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類工作」(4)_曾卓

「為人類工作」(4)

　　當法國人民勝利的消息傳來時，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極為歡欣和興奮。比利時政府懾於席捲歐洲的共和運動，開始鎮壓民主主義者，首先是外國的流亡者。3月3日，警察逮捕了馬克思。當晚又將燕妮拘留，把她和妓女關在一起，這種卑劣的作法，激起了廣大公眾的憤怒和抗議，迫使政府第二天釋放了他們，將他們驅逐出境。其實，馬克思原就準備離開布魯塞爾而投身到革命的中心去。他已接到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的熱情的邀請信：「勇敢而正直的馬克思，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蘭西向您……敞開著大門。」

　　馬克思和恩格斯先後到達巴黎。共產主義同盟授權由馬克思在巴黎組織新的中央委員會。他們非常關注已爆發了革命的德國的形勢，起草了《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這一文件經同盟中央委員會討論通過後頒發了。文件全面闡述了德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具體政治、經濟要求。他們還做了大量的勸阻工作，要那些在巴黎的德國工人和流亡者保持清醒頭腦，不要相信有人提出的「用刺刀把自由帶進德國」的以為革命可以輸入的口號，以及組織義勇軍進入德國的這種「把革命當做兒戲」的做法。說服他們單個返回祖國，分散到全國各地去參加和領導運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於四月初離開巴黎，返回德國參加革命。他們選定科倫作為活動基地——當時那裡是革命中心，他們決定創辦一份日報，因為那樣可以及時地反映當前國內外的整個局勢，能夠宣傳共產主義同盟的路線和策略，指導群眾的革命鬥爭。要辦報，首先就是經濟問題。馬克思把自己得到的一筆遺產幾乎全部獻了出來，又多方設法籌募了一些資金。

　　在克服了重重困難後，於1848年6月1日創刊了《新萊茵報》——這是第一份革命政黨的機關報。

　　這家報紙的編輯集中了一批優秀的年輕的工作人員，而馬克思是主導和靈魂。他掌握大的政治方向，寫了大量的社論和評論，分析了鬥爭形勢的變化和發展，提出正確的策略。他注視的不僅是德國，也評述了歐洲各國運動中的一切重大問題。《新萊茵報》不僅是德國民主派而且無形中成了歐洲民主派共同的機關報。它在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贏得巨大的信任。

　　在那些革命的日日夜夜，馬克思除主持報紙的工作，撰寫大量文章外，還積極地直接領導民主運動，參加群眾的集會，走在示威遊行的行列中。他還曾趕往柏林、維也納等，同當地的民主運動的領導者討論局勢，推動運動的發展。

　　由於德國資產階級軟弱得像「被革命嚇破了膽的老人」，他們對君主制度採取了妥協政策。普魯士國王于1849年2月建立了新國會以取代國民議會，人民在革命初期爭取到的權利又逐步喪失。反動派得以有計劃地向人民進攻。馬克思曾兩次出庭發表了演說，擠滿法院的群眾熱烈地向他歡呼致敬，甚至首席陪審官也代表陪審員對馬克思富有教益的說明表示感謝。當時科倫檢察長向普魯士司法部報告一次傳訊的情況時，是這樣說的：馬克思「由幾百人護送到法院大樓……當他出來的時候，這些人又以暴風雨般的歡呼迎接，並且毫不隱瞞地表示，如果馬克思被捕入獄，他們將用暴力解救他」。

　　1849年5月，在德國革命和反革命進行最後決戰的時刻，馬克思一直堅守《新萊茵報》的戰鬥崗位，對發展中的局勢作出及時的報道並發表評論，提出戰鬥的策略和鼓舞人民的鬥志。反動當局決心要摧毀這一強大的堡壘。由於馬克思已宣佈放棄普魯士國籍，他們就指責馬克思是違反僑居法的「外國人」，限他24小時內離境。恩格斯和編輯部其他的成員也受到迫害。

