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記(1)_張愛玲

一

　　動身的前一天，我到錢莊裡去賣金子。一進門，一個小房間，地面比馬路上低不了幾寸，可是已經像個地窖似的，陰慘慘的。櫃檯上銅闌幹後坐著兩個十六七歲的小夥計，每人聽一架電話，老是「唔，唔，哦，哦」地，帶著極其滿意的神情接受行情消息。極強烈的檯燈一天到晚開著，燈光正照在臉上，兩人都是飽滿的圓臉，蝌蚪式的小眼睛，斜披著一綹子頭髮，身穿明藍布罩袍，略帶揚州口音，但已經有了標準上海人的修養。燈光裡的小動物，生活在一種人造的夜裡；在巨額的金錢裡沉浸著，浸得透裡透，而撈不到一點好處。使我想起一種蜜餞乳鼠，封在蜜裡的，小眼睛閉成一線，笑迷迷的很快樂的臉相。

　　我坐在一張圓凳上等拿錢，坐了半天。房間那頭有兩個人在方桌上點交一大捆鈔票。一個打雜的在旁觀看，在陰影裡反剪著手立著，穿著短打，矮矮的個子，面上沒有表情，很像童話裡拱立的田鼠或野兔。看到這許多鈔票，而他一點也不打算伸手去拿，沒有一點衝動的表示——我不由的感到我們這文明社會真是可驚的東西，龐大複雜得怕人。

　　換了錢，我在回家的路上買了氈鞋，牙膏，餅乾，奶粉，凍瘡藥。腳上的凍瘡已到將破未破的最尷尬的時期，同時又還患著重傷風咳嗽，但我還是決定跟閔先生結伴一同走了。到家已經夜裡八點鐘，累極了，發起寒熱來了，吃了晚飯還得洗澡，理箱子，但是也不好意思叫二姨幫忙，因為整個地這件事是二姨不贊成的。我忙出忙進，雙方都覺得很窘。特為給我做的一碗肉絲炒蛋，吃到嘴裡也油膩膩的，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我把二姨的鬧鐘借了來，天不亮就起身，臨走，到二姨房裡去了一趟，二姨被我吵得一夜沒睡好，但因為是特殊情形，朦朧中依舊很耐煩地問了一聲：「你要什麼？」我說：「我把鐘送回來。」二姨不言語了。這時候門鈴響起來，是閔先生來接了。立刻是一派兵荒馬亂的景象，阿媽與閔先生幫著我提了行李，匆匆出門。不料樓梯上電燈總門關掉了，一出去頓時眼前墨黑，三人扶牆摸壁，前呼後應，不怕相失，只怕相撞，因為彼此都是客客氣氣，不大熟的。在那黑桶似的大樓裡，一層一層轉下來，越著急越走得慢，我簡直不能相信這公寓是我住過多少年的。

　　出差汽車開到車站，天還只有一點濛濛亮，像個鋼盔。這世界便如一個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鋼盔底下盹著了，又冷又不舒服。車站外面排列著露宿軋票的人們的鋪蓋，篾席，難民似的一群，太分明地仿佛代表一些什麼——一個階級？一個時代？巨大的車站本來就像俄國現代舞臺上的那種象徵派的偉大佈景。我從來沒大旅行過；在我，火車站始終是個非常離奇的所在，縱然沒有安娜·凱列妮娜臥軌自殺，總之是有許多生離死別，最嚴重的事情在這裡發生。而搭火車又總是在早晨五六點鐘，這種非人的時間。灰色水門汀的大場地，兵工廠似的森嚴。屋樑上高棲著兩盞小黃燈，如同寒縮的小鳥，斂著翅膀。黎明中，一條條餐風宿露遠道來的火車，在那裡嘶嘯著。任何人身到其間都不免有點倉皇吧——總好像有什麼東西忘了帶來。

　　腳夫呢，好像新官上任，必須在最短期間括到一筆錢，然後準備交卸。不過，他們的任期比官還要短，所以更須要心狠手辣。我見了他們真怕。有一個挑夫催促閔先生快去買票，遲了沒處坐。閔先生擠到那邊去了，他便向我笑道：「你們老闆人老實得很。」我坐在行李捲上，抬起頭來向他笑了一笑。當我是閔先生的妻子，給閔先生聽見了也不知作何感想，我是這樣的臃腫可憎，穿著特別加厚的藍布棉袍，裹著深青絨線圍巾，大概很像一個信教的老闆娘。

　　賣票處的小窗戶上面鑲著個圓形掛鐘。我看閔先生很容易地買了票回來，也同買電影票差不多。等到上火車的時候，我又看見一個摩登少婦嬌怯怯的攀著車門跨上來，寬博的花呢大衣下面露出纖瘦的腳踝，更加使人覺得這不過是去野餐。我開始懊悔，不該打扮得像這個樣子——又不是逃難。

