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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什麼道理，解放以來的各次運動中，我都被認為反對魯迅，特別是文化
大革命中，成了極大的罪狀，受到了不同尋常的懲罰。這完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我同魯迅有點認識，見過也不只一面，既沒有當場面紅耳赤地吵過架，也沒有
針鋒相對地打過筆戰，反對魯迅的說法，真不知從何而來?
1927年10月，魯迅從廣州來上海，住在閘北、虹口交界的橫浜橋相近的
景雲裡。有一次我在內山書店看見了他，這是第一次識荊。那時內山書店還在北四
川路一側，也是橫浜橋相近的魏盛裡，一幢石庫門的住家房子，在客堂間裡擺開了
幾架書架和鋪開了一個書攤，陳列著日本來的書冊。我有時也去那裡跑跑，看看有
沒有要買的新書，同老闆內山完造到以後才認識，這時只是個普通的過(或顧)客。
魯迅的相貌，因為在報刊上看到過照片和畫像，所以一見就認出來了。他穿件青布
灰答答的長衫，沒有戴帽子，頭髮長長的，臉孔黑黑的，有點憔悴乾枯樣子。我沒
有跟他招呼，不想冒昧地打攪他，他對我當然毫不注意。
不久，由陶元慶兄的慫恿，並由他陪同去拜訪了魯迅先生。當時魯迅已經很有
名望，去晉謁拜訪的人很不少，我不願被認為是因為好奇而去看他的尊容的那些好
事之徒，也想不出有什麼問題要去求教於他，所以沒有勁。陶元慶同魯迅是很熟的，
在北京時就相結識了，一直受到魯迅的愛重。他為魯迅的書作封面作裝幀的設計及
畫圖，很得魯迅讚賞。在元慶口中，魯迅同他是很親熱而接近的自家人，去看望一
次正同走鄰舍串門子一樣平常。
陶元慶同我是在台州的浙江省立六中同事而相識的。其時學校裡發生風潮換校
長，新任命了北大數學教師，法國留學回來，也是台州人的陳藎民去當校長。他從
北京帶了一批教員去台州接任整頓，陶元慶也是他所邀請的一個教師。我是在杭州
半路上加入他們這一夥的。那時浙江省的教育廳長計宗型(仰先)是我在嘉興讀書時
的校長，由他介紹我去六中試教。那時，我剛從東京高師畢業回來，此後的行動方
向未定，到台州去一方面是試行做做教師，一方面是出碼頭增長點社會經驗，不是
存心認真教書的。實際也只教到暑假為止，說半年其實不過三個多月，但同陶元慶
倒很投機了，甚至放暑假回來，他還特地邀我到他家裡紹興去玩了一天，但因為天
雨，什麼地方也沒去成，卻總是我第一次到過紹興了。是走水路坐烏篷船去的，下
雨天關艙下篷，水鄉的景色一點也沒有領略到。
後來在上海重逢了，是在江灣立達學園。元慶在那裡擔任藝術專修科的教師，
我在那裡盡義務教幾點鐘數學，兩人雖不住在一處，但經常見面。也因為元慶的關
系，而相識了他的好友許欽文，許是魯迅的及門弟子，兩人在北京時是經常出入於
魯迅家門的熟客，因全是紹興同鄉。元慶熱心鼓勵我去拜訪他們的老師魯迅先生，
不知是什麼緣故，也許他看我也偶然寫寫文章，讀讀文學作品，談談文學藝術，而
且還想寫作編書，因而可以去向魯迅求教一番，但他也沒有對我講到這個用意，我
也竟還想不到此，因為我這人本來不聰敏的。實在有點笨拙。
他領我到了景雲裡，很熟門熟路地不打招呼就推門進去，他當然不是第一次來。
我跟著他走進去，也不見有人來理睬。那時，屋子裡好像有不少人在，魯迅被包圍
在中間，周圍好像全是些年輕小夥子。陶元慶走過去同魯迅說了話，並把我向他介
紹了，我站在一旁向他點頭致意，他也沒說什麼，我也沒有一句初次見面的應酬話，
