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沉重的時刻

沉重的時刻

　　不是生離。不是死別。不是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不是在絞刑架的投影前。托馬斯·曼的著名短篇《沉重的時刻》所描述的是：德國的偉大詩人和劇作家席勒在創作詩劇《華倫斯坦》的過程中，是以怎樣的心情面對他所遇到的障礙——他無法寫好一個重要場面。

　　一個作家，在他的創作過程中，是經常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障礙的。他可能寫不好一個場面，可能掌握不住一個人物的性格，可能找不到必需的細節……這是很正常的情況，每一個作家都會遇到的。席勒自己在過去創作別的作品時也必然遇到過的。但為什麼這一次問題顯得這麼嚴重，以致面對那障礙的時刻，成為了他生命中的沉重的時刻呢？

　　這是一個嚴寒的冬夜。周圍的人們，連他的妻子綠蒂和孩子們，都已經熟睡了。屋子裡一片寂靜，只能聽到掃過小巷的風聲和打在窗子上的雨聲。席勒正在病中——還是幾年來一直折磨著他的傷風。幾個星期來，醫生嚴禁他離開屋子。此刻，他倚立在已經熄滅了的冰涼的壁爐前，面對著那無法寫下去的作品。

　　他是這樣看待它的：「這個負擔，這個壓迫，這個良心的痛苦，這個必需喝幹的海洋，這個可怕的任務，它是他的驕傲和不幸，他的天堂和地獄。」他是將他的未完成的作品提到了這樣的高度。那麼，這就不是簡單的一個創作上的問題了。而是，寫這樣一部作品，是他發自內心的要求，是他的事業，是他的榮譽，也是時代賦予他的莊嚴的使命。無論怎樣困難，他必需完成它。然而，此刻他感到自己無力跨越和征服那障礙，無法完成它。於是，他焦躁、痛苦、沮喪。

　　然而，又不僅僅是由於創作中的遇到了一個障礙以致引起了他的焦躁、痛苦、沮喪，實際上，他的內心原就隱伏著一些消極的東西，存在著一些矛盾，一些鬥爭，此刻不過是在創作中遇到了一個障礙的誘因下爆發了出來。

　　那麼，這就不是創作中的一個障礙問題，而是人的問題。重要的不是如何去克服那創作中的障礙問題，而是如何提高人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創作中的障礙卻為席勒帶來了沉重的時刻。

　　情況往往如此，在焦躁、痛苦、沮喪的心情中，容易用陰暗的眼光看問題，容易把情況估計得更壞，更嚴重。何況，此刻席勒又是孤獨地站在一個嚴寒的冬夜中，而且正在經受著病的折磨。

　　對於那未完成的作品，他有著病態的不滿足：「結構是假的，語言也是假的，它是一堂枯燥的、呆板的歷史講義，根本不能上演！……好，完了。一次失敗。一個沒有成功的嘗試。破產……」而對於自己，他也強烈地不滿。是的，過去他在創作中也遇到過困難，有的作品也是從懷疑、困苦中產生出來的，而最後證明那是傑作。他也曾經貧困，受著病的折磨。但是，他當時年輕。每一次不管他的腰彎得多麼低，他的精神是高揚的。

　　而現在呢，雖然他只有三十七歲，但是已經快到盡頭了。他失掉了對將來的信心，那是他痛苦中的明星。因為他已經獲得了一點幸福，因為他已經從天不怕地不怕的放縱無羈中轉入循規蹈矩，轉入小市民的生活，有了工作，有了榮譽，有了妻子，有了孩子，現在他松了勁兒。完蛋了，失敗和失敗——給他留下的就是這些。

　　在陰暗、沮喪的心情中，他儘量將一切往最壞處看，這樣來發洩自己的痛苦，從而減輕自己的痛苦。但是，他又為這些可怕的想法所驚駭，不敢停留在這樣的思想狀況中間。於是，他不再發洩他的痛苦，轉而面對痛苦，思考痛苦在他生活中的意義，在他工作中的意義。他將痛苦和才能聯繫了起來。才能——它本身不就是痛苦嗎？對最偉大的人、最不滿足的人來說，他們的才能就是最嚴峻的鞭策，促使他們去要求更高的完美。

　　現在，他用另一種眼光來看那未完成的稿子了，如果它使他痛苦，那不是應該這樣而且幾乎是一種好的徵兆嗎？他將痛苦與理想聯繫了起來。他想，他應該為崇高的東西，忘我地奉獻出一切，犧牲自己。這就是他的野心：沒有人可以比他更偉大，也沒有人為了這崇高的東西忍受更多的痛苦。——正如為了發洩痛苦，他要將自己踩得更低一樣，此刻他為了堅定信心而又將自己揚得太高。不過，這樣終於幫助他擺脫了低沉、混亂、沮喪的感情，達到了心的寧靜。

