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胡風論詩》劄記(2)_曾卓

讀《胡風論詩》劄記(2)

　　四

　　所以，他反對詩的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或是用使人不懂的奇怪的手法來掩飾內容的空虛和感情的蒼白，或是用繁難的型律或固定的格式將感情束縛得毫無生機……他要求詩應該表達詩人從實際生活中得來的真實的感受和情緒，而為了能更好地表達這種感受和情緒，就要繼承而且發展新詩史上的革命傳統，採取自由奔放的形式，即自由詩的形式。當然，這並不是說詩不需要內在的韻律和節奏。

　　所以，他批判了在當時的火熱的鬥爭中提倡詩人應「冷靜超脫地觀照」這樣的美學觀點，而歌頌為民族為人民受苦受難的獻身熱情（Passion）；反對把藝術送進神廟的「冷靜」美學，而主張戰鬥的現實主義的立場：「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能愛才能文」（魯迅）。他在寫給一位詩作者的信中說：「如果『浮躁淩厲』是對於詩人的鬥爭精神的嘲笑，那我們的詩就應該把這嘲笑的石頭扛著走的。」而且提醒那位作者，不要由於藝術成就上的焦躁而放鬆了在人生道路上的追求。

　　所以，他不贊成單純的「技巧」觀點，他不喜歡「技巧」、「雕琢」這一類的說法。他甚至說：「我詛咒『技巧』這個用語，我害怕『學習技巧』這一類說法，甚至我覺得一些『技巧論』的詩論家勢非毒害了詩、以及誕生詩、擁抱詩的人生不止的。」這說法看來未免偏激，但這是與當時某些將「技巧」說得過玄，認為技巧的好壞可以決定詩的好壞針鋒相對的。他認為，「表現方法的努力正是為了更確切、更圓滿地表現內容」。詩的表現力是「依據內容的活的特質的性格，依據詩人的主觀向某一對象的、活的特質的擁合狀態。平日積蓄起來的對於語言的感覺力和鑒別力，平日積蓄起來的對於形式的控制力和構成力，到走進了某一創作過程的時候，就溶進了詩人底主觀向特定對象的、活的特質的擁合方法裡面，成了一種只有在這一場合才有的、新的表現能力而湧現出來。」這說的是特定的形式是從特定的內容產生的，將詩人的表現能力（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技巧」）與詩人的人生戰鬥能力（思想力、感覺力、追求力……）聯繫了起來，而不是單看「造句」造得奇不奇，「用字」用得巧不巧。而且指出，這是創造和模仿的分歧點，是詩人和音韻匠的分歧點。

　　所以，他對用的是雖熱烈或悲壯，然而是空洞字眼的堆砌，並沒有經過作者感情的溫暖的概念化的傾向，表示反感。

　　他也不滿於這樣的傾向：作者的生活激情不夠飽滿，體現在詩中的感覺情緒不夠，「只是在一寸一寸的生活現象上寄託自己」。他指出這兩種傾向都是詩的致命傷。

　　所以，他認為，題材重要或重大，並不能決定一首詩的好壞。他在給一位詩人的信中說：「你太相信題材本身那麼好，作者只要盡了敘述就夠。但你忽略了，題材本身的真實生命不通過詩人的精神化合就無從把握，也無從表現。更何況詩的生命還需要從對象（題材）和詩人主觀的結合而來的更高的昇華呢？」這裡不是反對詩人去寫重要或重大題材，而是強調題材的表現要通過詩人內心熔爐的鍛煉。同時，他也指出，只要詩人懷著向現實突進的心，從一個平凡的生活現象或自然景物中，也能表達出時代精神或一代心理動向的。