比方「久仰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一見原來如此」之類，大概因為他跟元慶很熟，
就「熟不拘禮」，就一味忙著自己正在進行的事情，繼續同小夥子們熱烈交談，沒
有顧到別的。元慶就退了出來，伴著我在房間裡東看看，西望望，之後就失望無聊
地不告而別，逕自回了出來。元慶對於這次拜訪毫無收穫，而且為我們受到的冷淡，
非常氣憤，十分不快，竟自說了些失敬的話：「這老頭糊塗透了!」等，好像他是很
受了委屈，他同去的朋友沒有受到禮遇，即是他受到輕蔑，有點忿忿不平。他不知
道，這樣的隨便，正是表示他們關係的親密，而不是失禮，但元慶覺得對我抱歉了，
幾次表示這種意思，不知道我對於世俗的禮節本來也不介意的，並不曾感到什麼不
好。不過以後我就沒有再去拜訪過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比我年長19歲，是我們的父執師輩的人，和我在嘉興讀中學時的國
文老師朱宗萊，同是章太炎的弟子。朱宗萊號蓬仙，是個跛足，人稱「跛仙」，也
在日本讀過早稻田大學。那時章太炎先生在《民報》社為他們八個人特別於星期日
開班講授「小學」，講許叔重的《說文解字》，所以照舊習慣講起來，魯迅應是我
的師伯了。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事，後來看了許季市和周作人的回憶文章才知道。
那時我只知道魯迅同夏丐尊一樣，在杭州兩級師範任過教職，他們是同事，而且夏
丐尊也去過日本，可能很早就是朋友了。丐尊先生在立達學園和暨南大學任教職，
我們是一道的，他是老一輩的先生。日本學風是尊敬「先輩」的，因而對魯迅我也
懷有些敬意。對於這一次的拜訪，雖然感到有點特別，但是沒有什麼反感，並未影
響我對他的尊敬。
隨後我同邵洵美編《金屋》月刊宣揚唯美派頹廢派的不健康的文藝思想，在月
刊上也寫了點對《呐喊》的讀後感之類的文稿，不好算是什麼文藝批評。我不是學
文學的，根本不懂文藝批評是怎麼回事。這些篇什批評《呐喊》的稿子相當長，而
是認真地對於書中每篇作品，都說了幾句話。其中有一個主要論點，認為魯迅這位
作家，是有點精神病的，說他的《狂人日記》及其他的幾篇作品中，都有這種徵兆，
這種現象。這是他的一個特點，當然不是說完全患了某種精神病，只說在某些地方，
有這種徵兆。
這種看法，可能我稍稍看了點弗洛伊特的變態心理學得其皮毛，應用到文藝批
評上來了。受到這種影響，做了點模仿，以為是一種時髦的新鮮的東西。當時自以
為是具有獨特的見解而沾沾自喜，這只表示我如何淺薄，但也沒有什麼輕慢、污蔑
這種作品的意思，其實，平時把這些想法講出來時，反而是很有人贊同的，並且還
進一步說，「凡是一個偉大的作家，都有點神經病」。他們都會被世俗之見認為是
怪人、畸人，不合時宜，癡子乃至狂人。作家也必須有點狂，才能顯出他的才氣橫
溢，不同流俗。因之，我的這種精神病的想法，在他們看來是成了讚美頌揚之辭了。
魯迅本人也許沒有看到過我寫的這些讀後感，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提到過。
《論語》半月刊的出版，因林語堂等的努力，得到暢銷的成果，擁有廣大的讀
者群了。魯迅是反對《論語》所取的那種態度的。以為旁敲側擊，講幽默諷刺來表
示點不滿不平是不夠革命的，而且是小罵大幫忙，反而有利於反革命。雖然魯迅也
曾為《論語》寫過幾篇文章，但反對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他一慣蔑視邵洵美，但
又肯為邵洵美辦的《論語》投稿，這種做法，為別人所難以理解。我認為這倒是魯
