按照這十三條要一字不讓而作奮鬥的問題。

　　國民會議既是各階級合作的解決國是之一種形式，所以各階級都有其利益之實際。我們把這些實際正確地指示出來是必要的。離開了這些實際問題，各階級便會走錯參加國民會議的希望之路。

　　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本是國民革命的主要生力軍，按照它的最後目的，一個國民會議固然不足以滿其要求。然而中國工人受壓迫的原動力是出自帝國主義與軍閥，而力量的薄弱與階級勢力之不雄厚是由於中國的工業歷來被阻礙發展而工人之經濟生活形式尚不集中。其次工人失業的團結自由現在所以沒有，是由現政治之不容許，許多實例很足以證明，而現在實有積極的參加各階級民主主義奮鬥之必要。因此而國民會議能給與工人階級的：第一是政治發展之機會；第二是經濟的奮鬥與團結罷工自由及勞動保護與教育等的明顯的要求之取得，使工人階級有公開的戰鬥地位，擺脫半殖民地被壓迫在最低層之痛苦。

　　在占大多數人口的農民中，農業經濟破產之根本原因是帝國資本主義的侵略，而現在生活困苦災荒頻仍之現象乃由於中國混亂的政局所賜與。農民在中國各社會階層所占的地位是遠於政治而忍於壓迫，但現在時局所給與農民之機會，正是可以發展的關鍵。在農民中，有許多具體的實際問題，如：賦稅及一切雜稅，土地與佃租，農業品價格，兵災匪亂，農民的教育，自衛的組織……等，都是很迫切的要求。現在國民會議口號下，以占大多數人口之農民，正有一個可以進展接近於政治要求之良好機會。

　　在工農階級之外，於社會經濟上占重要地位的要算工商業階級了。依中國近數十年的工商業發達史看來，我們可以肯定說：惟有抵制列強的經濟侵略才能得真正的工商業之發達。目前為國民會議口號之一的收回海關，便是工商業階級切身利害之所在。工商業階級此時如有覺悟進而作政治的要求，其結果是占在最有利益的地位。本來在民權中市民階級之受剝削，是由於封建政治及其依託的帝國主義之壓迫所造成，反抗這個壓迫的主要原動力，在工商業階級本負有重大責任。而且工商業階級本已有團結及合法的社會地位，惟在政治下受壓迫與各階級同，而現在正是解除這些困難，且力求進展之機會。但是這個機會必是與各階級提攜的，工商業階級單獨也得不到。

　　除此以外，在社會經濟上沒有形成為整個階級的，還有知識界、兵士的隊伍，以及非社會職業結合而為政治性之普遍集合，或地方集合的團體等，處於目前政局中，各有其政治利益之必須的要求。知識界之主要的失業問題與青年求學問題，依照過去的事實證明，沒有人不承認與政治現象切膚相關。廣義的說起來，社會各階層中知識界之內容異常複雜；但依職業論，則各自有其地位。這種社會地位，特別是教育界，歷來被認為有重要作用之分子，其在目前的責任是不可放棄的。半殖民地的知識界，依照經濟狀況所產生之文化程度，還應該是革命性較重之社會成分，更按中國過去現象引證起來，也合於事實。所以在國民會議之途徑上知識界占了三種的集合。同樣的情勢在社會其他各階層中，莫不有密接于國民會議之政治與經濟的利益之需要。從遊民土匪的問題到遍滿全國的職業兵士之生計問題，都共同追起國是解決中之一部分或幾部分的需要。

　　中國社會各階層在未來國民會議的希望路途上，都各自有其實際的立場。國民會議之所以為各階級之合作形式，是產生於這些實際立場之上的。然而民眾不自動，不自要求，不自認國民會議為根據經濟與政治現狀解決時局之適當方式，其結果不僅是各社會階層所受之壓迫是繼續的，且將至於國家淪滅，民族墮亡！

　　四

　　我們始終所不當忘記的是，國民會議之本身是一種革命的口號。因為：（一）在未成功以前也可以說，姑無論成功與否，這是號召民眾之真切的標語；（二）這個標語用於民眾，也發生於民眾之號召者，絕不是禦制的會議，即使統治階級有意弄成欺騙民眾之工具，而民眾應當從早鑒別，以實力為後面。因此而關於國民會議組織問題之為引起疑問或糾紛者，全隔於一種自縛的錯誤。

　　按照中山先生所號召的國民會議之組織法，其可能性是擺在民眾面前的，只看民眾能否使用這種可能性。中山先生與其所代表的國民黨固然可有一個建國的程序提在民眾之前，然而民眾不自動，任何的程序都歸於無用。關於國民會議組織問題，現在似乎已有幾種觀念：頭一種是思想一些片面的事實，或根據一些抄襲歐美資產階級之法理觀念，來胡亂猜疑評論的；第二種則是發源於一種懶惰的心理（這種情形在國民黨內部也有），或者也可以說並不懂得，因而要想免避糾紛，不肯討論。實際上則是：組織上之糾紛從何而來？大多數人民還沒有組織，又何從說到糾紛？國民會議是今日或明日就可以成功的麼？中山的宣言明明說國民會議必有其預備會議，而且這個預備會議須趕快召集。中國共產黨更主張由此預備會議產生臨時國民政府，號召全國的惟一政府，為挽救帝國主義者分裂中國之重招而成立，並依賴各階級的民眾勢力及與帝國主義尚無確定關係的武力之擁護而存在。贊成國民會議者目下所應先贊成的就是這個預備會議；要討論國民會議組織問題者，請先討論預備會議之組織並怎樣趕快召集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在中山的宣言已有其原則與具體方案。這些原則與方案已得民眾之諒解與接受，而此後落到實際問題上，只是如何去補充與定成。

　　同時在民眾方面的諒解與接受已有一個極明顯的反證，這個反證就是大家對於所謂善後會議之不諒解與不接受。但善後會議畢竟因此而不能成功麼？這並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我們在實際上固可以反對善後會議，也可以說必須反對善後會議才能有主張預備會議之立場。但我們應該真實努力的是預備會議之正面宣傳與其預備。另一方面，我們也很可以判斷善後會議之能否成功，與判斷國內軍閥在目前是否有完好統一政治局面之可能一樣。大多數的被壓迫民眾應該不要懷疑；從袁世凱到吳佩孚，所有的軍閥政治都沒有統一和平之可能；從鴉片戰爭到臨城案件，帝國主義者之內部時時實現衝突，瓜分不行共管不成而現在分裂中國之形式亦尚未完全成就；逼到大多數被壓迫人民之目前的問題，只是如何組織民眾隊伍，如何發展民眾勢力，如何戰鬥。大多數被壓迫民眾在不懷疑之後所應記識的標語是：勝利產生在我們戰鬥以後！

　　（原載《政治生活》第26期，署名：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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