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我與《大江》

我與《大江》

　　——片斷的回憶

　　《大江》是解放前漢口《大剛報》的文藝副刊。創刊於1946年3月，到1949年5月武漢解放時，出了400多期（每週二、四、六出刊）。它的創始人也是第一任主編是女作家葛琴（魯迅先生曾為她的小說集《總退卻》寫過序言）。其後接替過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風和我，以我任職的時間最長。曾經協助過編務的是青年詩人牧星。在這個副刊上寫過稿的作者有茅盾、雪峰、荃麟、艾蕪、呂熒、鄒荻帆、阿壟、路翎、綠原、冀汸等著名的作家、詩人，也有許多青年作者。它為荒蕪的武漢文壇帶來了生機，顯示了希望。

　　那幾年正是解放戰爭激烈地進行的時期，這個副刊以它明顯的傾向配合和響應了這一偉大的鬥爭，表達了人民的意志和願望。所以，它受到了反動派的監視以至迫害，而受到了進步讀者的關注和歡迎。在武漢的新文藝運動史上，它應該佔有一定的篇幅。牧星應《新文學史料》雜誌之邀，擬寫評介這一副刊的專文。去年春天，他從長沙專程來武漢，查閱舊報，訪問有關人士。他一再要我也就《大江》寫一點什麼。我也確有這一義務。但是，我保存的《大江》和一些有關的資料，早已喪失殆盡。現在，我只能憑記憶寫一點短文。

　　我是在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的7月離開武漢到重慶的。於1946年的6月回到了闊別八年的故鄉。當時我在一所大學念書，學校由重慶復員到南京，一時無法開學，所以我可以在武漢停留一段時間。當時，友人鄒荻帆、陳楓已先期到了這裡，他們告訴我，荃麟、葛琴夫婦也在武漢。這兩位文壇前輩，我都認識，前幾年，荃麟在桂林編《文化雜誌》，葛琴編《青年文藝》時，我都寫過稿。後他們到了重慶，住在張家花園全國文協機關裡，我們多次見過面。他們是著名的進步作家。

　　抗戰勝利後，沒有去上海（抗戰前他們在那裡），而來到從未有工作關係的武漢，我暗暗估計，一定是負有黨的某種使命的。幾位與他們接近的朋友們也大都意識到這一點，而反動派也肯定會注意他們。記不清是荻帆還是陳楓，在我回武漢後不久，陪我去看他們。他們住在積慶裡一棟古舊房子的二樓。只有一間房。房子不算太小，但擺著一張大床，一張小床，還有書桌、飯桌和一些雜物，就顯得很擁擠。

　　荃麟還是那樣瘦弱，經常頭暈，所以戴著健腦器，但談鋒依然很健。他向我們談到時局和文藝界的一些情況，葛琴進進出出的忙著照料兩個都不到五歲的小孩，還操持著家務活，也抽空過來坐下與我們談她編輯《大江》的情況。看來她是很愛惜這個副刊，並傾注了不少心血的。她約我寫稿。我當然允諾，而且，回到日夜思念的故鄉，面對陰霾彌漫的現實，我是有相當多急於一吐的情感和憤懣的。

　　我先後交了兩篇散文：《歸來》和《戰慄的城》。不久後，大約是在七月中旬，葛琴向我提出，想將《大江》轉交給我編。她說家務較忙，實在難以兼顧，荃麟也在一旁鼓勵我接下。我有點意外，也很猶豫，恐怕自己無力挑此重擔。但想到這是他們經過考慮和商量才這樣安排的，我不應該推辭，就作為接受一個任務，答應了。我先代她編了幾期。後來，她帶我到報社見了社長劉人熙，經他同意後，就正式代替了葛琴的位置。兩個月後，荃麟、葛琴夫婦就帶著兩個孩子離開漢口，去了香港，在新的崗位上戰鬥了。

　　我雖正式成了報社的一員，卻很少去報社。事實上，報社也沒有供我使用的辦公桌。報社的人員不多，編輯、記者一共只有十來個人。但只有一間二十平方米大小的房子作為編輯部，就顯得狹小而擁擠。我在家編稿。有時將編好的稿子送到報社去交給牧星，有時由他來我家取稿。有什麼事就由我們兩人商量。審稿、與作者讀者寫信聯繫，畫版及一些雜事，都由我們兩人承擔。在具體事務方面，牧星做得更多一些，工作是相當繁重的。