迅的正確做法。他是個自由人，自由地寫他自己意思的文章，只要能發表以宣揚他
的言論，這就好了。至於在哪一個刊物上發表是不重要的，至少也只是次要的。只
要刊物能為他發表言論服務，就好。所以刊物銷路大，讀者多，他可以認為更好。
那時我自費出版了一本《文壇登龍術》，承他以葦索的筆名在《申報·自由談》
上發表了《登龍術拾遺》一文，說：「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陪嫁錢，作文學資
本……」意思是邵洵美娶了盛杏蓀的孫女為妻，得到豐富的嫁妝，用了這些錢來開
書店搞文學，躋身到文壇上來，是卑鄙可恥的。邵洵美參加了新月書店，同徐志摩
友好，新月這一班人原是從北京來的，有許多原來是魯迅的冤家對頭，也許因此遷
怒邵君，也把他作為敵人了。邵洵美和盛佩玉的結婚，只是中表聯姻，並且也沒有
什麼豐厚的嫁妝，所謂妻財一節，乃是想像出來的不實之辭。
恰好我看到日本的《改造》雜誌上刊載了他的三篇一組的雜文，譯了一篇《談
監獄》給《人言》週刊登載，原不過想借重魯迅的大名來為刊物招攬幾個讀者。當
時魯迅的文章，在國內極為少見，有號召力。在譯文前面寫了一段附白，交代文章
的來歷。不料編者郭明(即邵洵美)在文章後面加了個注。附注裡說「魯迅先生的文
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這一項注文，
大大觸怒了魯迅，他當做也是我所寫的，於是我就被叫做邵家幫閒專家，而且認為
「提出軍事裁判是極高的手筆，其中含有甚深的殺機，並且見到了豪家兒的鷹犬，
向權門投靠之輩，是怎樣的陰險了。」同時他還寫信給鄭振鐸申訴，說章的為人惡
劣等等。
他指責我為邵家幫閒，好像在先早已有過，我覺得是毫無意義的空話廢話，沒
有道理。邵家此時似已算不上什麼豪門權貴而是已經破敗了，邵洵美也夠不上紈絝
浪子，雖然他家裡人也的確叫他「大少爺」，那不過像周樹人家裡人叫他「大先生」
一樣，是長子長孫罷了。所以說我們交朋友是幫閒什麼，全是無稽之談，不會使人
感到什麼痛癢的。
這些事情，我當時全不知道，也沒有多餘時間去關心這種閒言閒語，而且不久
之後我就離開上海，回到鄉下，想找尋點安靜。那時上海是這樣的一片混亂，我實
在怕廁身其間了，我的戰鬥意志、鬥爭性是很薄弱的。
這些事情原來我沒有這樣清楚，是全虧得魯迅的《准風月談·後記》有第一手
材料原原本本記錄著。我相信這些記錄全是真實的。我以前一直沒有看到這本書和
這篇後記，所以在1935年離開上海以後，還是什麼都不知道，雖然也聽到些風
說，實莫明其究竟。只是到了最近幾年，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遺留下來的，復旦同
上海師大兩校中文系合編的那部《魯迅雜文選》上下冊裡的注釋和這些後記，才明
白是怎麼回事。
我離滬回鄉後，在嘉興中學教了書，移家住在學校附近。過了一年多些，在報
紙上看到登載的魯迅先生逝世的新聞，萬國殯儀館裡吊客盈門，我既屬過後方知，
也就不可能去上海弔唁、執紼，這樣就輕輕易易地與魯迅先生永別了。對於這位先
輩和師伯，是永遠沒有辦法向他說明這些歧誤，以解冤釋怨了。我想不到他的這種
怨忿是如此之深，甚至於要向鄭振鐸去申訴。但我奇怪他為什麼不向夏丐尊、章錫
琛這幾位他的紹興同鄉去說說呢，這兩位同我見面的機會，要比鄭振鐸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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