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來的中國青年運動|林育南

兩年來的中國青年運動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中國青年》出世恰滿兩年了。在兩周年的紀念號上，對於兩年來的中國青年運動，實有回顧和考量一番之必要。

　　一九二三年十月正是直系全盛時代。中國革命的勞動運動之高潮經京漢「二七」直系屠殺而降落。十月曹錕賄選登臺，以承認喪權辱國的臨城案之要求，換得列強之承認，從此內憂外患，加緊逼迫。《中國青年》正在此時喊出他最初的呼聲，反對賣國的直系軍閥，反對扶植直系軍閥的英美帝國主義乃至壓迫中國的一切帝國主義，喚起青年為民族獨立，為自身解放而努力於革命的奮鬥。是年年底廣州政府收回關餘運動，引起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一九二四年開幕，國民黨召集全國大會，毅然改組，確定黨之主義與政綱，厲行民眾之宣傳與組織，以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為革命之口號；《中國青年》此時對於國民黨及國民革命策略與宣傳，頗引起青年之注意。此後中俄邦交恢復運動，以青年學生及民眾之督促遂成[訂]立中俄協定，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因此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更受刺激而普遍猛烈了。

　　廣州沙面罷工之勝利，商團反叛之鎮壓，都與革命運動以助益。同時，帝國主義及軍閥對於人民之進攻亦加緊；列強破壞中俄協定，強奪無線電權，逼迫承認金佛郎案及德發債票；直系軍閥政府借債賣國，以武力壓迫人民，擾害全國。然而到本年的十月，直系的運命已到窮盡之境，東南和東北的戰爭就相繼暴發了。在此時間，《中國青年》指出戰爭的原因系英美和日法帝國主義在後面為之操縱，無論誰勝誰敗，都與人民無益而有害，只有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推翻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勢力，才能得到和平和幸福。直系失敗，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安福系及奉張得勢，《中國青年》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已代替了英美帝國主義的地位，段張與曹吳並無異致。此時中國國民黨及共產黨號召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以解決時局，於是民眾的運動，突然猛進，國民會議及反帝國主義運動遍於全國，以段政府之壓迫破壞，不克有成。不久而孫中山逝世，給革命運動以重大之損失，然民眾運動並不因此稍衰，反而更加發揚。此時《中國青年》對於國民會議及青年為自身之利益應參加革命運動，宣傳極為努力。自政變後，中國勞動運動大活躍，北方鐵路工會均已恢復，罷工相繼而起。一九二五年之春，罷工運動如怒潮之驟至，由三月至五月，青滬漢粵不斷有大規模之罷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等日全國各地群眾示威運動，全國勞動大會之舉行，革命潮流之匯積，至「五卅」而暴發。五卅以後，反抗帝國主義的直接行動，流血遍於全國，影響及於全世界，使革命運動進於一個新的境界。在這個巨大的運動中，《中國青年》在青年的前面，指示他們作戰的方略。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段張政府，賣國媚外，壓迫人民之舉動（如毀棄約法，承認金佛郎案，封禁報館，解散人民團體等），更甚于曹吳，於是反對奉系軍閥及賣國政府，亦成為《中國青年》重要的政治主張之一。在最近，慘殺案的宕擱，關稅會議的預備，國內大戰的醞釀，使《中國青年》對於政治的策略方面，革命的理論方面及青年的組織宣傳和運動方面，更與全國青年以切實的指導了。

　　兩年來政治變遷的經過和《中國青年》應付的態度如此，以下就概述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的兩年來之中國青年運動。

