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餘家菊|林育南

五四運動與餘家菊

　　——讀《醒獅》二十九號以後（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今天是五四運動第六周年紀念日，我跑到時中書社買了一份二十九號《醒獅》，看見開頭一篇就是餘家菊[1]先生的《共產黨與基督教》，忽然使我腦筋裡聯想到六年前的事情：《五四運動與餘家菊》！

　　在五四運動發生的第三日——五月七日——我住武昌中華大學附屬中學，接著北京友人的信[2]，報告「五四」的情形，並請求我們響應，作一致行動。當時我把這封信貼在揭示處以佈告同學。余家菊先生以「校監」的資格和威權，干涉禁止，我和他再三交涉，但最後他竟用強力把這封信扯掉了。他的理由是「怕官廳干涉，於學校和他的地位有危險！」然而余先生的威權，竟勝不過「時代潮流」，「群眾心理」的大力，「五四運動」終於普遍全國，到今天武昌雖然在萬分的壓迫之下，因為學生群眾奮鬥的力量，也還能做個大規模的集會遊行示威運動！「余先生之遺憾為何如哉！」

　　過去的事不必說了，在今年「五四」這一天，恰巧看見余先生《共產黨與基督教》的大作，人非木石，怎不發生這個聯想的作用呢？余先生駁陳獨秀先生反對基督教，其理由系謂陳先生「從前」曾在《新青年》上作過《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該文系為基督教吹噓。究竟該文是否為基督教吹噓，姑置不論，就假定是為基督教吹噓，吾人亦只能認為系「從前」陳先生觀念的錯誤，決不能以為從前的錯誤，現在不應該糾正，因而謂陳先生之反基督教為「矛盾」，甚至謂為「人格動搖」。如就余先生之推論法，則余先生在民八時[年]壓制學生「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五四運動，何以今日又主張「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國家主義」？余先生何以自解？「矛盾」乎？「人格動搖」乎？

　　尤奇者：陳先生在多年前做一篇文章，如何能把那當做代表「共產黨的意見」？（此理如余先生以前之反對「五四」，不能謂為代表今日之「醒獅派」之意見一樣。）共產黨之反對基督教自有他正大光明的理由，而余先生謂為「系出於蘇俄之命令」，不知何所見而雲然，有何證據？余先生！放自愛一點：不要像這樣「無聊」、「陰險」、「卑劣」呵！余先生謂共產黨系用暴動手段，究竟該黨是否用暴動手段，余先生還得自己多研究一下才好；而余先生自謂他們的主張是用收回教育權及定學校註冊法之兩種方法。試問余先生：誰去收回？怎樣收回？怎樣制定？誰去制定？余先生！你不要做夢罷！你到底是否有反對基督教的誠意？余先生又謂「共產黨既反對基督教，同時又以愚民手段宣傳馬克思教」，這是什麼話？共產黨宣傳馬克思主義都是愚民手段，試問余先生們宣傳毫無理由的國家主義教，又是什麼？余先生！這種自矛自盾，淺薄無憑的高論，少「狂吠」一點罷！

　　總之，余先生駁共產黨反對基督教的四條理論，都沒有絲毫可以成立之地位，我也不必多費筆墨及多占《中國青年》的篇幅而詳加駁斥。余先生在武昌師大因「靠山」已倒，為學生群眾所驅逐，狼狽而逃，雖然惱怒在心，其實這與馬克思派有甚麼相干，何必借此出氣呢？反基督教也並不是余先生們「本號自造，並無分店」的專利品，何必再四聲明他們之反對是「真」的，而共產黨則是「假」的，不怕識者「齒冷」麼？

　　原載《中國青年》第八十期

　　署名：林育南（武昌）

　　【注釋】

　　[1]餘家菊（1898—1976），字景陶，湖北黃陂人，1918年7月畢業于武昌中華大學，是惲代英的同班同學，畢業後留任該校附中校監。後為國家主義派成員，青年党的主要頭目之一。1976年5月12日病逝于臺北榮民總醫院。

　　[2]北京友人的信，根據惲代英1919年5月7日日記記載；「曉峰來信，敘京校學生示威及各界騷動事」。可見北京友人系指曉峰，即黃紹穀（1897—1933），字曉峰，湖北保康縣人，1914年考入中華大學中學部，為劉仁靜同班同學，1918年秋考入北京大學英語系，在北京參加了五四運動，1920年參加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2年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1933 年3月2日在熱河省淩源縣的戰鬥中不幸壯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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