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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米千字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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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到抗戰時候的寫作生活。所有在大後方的文藝人,沒有一個能例外,都是窮得買不起鞋襪的。有些人教書,有些人當不被重視的公務員,有些人乾脆打流浪。我還好,兼做新聞記者,多少有些固定的收入。吃的是平價米,那是征買來的糧食(提到此,讓人永遠不能忘了四川人),分配各團體機關,再以極廉的價錢,配給薪水階級人物,所謂平價是也。其實,談到平價,等於白給。因此,米是古人所謂「脫粟」,僅僅是去了糠。砂子稗子穀子,總不下十分之一,我吃飯為挑去這些東西,時常戴起老花眼鏡來,其苦是可知的。穿呢,由入川起,三個年頭沒縫一件小褂子。住,就是那茅屋了。行,這是比吃平價米還要頭痛的事。重慶市是山城,無處不爬坡。馬路也是在高低不平的山梁上建築起來的。 文藝人沒有人能坐得起車轎,而且在重慶,也不忍心去坐車轎。石達開說的話,「萬眾梯山似病猿」,可以形容這一個輪廓。人力車夫拉上坡,頭就和車把靠了地。轎夫上坡,氣喘如牛,老遠就可以聽見。這樣,只有擠公共汽車。城裏的汽車,擠得窗戶裏冒出人來。下鄉的汽車,甚至等一天,買不著那張汽車票。南溫泉到市區十八公里,還要過一道長江,十次至少五次我是步行。為了爭取抗戰的勝利,並沒有誰發出怨言。可是當我們到疏建區,看到闊人新蓋的洋房,在馬路上看到風馳電掣的闊人汽車,看到酒食館子裏,座上客常滿,就會讓人發生疑問:一樣在「抗戰司令台」畔,為什麼這些人就不應該苦?這樣,文藝人站在他自己的立場上,呼籲出改善生活來。 在民國二十九年以後,文字在大後方,開始有點兒出路了。除了報紙收買稿子,也有些刊物出現。寫文章的人,所謂改善待遇,當然以提高稿費為唯一的目標。於是由在桂林的文藝人發出了呼籲,要千字斗米的稿費。若在戰前,江南的米,不過是十元以下一擔。小都市里,四五元就可買到一擔米了。一斗米的價值,不上一元錢,這種要求,可說是極低。可是大後方的糧價,始終是漲得太凶的,在我們要求千字斗米的時候,重慶的米,已經超過了一百元一鬥。 不過川鬥和普通市鬥不同,它是三十二三斤一鬥,一鬥等於兩市鬥強。折合下來,一市斗米,也需六七十元。稿費怎麼樣呢?最高的稿費,沒有超過十元。一下子要把稿費漲上去六七倍,這是不可能的。我還記得,在抗戰勝利接近的前夕,重慶最好的紙煙華福牌,是每盒一千元,而打破紀錄的特等稿費,也是每千字千元。那就是說寫一千字,只好買盒紙煙吸吸而已,而這還是特等的,稀有的。自此以下,那就不必提了。因此,千字斗米運動,只是一句口號,絕不曾實現,而文人也就為米焦碎了心。 四川很少麥糧,除了米,就是苞圠(玉蜀黍)、紅苕(紅薯),及少數的高粱。而這些雜糧,只有鄉下有,市上不大多見。所以當時的文人,都是為米而奔波。若是一個光杆文人,那還無所謂,在重慶還不難每日混到兩頓飯。若是有家眷的文人,這就難了。我們在長途汽車邊,在輪船碼頭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穿破爛西服或中山服的人,身邊帶著一個米袋子,那就是公教人員帶平價米回家。自然,這包括文人在內。這情形,誰出斗米買一千字呀? 米價越來越貴,千字斗米運動,終於成為泡影。那時,我也就死了那條賣文的心,除了和《新民報》寫著固定的文字而外,把寫稿子的工夫餘下來,看看架上殘餘的幾套破書,或者念「無師自通」的英文,或者畫「無師自通」的畫。再有剩餘的時間,就是和鄰居談天了。抗戰時期,平均每天不能寫到三千字,可說是比較工作輕鬆的時期。假如那時能辦到千字斗米,或許我可以多寫出幾部小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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