　　到了11月初，因為學校即將開學（由於初復員到南京，學校開學較平時晚了兩個月），我辭去了《大江》的編務，我最後一次發稿恰好是《大江》100期。我以編者的名義寫了一篇《百期的話》，表達了我的心情並聲明了我的離去，接替我的編務的是前輩作家端木蕻良。他當時和演劇四隊生活在一起。演劇四隊的隊址就在新市場（現在改名民眾樂園）旁邊的南洋大樓裡。

　　1947年6月，那正是震動全國的南京「5·20」學生運動後不久，由於受到特務的監視，我曾到上海暫避。畢業考試前夕回到了南京，考完最後一門功課，當夜就搭船回到了武漢。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臨近秋季開學時，才受聘到一家私立中學任教。當時《大江》的編者又換了王采。當報社的負責人得知我回來後，由副總編輯黃邦和約我談話，他表示還是歡迎我回去編《大江》。我同意了。這樣，我一面教書，一面兼編《大江》。一直到1948年的10月，幾位老朋友約我一同去雞公山一所中學教書。那裡鄰近解放區，而學校負責人的態度比較開明，我們去了可以做一些工作。

　　這樣，我又將《大江》的編務交給了在報社工作的詩人天風。我在山上只呆了三個月，由於受到特務追蹤而逃回武漢。《大江》的編務又轉回給了我。那正是解放戰爭取得一個又一個巨大勝利的時期。在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升起紅旗以後，武漢也臨近解放。從可靠的方面得到消息，特務將逮捕我。於是，我通過組織的聯繫，於5月1日由一交通員帶路，化裝成一商人到了孝感——當時那裡已經解放。離開武漢前，我沒有通知報社。只是留下了一些選用的稿子，交給了《大江》的經常撰稿者蒲汀，請他代我到報社發稿。5月16日武漢解放，我於5月20日連夜趕回武漢。從此，《大江》擴充了篇幅，增加了許多新的作者，以新的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

　　抗戰以前，我也曾編過漢口《時代日報》的雜文副刊《偶語》。和我同編的還有蔣文高。我們都是初中學生，十分幼稚。副刊的稿子大都是我們自己和朋友寫的。而那家報紙的發行量也少得可憐，談不上什麼影響。我們編了一個短時期以後就罷手了。而《大江》是一家有聲譽的大報的副刊。當我接手的時候，葛琴已為這一副刊建立了風格，具有相當高的質量，在讀者中享有信譽。這使我不得不慎重從事，至少希望使這一副刊保持已有的風格和水平。

　　同時，那正是解放戰爭進行的時期。我意識到這一副刊所應擔負的任務和自己所應盡的責任。我是懷著戰鬥的心情來從事編輯工作的。一如我在解放初期所寫的一篇紀念性的短文所說：《大江》自然只是一個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卻是立足在一個偉大的基礎上——即爭取那個人們在以血肉換取的戰鬥的目標。在反動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蕪的武漢文壇中間，作為爭取一個據點，團結一批友人，這存在本身就有著某種積極的意義。因為，無論如何，《大江》是與這個時代的命運相結合的，是與兄弟們的進軍相呼應的。

　　當然，我們的工作會受到限制。我們一方面希望能反映真實的現實生活，傳達人民的呼聲，一方面又不能不考慮到實際的政治環境，在選稿時不能不採取有所克制的態度。但即使這樣，也還是受到反動派的注意，好幾次報社負責人轉達了警告。而另一面，又遭受少數在政治上比較單純的讀者和作者的誤解。譬如，有一位名叫周澄的作者寫了一首抨擊黑暗現實的詩來，因為過於顯露，我只好退回了。作者因而寫信來憤怒地質問：「你有沒有良心？」並要求公開答覆。我理解他的心情，而且知道可能還有別的讀者和作者也會有類似的不滿，於是我就公開答覆了：

　　熱心的友人出於愛護本刊的心，投寄來的壯烈的呼喊，血淚的控訴，卻有些沒有能夠刊出。為什麼？千言萬語一句話：不能不考慮到現實情況。赤膊上陣有時是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價，「兩害相權取其輕」，對《大江》的不足之處，我願承擔一切責備。