　　火車在曉霧裡慢慢開出上海，經過一些洋鐵棚與鉛皮頂的房子，都也分不出是房屋還是貨車，一切都仿佛是隨時可以開走的。在上海邊緣的一個小鎮上停了一會，有一個敞頂的小火車裝了一車兵也停在那裡。他們在吃大餅油條，每人捏著兩副，清晨的寒氣把手凍得拙拙的，不大好拿。穿著不合身的大灰棉襖，他們一個個都像油條揣在大餅裡。人雖瘦，臉上卻都是紅撲撲的，也不知是健康的象徵還是凍出來的。有一個中年的，瘦長刮骨臉的兵，忽然從口袋裡抽出一條花紗帕子，抖開來，是個時髦女人的包頭，飄飄拂拂的。他賣弄地用來醒了醒鼻子，又往身邊一揣。那些新入伍的少年人都在那裡努力吃著，唯恐來不及，有幾個兵油子便滿不在乎，只管擎著油條東指西顧說笑，只是隔著一層車窗，聽不見一點聲音。看他們嘻嘻哈哈像中學生似的，卻在灰色的兵車上露出半身，我看著很難過。

　　中國人的旅行永遠屬於野餐性質，一路吃過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產，蘭花豆付幹，醬麻雀，粽子。饒這樣，近門口立著的一對男女還在那裡幽幽地，回味無窮地談到吃。那窈窕的長三型的女人歪著頭問：「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麼？」男人道：「是甜的還是鹹的？」女人想了一想道：「淡的。」男人道：「這倒難猜了！可是稀飯？」女人搖頭抿著嘴笑。男人道：「淡的……蓮心粥末是甜的，火腿粥末是咸的——」女人道：「告訴你不是稀飯呀！」男人道：「這倒猜不出了。」旁聽的眾人都帶著鄙夷的微笑，大概覺得他們太無聊，同時卻又豎著耳朵聽著。一個冠生園的人托著一盤蛋糕擠出擠進販賣，經過一個黃衣兵士身邊卻有點膽寒，挨挨蹭蹭的。

　　查票的上來了。這兵士沒有買票，他是個腫眼泡長長臉的瘦子，用很侉的北方話發起脾氣來了。查票的是個四川人，非常矮，蟹殼臉上罩著黑框六角大眼鏡，腰板畢挺地穿著一身制服，代表抗建時期的新中國，公事公辦，和他理論得青筋直爆。兵士漸漸的反倒息了怒，變得嫵媚起來，將他的一番苦情娓娓地敘與旁邊人聽。出差費不夠，他哪來這些錢貼呢？他又向查票的央道：「大家都是為公家服務……」無奈這查票的執意不肯通融，兩人磨得舌敝唇焦，軍人終於花了六百塊錢補了一張三等票。等查票的一走開，他便罵罵咧咧起來：「媽的！到杭州——揍！到杭州是俺們的天下了，揍這小子！」我信以為真，低聲問閔先生道：「那查票的不知道曉得不曉得呢？到了杭州要吃他們的虧了。」閔先生笑道：「哪裡，他也不過說說罷了。」那兵士兀自有板有眼地喃喃念著：「媽的——到杭州！」又道：「他媽的都是這樣！兄弟們上大世界看戲——不叫看。不叫看哪：搬人，一架機關槍，啛爾庫嗤一掃！媽的叫看不叫看？——叫看！」他笑了。

　　半路上有一處停得最久。許多村姑拿了粽子來賣，又不敢過來，只在月臺上和小姊妹交頭接耳推推搡搡，趁人一個眼不見，便在月臺邊上一坐，將肥大的屁股一轉，溜到底下的火車道上來。可是很容易受驚，才下來又爬上去了。都穿著格子布短襖，不停地扭頭，甩辮子，撇嘴，竟活像銀幕上假天真的村姑，我看了非常詫異。

　　火車裡望出去，一路的景致永遠是那一個樣子——墳堆，水車；停棺材的黑瓦小白房子，低低的伏在田隴裡，像狗屋。不盡的青黃的田疇，上面是淡藍的天幕。那一種窒息的空曠——如果這時候突然下了火車，簡直要覺得走頭無路。

　　多數的車站仿佛除了個地名之外便一無所有，一個簡單化的小石牌樓張開手臂指著冬的荒田，說道：「嘉潯，」可是並不見有個「嘉潯」在哪裡。牌樓旁邊有時有兩隻青石條凳，有時有一隻黃狗徜徉不去。小牌樓立定在淡淡的陽光裡，看著腳下自己的影子的消長。我想起五四以來文章裡一直常有的：市鎮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讀書，放假回來，以及難得回鄉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經過那麼許多感情的渲染，仿佛到處都應當留著一些「夢痕」。然而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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