　　《新萊茵報》無法繼續出版了。5月19日，它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期。馬克思在社論《新萊茵報被勒令停刊》中指出，他領導的報紙始終是無產階級利益堅決的、徹底的捍衛者，「我們拯救了我們祖國的革命榮譽！」而恩格斯回憶說：「我們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壘，但我們退卻時攜帶著自己的槍枝和行裝，奏著軍樂，高舉著印成紅色的最後一號報紙的飄揚旗幟……」

　　馬克思在革命的風暴中度過了兩年，跨進了30歲。當他埋頭于理論研究時，他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而在革命的風暴中，他又是一個英勇的戰士，顯得那樣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他勝利地經受了考驗。

　　而現在，他又面臨新的更為漫長的嚴酷的考驗。流亡倫敦

　　馬克思被普魯士政府驅逐出境後，於1849年6月初來到巴黎。7月初燕妮和孩子們也來到巴黎。但他們還沒有安頓好，復辟的法國反動政府就命令他們離開，只允許他們永遠居住在外省的一塊有瘴疫的沼澤地區。馬克思憤怒地指出，這是「變相的謀殺」。後來，法國政府又下了驅逐令，要馬克思和燕妮在24小時內離開巴黎。這是他們第四次遭到這樣的迫害，前三次是：1845年被驅逐出巴黎，1848年被驅逐出布魯塞爾，1849年5月被驅逐出科倫。

　　他們一家於1849年秋天來到了倫敦。那時歐洲各地的革命已先後被鎮壓，反動派氣焰囂張。而馬克思的意志仍堅定不移，依然保持著科學的歷史的樂觀主義，他認為重要的是從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他寫了《1848—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等著作，總結革命經驗，並繼續密切注視各國的經濟和生活，分析當前的形勢。革命失敗了，但鬥爭並沒有停止。

　　當時，各國的政治流亡者也紛紛來到倫敦。他們無依無靠，渴求援助。通過馬克思的努力，成立了救濟流亡者的委員會。他被選為委員會的主席，為了向各方募捐籌款，花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他的家也經常接待流亡的客人。

　　事實上，到倫敦後，馬克思自己一家也幾乎瀕於絕境。為創辦《新萊茵報》已耗盡了他的存款。歐洲大陸各國的出版商都不敢承印他的著作。1851年起，他開始為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但稿費十分微薄。他們只得住在條件很差的房子裡，有時還因為沒有如期交付欠下的房租而被趕了出來。可以從燕妮當時的一封信中看到他們悲慘的情景：「由於我們手頭沒有錢……於是來了兩個法警，將我們不多的全部家當——床鋪衣物等——甚至連我那可憐的孩子的搖籃以及眼淚汪汪地站在旁邊的女孩們比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們搬遷過幾次，住房條件和環境都很差。一直到1856年燕妮得到了她母親的一筆遺產，他們才遷居到倫敦西北郊一幢較寬敞的房子裡。

　　而全家的生計更是難於應付。在麵包鋪、肉鋪、牛奶商、蔬菜商和茶葉商那裡都經常賒欠。當鋪成了他們經常出入的地方，有時連出門穿的衣服、鞋子都送了去。他們全家有時幾個星期只能吃土豆和麵包，甚至還不得不挨餓。馬克思寫文章沒有錢買紙，文章寫好了又沒有錢郵寄。

　　由於住房條件差，缺吃少穿，倫敦氣候又潮濕，全家人的健康當然會受到損害。馬克思常常疾病纏身，燕妮和孩子們也多次臥病在床，而他們又缺錢買藥。幾年之內，他們的三個可愛的孩子都夭折了。1850年11月，剛一周歲的享利希·吉多死於肺炎。燕妮說：「我是多麼傷心，這是我第一次失掉孩子。」

　　而不到一年半，又一個剛過周歲的孩子小弗蘭契斯卡又去世了，他們甚至沒有買棺材的錢。三年以後，他們又經受了更沉重的打擊，心愛的十歲的兒子埃德加爾又死於結核病。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親愛的孩子曾使我們全家充滿生氣，是全家的靈魂，他死後，家中自然完全空虛了。簡直無法形容我們失去了這個孩子以後的淒涼的景象。我已經遭受過各種不幸，但只有現在我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不幸。」