　　（一）青年的政治運動

　　中國青年運動以學生為主要分子，而學生運動開始便是政治性質的。兩年來學生群眾在政治運動上極其努力。當曹錕賄選的時候，各地學生都表示反對，安徽和浙江的學生結隊示威，並搗毀了該地得賄的豬仔議員的家宅。全國學生總會因反對賄選並指導各地學生作反對直系及利用直系的英美帝國主義，而屢遭封禁。在直系軍閥高壓的勢力之下，各地學生均能不斷的來反抗帝國主義及軍閥賣國的運動，當臨城案之屈服，金佛郎案及德發債票之承認，鐵路共管與長江艦隊聯合示威的種種事件之中，學生都有反對的表示和行動。廣州政府收回關餘之抗爭，國民黨之改組，與青年學生以革命信仰之絕大啟示，以後各地學生群眾相率加入國民黨，而學生的政治運動亦漸為有主義有綱領的革命行動。此後主張承認蘇俄，促成平等的中俄協定，組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群眾運動，都以學生為中堅分子。奉直二次大戰發生後，全國學生總會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勾結軍閥的戰爭，主張以人民的力量，消滅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和平運動。北京政變後，青年群眾在國民黨左派領導之下，努力于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傳，並參加各地國民會議促成會的組織，同時反對段祺瑞召集的善後會議和國民代表會議。孫中山死後，各地青年猛烈的宣傳中山的革命主張，並踴躍的加入國民黨。段祺瑞承認金佛郎案，摧殘輿論，壓抑民氣，各地學生會都起而反對。同時革命的工人運動已起，在各地反抗帝國主義及資本家的罷工中，青年工人頗占重要地位，多為罷工中之先鋒隊伍。進步的革命的學生分子，亦都參加援助。五月第一星期之群眾運動，乃以青年學生與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之聯合協作為主幹。上海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學生起而為之援助，致發生「五卅」南京路之大流血。接著各地學生都是與工人一致罷課罷工，拼死的反抗帝國主義，工人的血和學生的血流成一道，染遍了國土。以上是全國青年普遍一致的政治運動。此外還有各地方特殊的政治運動：如安徽學生驅逐省長呂調元[1]，廣東學生反對軍閥的苛捐雜稅，福州學生因反對日英帝國主義而流血，太原學生反抗閻錫山[2]之加稅，陝西學生驅逐督軍吳心由[田][3]。其他各地學生反對當地不良的教育官長及參加地方的政治運動都很盡力。中國的青年在民族獨立的革命戰線上是一支有力的軍隊，從他們兩年來政治運動的情形上更可以證實了。

　　（二）青年的文化運動

　　近兩年來中國思想界有一種反動的傾向，就是所謂東方文化之復辟運動。有些宗法社會的紳士學者和失意的官僚政客，他們都高談其東方文化，提倡精神生活和中國舊倫理學說，反對科學和物質文明。在這種混亂思想正在延布的時候，不免有許多青年被其迷惑，然而進步的青年首先起而反對，《中國青年》就是反對東方文化最力的一個。他們根據科學精神和社會進化的原則把東方文化攻擊得體無完膚。當東方文化派與反對派爭論「科學與人生觀」以後，東方文化派藉了歡迎泰戈爾以張其聲勢，泰戈爾被研究系邀請來到中國，到處鼓吹其反對物質文明與科學，離開現實而玄想空虛的東方文化，以磨滅青年與現實環境奮鬥的革命精神。他到杭州、上海、南京、北京、濟南、武漢等處演講的時候，都被當地進步的青年學生從理論上行動上極力的反對他，以致掃興而去，東方文化因而頗失人們的信仰。這是青年文化運動上頗值得注意的事情。文學革命和兩性觀念解放之末流，使一般青年漸流于以文學和戀愛為生活的中心，而消失其奮鬥進取之精神，《中國青年》出世，正當文學和戀愛盛行的時候，他解釋中國的地位和青年的責任，指出文學和戀愛的生活是小資產階級個人自由享樂主義的青年浪漫和墮落的危險傾向。這種宣傳與青年以極大的刺激，此後文學與戀愛之風不似以前之盛行，且為一般革命的進步的青年所輕視了。此外，全國青年的反基督教運動，不但在文化運動上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在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上亦[至]關重要。中國青年的反基督教運動本發生於一九二二年之春，但不久即漸歸沉寂；自反帝國主義之潮流高漲，而反基督教之運動亦同時並進。他們反對基督教，不但因為他是違反科學，為社會進化之障礙，尤其要攻擊他的，是因為他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為武力及經濟侵略之先鋒，且直接為文化侵略以愚弄中國青年的手段。一九二四年之秋，上海各校的青年學生見各地不斷的發生反對教會學校的風潮，為集中反基督教之勢力及指導此種運動使之強健而一致意見，乃重新恢復一九二二年的「非基督教大同盟」，發行反基督教週刊和小冊子，號召各地青年起而作同樣的組織和運動，不久而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山東、江西、山西、直隸、廣東、浙江等各地反基督教大同盟的組織相繼成立，反教會學校的怒潮沸騰澎湃。教會學校風潮之最烈者，從一九二四年五月起有徐州之培心學校，廣州之聖三一、聖心、廣益、三育、建道、協和，培心等，南京的明德女學，福州的協和中學等，風潮發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因為學校禁止學生紀念「五七」國恥。這些學潮暴發後，影響於全國，嗣後教會學校的學潮愈加擴大而猛烈：長沙之雅禮，醴陵之遵道，漢口之博學，重慶之廣益，開封之汴濟，均相繼而起。「反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權！」已成了全國青年普遍的呼聲。到是年的十二月，中國青年社與上海反基督教同盟合編一本《反基督教運動》小冊子，並號召全國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基督教的聖誕節，舉行全國反基督教的大示威運動。各地青年都一致的響應了——這回的聖誕節變成了基督教的一個災亂恐怖的日子。全國各地青年都用各種方法做反對基督教的宣傳和實際行動，廣州、長沙、上海、濟南、武漢、九江、青州、蘇州、徐州、杭州、紹興、寧波、安源、重慶、太原、北京等處都有群眾的宣傳或示威運動，而以廣州長沙等處為最猛烈，長沙並因帝國主義勾結軍閥，予反基督教的青年以嚴重的壓迫。基督教經此重大之打擊，帝國主義者非常恐懼，乃誣賴此運動為「過激」、「赤化」、「拳匪復活」。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潮中，反基督教已成全國青年群眾普遍一致之主張與行動，「五卅」以後之罷課反抗運動，各地教會學校之學生均一致參加，與學校當局衝突，因而退學者到處皆是，以經營數十年為全國教會學校之領袖的上海聖約翰大學，亦因此次運動而全體學生退學。兩年來全國青年在反對基督教的文化運動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上，真有偉大的功績呵！