　　當他心情沮喪時，他歎息，用兩手捂著眼睛，著了魔似地在屋子裡走著。或是坐在靠牆的椅子上，兩隻手交叉起來放在兩膝中間，眼睛無精打采地看著地板。而當他的感情昂揚起來時，他那大鼻子的鼻翼張開了，眼睛裡射出威脅的光。他的瘦削的腮上升起一陣紅暈，一縷火焰從藝術家的自我中心的火中噴發出來。而此刻，他在寧靜的心情中走進隔壁的房間，站在床邊，用愛撫的眼光看著在熟睡中的綠蒂。他在心裡說：「親愛的，你追隨我的渴望嗎？……上帝作證，我非常愛你。

　　我只是有時候找不到我的情感，因為我常常由於痛苦而疲倦，由於同我授予自己的任務鬥爭而疲倦。為了我的使命，我不能夠太多想到你，我不能夠完全因你而幸福。」——這是一個深愛自己的妻子的丈夫的話。而他又對妻子有著歉疚的心情，因為，他不能將自己的感情完全放在她的身上。因為，他有他的使命。而且，他也不能完全因她而幸福，因為，為理想而鬥爭也是他的幸福，甚至是更大的幸福。

　　那麼，這又是一個戰士的話。這一段話，表明沉重的時刻已經過去了，他終於躍過了一個幾乎陷入進去的深淵，又在他生命的道路上跨進了一步。小說通篇都是寫的席勒的思想活動，接近於「意識流」（雖然托馬斯·曼寫這個短篇的時候還沒有「意識流」這個名詞）。是表現手法上的晦澀呢，還是作者有意想表現席勒的混亂的思想感情？有一些地方很費解，但席勒的主要思想感情的脈絡是清楚的。而且，通過思想活動的描寫，也刻畫出來了席勒的性格。

　　小說沒有寫席勒的勝利（他在年輕時就寫出了那麼多光輝的作品），卻寫了他的挫折；沒有寫他的堅強（專制暴政的各種手段都沒有能夠把他摧垮），卻寫了他的沮喪；沒有寫他的激昂慷慨、熱情奔放（那是如此明顯地表現在他的詩和劇作中的），卻寫了他的內心的紛亂和低沉。事實上，席勒的性格也正是複雜的。

　　在本質上，他是他那個時代為自由而鬥爭的一個戰士。然而，他也跋徨過，迷失過。一如梅林所指出的：「他後來自甘淡泊，也不無一點苦澀的厭世之感。」他的人生道路也是艱難的，經常貧病交困，在政治上受到迫害。但是，無論如何，他終於選擇了不幸然而充滿榮譽的命運。這篇小說正是通過一件小事，集中地反映了這一點。

　　小說中兩次寫到，席勒在紛亂的心情中想到了歌德。這是必然的，他創作《華倫斯坦》時，正是他和歌德十年合作的那個時期。他們是戰友，相互鼓舞和影響。然而，他們又是敵手，相互以某種妒意的眼光望著對方，也許在席勒更是如此。他們的性格和命運是不同的。在小說中，席勒這樣比較了歌德和他自己：「他也許是一個神，而並不是一個英雄。但是做一個神容易，做一個英雄卻很難。」

　　這當然代表了小說作者的看法。我們不可能也不必要在這裡分析這一看法。但可以指出，作為藝術家，歌德當然是更有天才更為博大的。但作為一個人，比起一生順利，而且後來「在一個震撼世界的鬥爭時代，居然在一個袖珍版的德國小宮廷的小得可憐的鐵籠子裡怡然自得」（梅林）的歌德來，一生在逆境中苦鬥，多次面對「沉重的時刻」的席勒，是更激動我們的心的。

　　托馬斯·曼（1875—1955）在寫作這篇小說時，當然融合了自己對創作甘苦的體驗，也寄託了他自己與生活搏鬥、對理想的追求的激情。小說是為紀念席勒逝世一百周年寫的，它的意義不僅在於塑造了為了對人類的責任勇於與困難苦戰的席勒的形象，而且，也是為了鼓舞和激勵那些在生活中有著自己的「沉重的時刻」的人們的。

　　是的，我們也經常會遇到這樣那樣或大或小的「沉重的時刻」，困難、挫折、障礙，在人生的長途中總是難免的。重要的是，要看到遠大的目標，要意識到自己作為人的責任，要克服困難首先要克服自己灰暗、沮喪的心情。一定不要失去對將來的信心和對自己的信心。那麼，「沉重的時刻」就不會是滑向深淵的斜坡，而將是飛躍一步的跳板。

　　198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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