　　以上這些他對詩領域中一些問題的看法，都是與他對詩的本質的要求相聯繫，是在那基礎上展開的。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側面來看看他對詩的態度：他在編輯刊物時是如何選擇詩的。他認為，作為一個編輯，「他不僅要滿足以至培養讀者的某些要求，同時更要反抗以至肅清讀者的某些要求；他不僅要發現以至提高某些創作素質，同時更要警戒以至遏止某些創作素質。而這就要看他的存心和眼力，得不惑於私情，不囿於短見，因而他自己是得經常地忍受自我鬥爭的。」這是對編輯的嚴格的要求，也是對編輯的高度的尊重。他自己正是這樣做的。他為了堅持自己對詩的要求和美學觀點，不得不拒絕發表某些知名詩人寄來的作品，因而承擔了不少誤解和責難；同時，他向「茫茫人海裡面未知的友人們冒昧地伸出手來」，去尋找從生活的深處唱出的真誠的歌聲。在他主編的刊物上，的確出現了不少詩壇上的「初來者」。而發表在那上面的詩，雖然風格各異，卻又有著共同的特色，形成了新詩史上的一個重要流派。

　　五

　　以上，是我在重讀胡風同志有關詩的論述時所做的8簡短的劄記，並沒有作解釋和發揮。我只是稍加了整理，企圖從中突出幾個重點。由於我的理解的限制，在整理中難免有一些混亂和失誤。

　　他的關於詩的論述，是他的文藝理論批評工作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與他在文藝領域中堅持和發展戰鬥的現實主義的鬥爭相聯繫的。他並沒有企圖寫一本有完整體系的詩論，沒有對詩進行全面的深入的美學上的研究和探討。他只是針對當時的詩歌創作實踐的狀況，提出了他對詩的基本看法和要求，抵制和批評了某些傾向。這是理論性的文章，但不是泛泛的議論，不是娓娓的清談，而是充滿了激情的雄辯，那裡面寄寓著從對人生的追求而來的對藝術的追求，因而不僅是說服，還有著一種感人的力量。在有些篇章中，那本身就閃耀著詩的光華。他說過：「在我的文學最初起，不管做得怎樣，做了多少，我一直是企求讀者和作家在實踐中的前進或成長，在實踐中不斷地用人民的內容來變革自己。除了總是想用自己的一點微弱的苦痛和熱望，總是想用自己的一點微弱的體溫來散發出一點這樣的道德影響以外，甚至可以說我沒有其他的目的。」這一段話，可以幫助我們對他的詩論的理解。

　　1979年的10月，他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談到自己的文藝思想時說：「借用一句英雄的話，『觀點不變』」。那就是說，他一直是堅持著他的文藝觀點，包括他的詩的觀點的。寫那封信時，他剛從長久與世隔絕的狀況下解放出來，對這些年來詩壇的狀況還不大瞭解。那以後的幾年中，詩壇狀況又有了大的發展和變化，產生了新的問題，出現了一些新的詩的觀念。而且，目前我們所處的時代已不同于當年。那麼，胡風同志的觀點，在今天看來還有著怎樣的意義呢？

　　我認為，新詩的戰鬥傳統是應該繼承的。從五四以來，新詩一直在為自己開闢道路，雖然有過這樣或那樣的缺點，有過這樣或那樣的歧途，但總還是在隨著時代的前進而前進。今天的新詩，只能是在那個基礎上的發展。我所指的是對詩的基本要求和總的傾向方面，而並不是反對在真實意義上的創新，即使那是探索性的；也並不反對向外國文學借鑒，只要是如魯迅所主張的那種「拿來主義」。我們要從過去汲取經驗教訓。胡風同志的那些曾經在當時起過重大影響的對詩的基本觀點和要求，在今天，不僅有參考意義，也還有現實意義。

　　如果可以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他所要求的是：詩不要遠離沸騰的生活，遠離人民，詩應該體現時代的精神。同時，詩必須是詩，必須具有藝術的特質，遵循藝術的規律。只有這樣，藝術的社會內容才有可能達到更大的深度，藝術才能更好地發揮社會效能：社會性與藝術性的一致。由於真正的詩必然反映出作者的靈魂，因而詩人應該具有進取的、向上的心靈，應該是一個無愧於人的人：詩與人的一致。——這些，難道不也是我們今天所應堅持、所應要求的麼？