　　（三）青年學、工、農、兵及婦女運動

　　從「五四」以來之學生運動，並無明確切當之主張與策略，而且忽略了本身利益之要求。在一九二四年的第六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上，他們在政治主張方面始決定了：（一）打倒帝國主義的壓迫，努力于收回關稅權，司法權及教育權的運動；（二）為要完成以上的使命，必須努力於打倒國內反動的軍閥，聯合世界革命的勢力及跟隨國民革命先鋒隊之後，為民族獨立而奮鬥之工作。在學生自身利益方面，主張（一）反對反動的和專制的教育，（二）要求一切學生的活動都歸學生會辦理，（三）學生會要干預一切與學生有關係的問題，（四）學生會要引導學生群眾做各種社會活動。這確實是一個大的進步。此後，一年來全國學生，在政治運動方面是非常努力的，學生中因此犧牲流血者不少。雖組織方面仍是不十分強健而集中，但每遇一重要的問題而發生群眾緊急的行動，則學生團體即時可以強健集中起來，如山西學生之抗稅，福建學生之流血，陝西生學之驅吳及此次「五卅」後之運動，學生會的組織立即振作。幾年來各地都不斷的發學生潮，每個學潮都與學生有密切的利害關係。有些學潮是因學生方面要求自身的利益，如反對反動的和不良的教職員，改良校課，要求經費以及反抗壓迫和改良待遇等，這是很正當合理的。但有些學潮是不應當發動或參加，或作某種主張及行動的，如教職員因飯碗和地盤的爭奪，軍閥政客等因權利的衝突而互相傾軋排斥，他們利用學生為作戰的武器，學生常因不善對付而陷於錯誤，以致學生分裂，擁某拒某，互相攻擊，甚至爭鬥而演流血慘劇者，如武昌師大，南京東大等學生皆是。此種錯誤，使學生團體分裂，勢力減滅，且犧牲自身利益為人利用，被人輕視。《中國青年》曾經屢次為文矯正此等態度。在近來學生運動尚有進步之一點，即學生漸覺察其本身沒有經濟的地位，單獨的不能作有效力的群眾，非聯合一般最革命的工人群眾乃至多數的商人及小工業家不可，於是學生運動漸漸擴大其領域，而尤與工人及農人的關係日漸密切。有些最革命最覺悟的學生分子早已相率投身於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作革命的勞動運動之先鋒，次則一般較進步的分子也都參加或表同情於工農運動。此次「五卅」運動乃上海學生同情並援助工人之運動而發生，各地的學生與工人亦多聯合一致行動。在本屆全國學生大會（第七屆）除詳細的說明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實況，規定反帝國主義更精確的革命方略，與反對基督教運動的詳細辦法以來，援助工農亦有專案說明其意義及方法。大會將全國學生組織，從各校學生會至各地各省以至全國的總組織，均規定一精細完密之系統，使學生之組織集中而統一，且於執行機關內特設一工農部，專司工農運動。此外關於學生本身利益問題在決議上亦有詳盡之說明與辦法。這回大會的成績可算是非常的完美，只希望各地學生能夠切實執行。

