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關於《門》

關於《門》

　　《門》寫於1939年冬。最初發表在靳以先生編的重慶《國民公報》的副刊《文群》上。當時曾得到一些好評。後來我出版第一本詩集時，就以《門》作了書名。近十年來，評論家們在談到我早期的作品時，大都提到了這首小詩。這首小詩當初發表時，曾有一個副題：「寫給老朋友們看」。當時我未滿18歲。所謂「老朋友」，也都只是比我大一兩歲、兩三歲的幾位年輕人。抗戰前，在武漢，我們曾組織一個讀書會，主要是靠友誼的結合，而又帶著明顯的政治傾向：在當時新思潮的影響下，這批青少年都自認為是革命者。這個讀書會的成員並不固定，多時十來個人，作為核心的只有五、六個人。這些人後來都是武漢市「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第一批成員。

　　《門》一詩中所說的「那個向我們哭泣而來的女郎」，也是我們讀書會的參與者，她是我們之中一個人的親戚。很美麗，很活躍。喜歡文藝，對政治則不是那樣關心。當我們就一些政治問題熱烈地討論時，她往往只是睜著大眼睛，微笑著在一旁靜聽。不過，她隨著我們一道參加了救亡活動，也參加了「民先」。我們曾期望她成為蘇菲亞——我們很崇敬的一位俄羅斯女革命家。她的父親曾是一個官僚，宦場浮沉，後來淪落成為一個小職員，對女兒很寵愛，將她當作了一筆財富。抗戰發生，武漢危急時，他將女兒嫁給了一個比她大二十多歲，曾經結過婚的國民黨官員，從而得到了一筆可觀的聘金。她肯定受到了父母的威逼和哀求。但她終於應允過這一婚事，也表明了她的軟弱的性格，可能還由於虛榮心。

　　如果她堅強一點，朋友們是可以幫助她從家庭出走的。當時的出路很多。但當我們得知消息時，一切已無可挽回，所以，朋友們對她很感失望，並憤怒了，認為受到了欺騙，都不願原諒她。武漢淪陷後，我們當中一位姓朱的朋友在重慶街頭碰到她，她穿著華麗，情緒卻相當沮喪，而且流露出一種愧疚。她對那位朋友談到，由於家中準備逃難，急需一筆錢，她被迫變相地出賣了自己。她希望得到諒解，能和讀書會的朋友們保持友誼，並表示，朋友們如果生活困難，她是可以給予一點幫助的。那位朋友當即斷然拒絕了。那位朋友隨即將這一情況告訴了我——當時我也已流亡到重慶。我在激憤的心情中寫了《門》那首小詩，決絕地表示：「我們的門，不為叛逆者開！」這也表達了朋友們共同的心情。

　　這首小詩是直接抒發胸臆。由於表達的是真實的激憤的感情，所以形成了內在的韻律，節奏感比較強烈。詩雖然是以一個特定的人為對象，但充溢在詩中的對叛逆者的憤恨，是容易激發讀者們的同感的。好幾位評論家都談到了《門》這一形象用得很好，使抽象的概念得到了具體的展現。其實，我是受了屠格涅夫的《門檻》的影響的。在少年時讀過巴金譯的這篇散文詩，使我很激動。寫這首小詩時，幾乎是不自覺地用了「門」這一形象。「我們的門，不為叛逆者開！」是與開首的「莫正視一眼，對那向我們哭泣而來的女郎！」相呼應的，並使全詩的情緒推向了一個高潮，然後戛然而止，顯得比較生動、有力。

　　當然，這首小詩顯得比較直白、淺露。那時年輕的詩作者們，很少單純地追求和玩弄技巧，注重的是真情實感和對生活的積極的態度。我對這首小詩有所偏愛，主要的是由於那當中所表達的有所追求的激情，現在整整五十年過去了，當年的意氣風發不免使我懷念和神往。

　　1990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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