　　如果說，在民族災難深重、戰火紛飛的年代，在進步要求和具有愛國之心的詩人們，將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火熱的鬥爭中，從中激起了詩情，汲取了詩情，那麼，今天詩的題材範圍當然要廣闊得多。詩人可以歌唱一切使他感興的東西：無論是山水、景物、友誼、愛情……但是，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廣闊的社會生活，奔騰向前的時代潮流，人民的喜怒哀樂，也應該在他們的視野之內和胸懷之中，也是他們歌唱的對象。這不是任何人強加于詩人的要求，應該是時代的要求在詩人心中的回聲。即使是歌唱山水景物，抒發個人的悲哀痛苦，也應該體現出為時代所養育的詩人的情操、嚮往和追求。

　　這十年來，人們很強調人的價值、人的尊嚴，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那一場浩劫中，我們曾被踐踏，被侮辱，被不當作人。在詩的領域中，人們很強調「自我」，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這不僅是由於上面所說的原因，也因為詩原就應該是抒發個人對生活的感知和感受。但是：正是作為人，詩人在強調「自我」的同時，就應該對自己有所要求：他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對待時代的態度，對待生活的態度。詩人的人格、思想境界和審美情趣，會直接影響到他的詩。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某些評論家和某些詩人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目前詩壇上有著不少這樣的詩，感情低沉，格調不高，脫離人民，游離于時代，詩人們沉湎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孤芳自賞，顧影自憐。那麼，胡風同志所再三疾呼的「有志于做一個詩人者須得同時有志於做一個真正的人」，「戰士和詩人是一個神的兩個化身」，這些話還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

　　從藝術的角度看，胡風同志強調的「在詩的創造過程中，只有通過主觀精神上的燃燒才能使雜質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渾然的藝術生命」，並以此作為藝術創造和市儈主義的分歧點，真詩和假詩的分歧點，這一看法，我覺得也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沒有使所歌唱的對象與自己的主觀精神融合起來，沒有使題材通過自己內心熔爐的鍛煉，這種感情淡薄或虛浮所形成的理念化以至概念化的傾向，過去有，現在也還是存在著，應該為我們所警惕。

　　但是，有的論者不滿於這一類的詩，不是主要從這一根本點去衡量，卻過於著重去批評那些詩的表現手法，而且連帶著將形式上類似的許多優秀的詩也程度不同地抹煞了。出現了新的表現手法、新的形式的探求熱，相應地還出現了不少新的詩的觀點，使詩壇空前地活躍了起來。從某一意義說，這是好現象。創新永遠是藝術的生命，詩壇也需要風格各異、流派不同的作品，讓它們去競爭，去爭奇鬥豔，去各放光輝。以胡風同志來說，他並不是一個頑固的保守者，他是最早為田間打破舊形式的局限性而給予讚賞的人，他鼓勵詩人「敢於給眾人的嗜好一記耳光」。他所發表的許多詩中，有不少在形式上有新的創造，他也強調形式的相對獨立性和形式的反作用。但是，他也始終堅持「內容決定形式」的原則。創新，首先是對於生活的新的認識、新的感受，發掘生活的新的意蘊，從而開拓新的藝術境界。新的表現手法從這些當中產生並與之融合在一起。我們所看到的當代青年詩人的比較優秀的詩，無一不是如此。有一些青年詩人主要從形式上去創新，只要運用得當，也未可厚非。但有的人卻一味追求形式的新、奇、險、怪，寫得艱澀難懂，企圖以此表現內容的高深，其實卻往往是掩飾內容的空虛或感情的蒼白。這種正趨向氾濫的新的形式主義，也值得我們警惕。

　　我在青年時代，剛剛在詩的道路上起步時，曾經從胡風同志論詩的文章中得到過啟發，受到過鼓舞，它們有助於我的成長。現在，幾十年已過去了，當我重溫這些論述時，我是懷著感激的心情的，而且進一步體會到了，應該以嚴肅的態度對待人生、生活，也應該以嚴肅的態度對待詩，在這個基礎上再去探討詩的藝術。

　　19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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