　　……我們是在夾縫中匍匐著爬行。有時候，在異常悲憤的心情中，我想，那麼倒不如沉默好吧：「于無聲處聽驚雷！」

　　我還寫過這樣的話：

　　文字的效用是有限的，當人們在以生命寫史詩的時候，文字就更顯得無力……好幾次，我都想推開這勞什子副刊不編了。

　　事實上，這也是對反動統治的一種暴露和抗議。這些答覆也是過於直露了。但當時我也是二十多歲的青年，難以抑制自己的憤懣和渴求的。

　　以上所引的這些話，都是發表在「編輯地位」的欄目內。這個欄目經常保持。有時配合發表的作品寫一點讀後感，對作品進行分析；有時談一些文藝觀點；有時是與作者的通信。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可行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反響，在編者、作者、讀者中形成了親切的交流。現已60多歲的周代，回憶解放前他在武漢大學念書時，就很喜愛《大江》。他特別提到：「人們還常常注意一塊比豆腐乾還小的『編輯地位』。」

　　我在《大江》上發表過長詩《母親》的第一部，那是署名曾卓。而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為了抒發在生活中的一些感受，我還在《大江》上發表過不少雜文和散文，那就用的是各種筆名了，如柳江、方亮、方洛、林薇、馬萊等等。解放初期，我曾從中選編了一部分，編了一個小集子《痛苦與歡樂》出版。通過幾次「浩劫」，我已喪失了這本小書，多方尋覓也沒有能夠找到。那些短文倒是很能反映我在那一段時期的心情，也多少留下了那個時代的側影，所以我是感到一些惋惜的。

　　在《大江》創刊的時候，葛琴在「發刊詞」中就著重提出了發現和培養新作者的任務。在她擔任主編的那一時期，她很注意做好這一方面的工作。在副刊上，出現過不少新作者的名字。當我接手以後，她好幾次對我說過，一個副刊，需要知名作家的支持，這樣可以保證副刊的質量，建立副刊的信譽；但更要注意從自由來稿中發現新的作者，即使作者還不是那樣成熟，但只要看出還有發展的苗頭，就應該與他們多聯繫，給予鼓勵。這樣既可以培養新生力量，擴大作者的隊伍；同時副刊也會顯得更有生氣，能更廣泛地反映現實生活。我記住了她的話，在這方面作過一些努力。

　　我認真閱讀來稿，只要是真正從生活中來，有著真情實感的作品，雖然在表達能力上還不是那樣熟練，也大都給予發表的機會。有時還在「編輯地位」的欄目內，對作品給予推薦，並適當指出其不足之處。有一些我不認識的投稿者，後來都成了《大江》的基本作者，而且明顯地可以感覺到他們在逐漸進步和成熟。譬如周代、犁夫、彭勃、李致遠、葛苓……現在，他們還沒有和我失去聯繫。前幾天，我收到葛苓一封信，他在署名前寫著「一個《大江》的老作者」，使我這個老編輯感到親切，並得到安慰和溫暖。

　　荃麟、葛琴夫婦于1946年春來到武漢，當然是肩負著黨的使命的。《大江》的創刊，可以看作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他們離開以後，雖然換過了幾個編輯，《大江》一直堅持著他們創刊時的宗旨，保持著原有的風格。還應該指出，當時《大剛報》的幾個負責人，採取了比較開明的態度，有時還為我們承擔了一些壓力。他們是大致瞭解荃麟、葛琴的身分的，也知道後來的幾位編輯的政治傾向。

　　特別是在武漢解放前的那半年中，他們可能已懷疑我地下黨員的身分，但是對《大江》的編輯工作依然是放手的。另外，《大江》也得到了不少友人的支持和幫助，它才得以在黑暗、險惡的處境中艱難地跋涉，終於歡樂地看到，紅旗在這座大城飄揚！

　　現在，四十多年的歲月已隨著長江流走了，當我回顧編輯《大江》的那一段日子，有些激動也有一些感慨。當時，曾有讀者來信說：「《大江》是武漢的一點光。」我在一篇短文中答覆說：「這對我們不僅是值得欣慰的讚語，而是沉重的鞭策。光麼？那是只有在『有一分熱』的解釋下，我們才敢承擔的。」是的，正是憑著這一分「熱」，才得以經受黑暗統治的煎熬，才能具有對勝利的渴望。當我趕寫這一篇小文時，在我眼前，還時時浮現出當年並肩戰鬥過的友人們的身影。其中有的已去世，如蒲汀；有的已不知下落；即使還健在者，也大都垂垂老矣。讓我在這裡向他們表達我的懷念和問候。我相信，他們也記得並珍惜那一段歲月的。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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