　　青年工人運動也漸漸的發展起來了。這兩年中，前一年正是中國工人運動退守的時期，青年工人運動除廣東外，別無活動。後一年是工人運動復活，工潮高漲的時期，所以青年工人的運動亦同時活躍起來。在各地一般工人組織、罷工及參加政治運動中，青年工人是很熱心努力而且很能幹的。青年工人常在工會中擔負重要的職務，或為工會中的領袖。

　　在罷工的爭鬥中，青年工人最勇敢，肯犧牲，能奮鬥，故他們常為罷工戰鬥之先鋒。他們年輕而少成見，很少個人的利害觀念，最易接受革命的宣傳，獲得階級的覺悟，而且肯守紀律，服從命令，故他們是革命的最勇敢忠實的戰士！在各地反帝國主義反基督教的群眾運動中，青年工人都肯參加。青年工人都加入了工會，故單獨的組織尚不甚發達。廣東有些青年工人組織了「青年工人自治會」及「青年工社」，萍礦青年工人在工會中組織了「青年部」，武漢有「青年工人互助友誼會」，長沙有「青年工人互助團」，重慶、紹興等處均有此種組織。關於教育方面：廣東，安源，上海等處都有青年工人及工人子弟學校，以及演講會，書報室，遊藝會，工人週報等之設辦。其他各地，亦多有平民學校等供青年工人之教育。惟中國青年工人工作時間均在十二小時以上，工作之勞苦與用力和成年一樣，工錢比成年工人更低，待遇亦較惡劣，故其所受苦痛極深，因而無受教育之機會。在此種情狀之下，改良青年工人生活的經濟爭鬥（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改良待遇和衛生及要求免費教育），是必要而且必然的事了。在中國一般的經濟罷工中，很少（有）為青年工人爭特殊利益的條件，這是因為青工年人尚未注意到此問題，亦因青年工人未努力于此種運動的緣故。在近半年來，青島日本紗廠，上海紗廠，河南紗廠及最近上海商務及中華兩印刷廠罷工，都提出了青年工人的特殊利益要求。在青島及河南的罷工運動中，青年工人站主導的地位，而且極其猛勇的奮鬥。中國青年工人的數量極多，生活極苦，童工及青年女工之生活猶為悲慘，他們的身體尚未發育完成，而且正是需要受教育的時候，故不能過長時間和過勞苦的工作，因此，青年工人的經濟爭鬥和教育運動是他們當前極重大的工作了。

　　中國農民運動尚未有成工與青年的分化。廣東的農民運動最發展，全省各縣的農民都有組織。青年農民亦如青年工人一樣的勇敢肯幹。他們都加入了農會，也擔負了許多的工作，農民時與地主、土匪、貪官劣紳及反動的軍隊奮鬥，致常演流血的（慘）劇。農民亦富於革命的精神，在廣東農民都擁護革命政府，革命軍東江之戰勝，頗得力于農民之幫助。青年農民均喜讀書聽講及公共的娛樂遊戲。廣東各農會，均設立學校，供給青年農民的教育，現在又正在添設「青年農民俱樂部」。其他各地的農民運動，因政治的壓迫，難於發展。一九二三年湖南衡州岳北數萬人之農會被趙恒惕武力解散，並槍殺多人，江西樂平、馬家溝農民抗租而遭軍閥之屠殺至數百人，此外四川、陝西、河南、山東等處之農民反抗運動，時有所聞。帝國主義、軍閥、貪官、劣紳、地主等剝削與壓迫，水旱、兵匪、災疫之流行，使農民不能生存，故群趨於反抗革命之途——略有宣傳指導，即可組織之而從事奮鬥，現有許多地方之農民因受環境壓迫而要求組織。農民運動之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兵士多數是青年，因為在惡劣的政治環境壓迫之下，使他們很難得覺悟，猶難組織起來。現在除廣東及國民軍少數軍隊之下有青年軍人的政治教育與組織之外，其他反動的軍閥之下，絕無此種運動。廣東的學生軍、党軍及受革命政府指揮之粵、湘、滇軍，都有政治教育，以學生軍與党軍為最進步，他們可算是真正的革命的軍隊。他們中進步的青年分子，組織有「青年軍人聯合會」。他們是革命的青年軍人之結合，極注意於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宣傳。他們在廣州各革命軍隊中組織了幹部，並在北方國民軍之內亦成立了幹部。他們發刊了《中國軍人》及《青年軍人》月刊，頗與表現革命的青年軍人之精神。今年「五一」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農民大會開幕的時候，由他們的參加而實現了「工農兵聯合」大運動。當東江血戰及剿滅劉楊與反革命派時，他們盡了最大之努力與犧牲。沙基慘殺，他們流血最多。每次反動軍隊摧殘工農的時候，他們總是擁護工農的利益，反對此種暴舉。國民軍之下亦有進步的青年軍人，頗能活動。此外尚聞有幾個秘密青年軍人運動的組織。