　　但是，反動勢力的囂張、處境的艱難、家庭的不幸都沒有挫傷他的堅定的革命意志，而是踏踏實實地做各種準備工作，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他繼續從事理論的研究，重點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繼續關心各國工人運動的發展，並與他們的領導人保持聯繫，給他們指出正確的方向，提供鬥爭的策略。他還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論述資產階級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同時，他對殖民地和附庸國的命運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異常關心。他以同情的眼光注視著中國，非常重視當時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太平天國起義，熱情地頌揚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預示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馬克思指出：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同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是互相支持和互相影響的。支持殖民地和附庸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是無產階級的義務。

　　從馬克思當年和恩格斯及其他朋友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這樣一種現象：當他憂心忡忡地述說了一些家庭不幸的生活狀況以後，又一轉以明朗的語調談論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這正像燕妮所說的：「由於自己的毅力，由於平靜、明確而沉著地意識到自己的本質，所以馬克思能夠超然於經常纏繞著他們生活的繁瑣憂慮之上。災難和痛苦的熔爐只是把他鍛煉得更為剛強。」

　　以馬克思的才能是不難得到一個較好的職位以維持一家的生活的。但那樣就會影響他從事科學研究和政治活動。他說：「……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走向自己的目標，不允許資產階級社會把我變成賺錢的機器。」

　　在他，決不對「人類的苦難」背過臉去，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履行神聖的職責」，為此，他寧願自己承受苦難。溫暖的家

　　雖然是在那樣動盪不安的貧困陰影的籠罩下，在馬克思家裡並不缺乏和睦的氣氛，並不缺乏笑聲。

　　馬克思的敵人總是用各種可怕的詞句來形容他，說他冷酷、高傲、專制等等。他在政治鬥爭中是堅毅頑強的，對於敵人的揭露和批判是無情的；在公眾集會上，他也是那樣威嚴莊重。但是，在朋友面前，他親切、隨和、並富有幽默感。在家裡，他是一個對妻子充滿了溫情的丈夫，是一個鍾愛孩子的父親。

　　由於馬克思的面孔黝亮，頭髮漆黑，他的親人們，連他的孩子，都叫他摩爾，那意思是「黑人」。

　　出身于貴族之家的燕妮，與馬克思患難與共。無論是在顛沛流離中，在貧困交加中，在狂風暴雨、刀光劍影中，她對丈夫的感情始終堅貞不渝。她說：「痛苦可以鍛煉一個人，而愛則給我們以支持。」

　　同時，她還是馬克思的真正意義上的戰友。在繁重惱人的家務以外，她還協助丈夫工作，在緊張危急的情況下，她總是站在丈夫身邊。她也參加一些工人活動，參加秘密約會，為黨傳遞信息；她還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對一些問題提出中肯的意見；她充當過丈夫的秘書，為他謄抄稿件或筆錄他的口述，在《共產黨宣言》的原稿中就有著她的筆跡……有一個朋友曾稱呼她為「仁慈的夫人」，她不滿地說：「你為什麼這樣稱呼一個老兵？稱呼一個兩鬢斑白的運動參加者？稱呼一個誠實的戰友和同志？」

　　馬克思對燕妮的感情，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誠然，世界上有許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麗。但是，哪裡還能找到一副容顏，她的每一線索，甚至每一處皺紋，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強烈而美好的記憶？」1856年6月，燕妮帶著三個孩子回到故鄉特利爾去探望身患重病的母親。這是他們結婚後第一次較長時間的分離。馬克思給燕妮寫了一封感人肺腑的長信，談到她離開後他的孤獨感，談到在心裡經常和她交談，談到他多次看著並吻著她的照片。他說：「深摯的熱情由於它的對象的親近會表現為日常的習慣，而在別離的魔術般的影響下會壯大起來並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愛情就是如此。」

　　一直在他們身邊的小女兒愛琳娜是他們關係的最好的見證人。她說：「整整一生中，不論是在幸福的時刻或在困苦的日子裡，愛情和友誼始終聯繫著他們，他們從不知道動搖和疑慮，他們互相忠實到最後一刻，連死亡也未能使他們分開……

　　沒有燕妮，那麼馬克思也就不成其為馬克思，這決不是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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