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傳_曾卓_學達書庫

小傳(1)

　　我原名曾慶冠。老家是湖北省黃陂縣。

　　我是1922年3月6日在漢口出生的。我的祖父曾梁府原在家鄉種田，但生活難以維持，和祖母來到武漢。當過苦力，做過菜販，擺過煙攤，後來經濟情況稍好，開了一爿小百貨店。他們有三個兒子。我的父親曾覺先是長子。我的兩個叔父在私塾讀了幾年書。只有我父親受到正規的學校教育，一直到大學畢業。我母親嫁過來的時候，父親正在大學念書。那正是「五四」運動時期，父親是受到了時代潮流的影響的，對於這種包辦的婚姻不滿。大約在我四歲的時候，父親遺棄了母親，離開了祖父，在漢口另外成了家。以後，父親和母親終生再也沒有見過面。那時我母親還不到二十五歲。

　　母親帶著我與祖父、祖母共同生活。我在幼小時，就朦朧地感受到母親不幸的命運，這在我稚弱的心靈上投下了陰影。她是在封建陰影籠罩下的眾多不幸的中國婦女中的一個。我一直不清楚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是否有正式的名字。

　　我六歲時進入漢口市六小學。祖父、祖母和母親對我的教育就是用功讀書，以能光宗耀祖。而我從小就貪玩、頑皮，學習成績不佳。母親為我訂閱了《小朋友》、《兒童世界》雜誌，這引起了我閱讀的興趣。在我高小畢業前的一個暑假，學校辦了一個補習班。為我們補語文課的是一位原來教我們美術的年輕的老師。他為我們講解了魯迅的《故鄉》、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女孩》等，為我打開了一扇窗子，看到了新的美麗的文藝園地。在他的幫助下，我在一家報紙的兒童副刊上發表了幾篇作品，引起了我對寫作的興趣。

　　1934年秋，我進入漢口市一男中。狂熱地喜愛上了小足球，立志當一名運動員。同時，我也狂熱地喜愛文藝，那以後的幾年中，胡亂地閱讀了不少文藝書刊。有進步的，也有不那麼健康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作品。是當時正在興起的救亡運動的浪潮給了我影響；在文藝領域中，是以魯迅先生為代表的戰鬥傳統給了我影響，使我的思想感情和藝術道路，沒有向病態的泥坑傾滑下去。

　　而當時使我的思想和對文藝喜愛受到影響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結識了幾個高我兩年級的同學熊家鳳、朱文堯、蔣文高，通過他們又結識了幾個校外的學生。我加入了他們組成的讀書會。這個讀書會每週聚會一次（平時我們也常分別在一起），規定每人交出一篇文藝習作。我們認識漢口《時代日報》的負責人，有較好的作品可以在那副刊《時代前》上發表。我的第一首詩《生活》就發表在那上面，也是第一次使用曾卓的筆名。那是1936年的夏季。後來我還在上面發表過幾篇詩和散文，更多的是雜文。那完全是模仿魯迅先生的筆調。

　　讀書會的成員是一群傾向進步的青年。我們不僅閱讀進步的文藝書刊，也硬啃一些厚厚的社會科學著作。當時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正從北方向南方開展，後來發生了「一二·九」運動。我們這一群都投入到了這一浪潮中，是武漢「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第一批成員。

　　我所結識的這一群友人和我參加的這一段活動，對我以後的道路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37年春，我們讀書會的三個成員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我也被學校開除，不得不在那年夏天轉學到黃岡縣正源中學去。其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我積極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動。

　　1938年3月通過到該地開闢工作的地下黨員的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8年7月，武漢淪陷前，我初中畢業後，隻身流亡到重慶，進了復旦中學，和同學們組成了「吼聲劇團」。這個劇團是受到著名導演應雲衛的支持的。一年後，我們又另成立了「復活社」，這是一個更為龐大的學生組織，下設劇團、歌詠隊等。