　　「五卅」以後，不少的青年學生都志願而且實行到軍隊中去活動。

　　中國幾年的所謂婦女運動，除了少數的貴族式和政客式的婦女運動外，大都可以說是「女學生」的運動了。大多數的農村婦女和資產階級的婦女都沉寂在家庭或田園裡，夢想不到有什麼婦女運動。女工數量亦多，他們也參加工會和罷工運動，但尚無保護女性的要求和行動。現在一般婦女運動，雖然十分幼弱，然因階級地位不同的關係，已顯然分為幾派：一派是代表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他們所要求的是「男女平權」，「女子參政」，至於真正「婦女解放」的意義和方法，她們是不會明白的。所謂小姐式的「婦女參政協會」及太太式的「全國婦女協會」是屬這一派的。另一派是代表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的，他們所要求不僅限於「平權」、「參政」以及「母性保護」，而且要求徹底的改造現社會經濟制度及家庭組織，以完全解放婦女的「奴隸地位」而成為獨立自由的「個人」。以前的女權運動大同盟和現在上海的各界婦女聯合會是屬這一派的。兩派的勢力都尚幼弱，但後者比較接近群眾，前途的發展是很有希望的。

　　兩年來的青年運動，有很大的運動和進步，前途極可樂觀。在中國的革命運動中，青年確實是個勇敢而精幹的急先鋒。此後民族解放的成功，仍須仰仗革命的青年群眾之勢力。在文化方面，肅清封建的宗法社會的東方文化之混亂思想，反對障礙社會進化、革命進行的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派在內）和國家主義者的謬論，以及掃除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基督教等工作，過去已有良好之成績，以後更應加強的努力。此外青年群眾自身之組織和教育經費的要求，以學生較為進步，工、農、兵士、婦女等，近亦開始活躍，日後必大有發展。青年團體亦多由小的組織而進為大規模的統一集中的運動。

　　觀察過去兩年中國青年的運動，我們可以無疑的肯定：

　　中國青年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先鋒！

　　中國青年是中國文化運動的健兒！

　　中國青年是中國民族的守衛軍！

　　原載《中國青年》第一〇〇期

　　署名：林根

　　【注釋】

　　[1]呂調元（1869—？），字燮甫，安徽太湖人，清季進士，曾任天成縣知事。1919年1月任安徽省省長，年底去職，1923年2月複任安徽省長。在職期間，破壞安徽各界抵制日貨運動，拖欠教育經費、幫助曹錕賄選，下令通緝安慶、蕪湖等地反對「豬仔議員」的學生及教育界進步人士。因民憤極大而罷官。後因揮霍無度，債臺高築，吞鴉片煙自盡。

　　[2]閻錫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五台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為同盟會成員，1910年任山西新軍八十六標標統。1912年3月任山西都督。因擁袁稱帝，1914年6月被授予將軍府同武將軍，1917年9月兼任山西省長。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投靠蔣介石集團，6月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928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參加蔣、桂、馮聯合伐奉，統治地盤曾一度擴展至晉、察、冀、綏四省及平、津兩市。抗戰爆發後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進行了忻口戰役。抗戰勝利後，積極進行反人民的內戰活動，1947年4月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1949年6月在廣州就任行政院院長，同年逃往臺灣。1960年5月23日病死於臺北。

　　[3]吳心田（1876—1955），字芑蓀，安徽合肥人，早年入保定陸軍速成武備學堂，1919年任湖南岳陽鎮守使，1921年8月被馮玉祥任命為陝西邊防軍總司令。1925年4月被段祺瑞政府任命為陝西軍務督辦，其間縱兵為匪，鎮壓學生運動。後被李宗仁和發以第四集團軍高等顧問，1936年5月被授予陸軍中將。1946年退役，解放前夕逃往臺灣，1955年11月病死於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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