　　實際的領導人是王大化同志，他當時正在該校任音樂教員。他也是我們學校地下黨支部的領導人。

　　到重慶後，我還是繼續廣泛地閱讀文藝書刊，但很少寫作，更沒有想到要投稿。1939年1月，由於一個偶然的原因，我寫了一首詩，投奇到靳以先生主編的重慶國民公報副刊《文群》，沒有想到很快就發表了出來，而且大公報上登了一篇讚揚的文章。這對我是很大的鼓舞。我寫詩的熱情更加高漲，常有詩在《文群》上發表。後來又擴大了範圍，向別的報紙副刊和《文學月報》等雜誌投稿。除詩以外，也寫散文、雜文。我還另用過阿文、江汶、柳江等筆名。

　　在復旦中學念了三個學期。因為我的思想比較暴露，又揍過一個軍統特務學生，在1940年春季被學校默退。我轉學到重慶東方中學。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我不得不離校到鄉下一個友人處暫避了一段時期。後來總算是在那裡高中畢業。

　　在1940年夏天，我結識了詩人鄒荻帆，他當時剛從戰地回來，準備投考復旦大學，又通過他認識了復旦大學的學生姚奔、史放等。後來，綠原、冀誦、馮白魯也都考進了這所大學。以鄒荻幟、姚奔為中心，在1941年夏天，我們通過募捐籌集到了一點經費，創辦了詩刊《詩墾地》。當時正是皖南事變以後，重慶的進步刊物大都被迫停刊。所以這個小小的詩刊是受到了進步文學青年的關注並起到了一定的影響的。這詩刊只斷斷續續地出了六期，就因為經費困難，也為環境所迫，停刊了。同時，在靳以先生的支持下，在《文群》上也出過若干期《詩墾地專頁》。

　　我中學畢業後，為了想與鄒荻帆等在一起，只報考了復旦大學，沒有錄取。為了謀生，或當小職員、或當話劇演員，都因為政治上比較暴露而被迫離開。在重慶流浪了一段時期，實在生活不下去，於1943年2月到貴州省畢節縣通過我父親的介紹，到川滇公路局當辦事員。

　　1943年秋季，考進了遷移到重慶的中央大學。中央大學是國民黨的最高學府。我一進校後，特務機關就通知學校當局要對我「嚴加監視」（解放後我看了那檔案材料）。我與學校的地下黨沒有橫的關係，上級另派了人與我單獨聯繫。我在學校裡和進步同學組織了文藝團體《桔社》，定期出版牆報，舉行過幾次詩歌朗誦會。朗誦了艾青、田間等的作品，組織了《中大劇藝社》演出過夏衍的《上海屋簷下》、老舍、宋之的合編的《國家至上》和契訶夫的獨幕劇《求婚》、魯迅的散文詩劇《過客》等劇。有幾次活動是為了配合當時學校正在開展的進步學生運動的。那幾年中的每一次進步的學生運動，我都是積極的參加者。

　　1946年夏，學校復員到南京，我中途在武漢下了船，回到了闊別了八年的故鄉。我的老家已是一堆廢墟。我的母親于1944年國民黨湘桂大撤退時，在逃亡途中倒屍。我的三叔被日寇抓去不知下落。我的祖母等五人也在流亡他鄉時去世。而當時國民黨又正在挑起內戰，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在武漢停留了三個月。那時荃麟同志接受党的任務正在武漢開展工作。葛琴同志在編漢口大剛報的副刊《大江》。我回到武漢後，他們讓我接編這個副刊。這年10月，我去南京，副刊又交給了端木蕻良同志接編。

　　我于1947年夏在中央大學畢業，回到武漢，先後在私立大江中學、抗族于弟學校，雞公山中學教書。大部分時間還同時兼編大剛報副刊《大江》，由於荃麟、葛琴同志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也由於得到先後回到武漢的鄒荻帆、綠原、伍禾等的支持，這個小小的副刊團結了一批傾向進步的青年作者，發表過一些暴露現實的黑暗、呼喚解放的作品。而且，在反動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蕪的武漢文壇中間，作為爭取一個據點，它的存在本身就有著某種意義。我也以各種筆名，在這個副刊上和伍禾編的新湖北日報副刊《長江》上發表過一些短篇、雜文和散文，只有少量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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