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舞臺與講臺

舞臺與講臺

　　如果報紙是一座都市，則副刊正如在層層疊疊的建築物之間，開出一片翠綠的公園，讓市民從容享受寬敞與幽靜。而形形色色的專欄與專刊，正如公園四周的圖書館、博物院、藝術館、劇場。一座都市如果沒有這些，就太單調、太現實、太沒有文化了。

　　報紙的副刊風格不同，版面互異。以內容來分，則有的主情，有的主知。傳統的副刊側重抒情，所以大致上成了文學的園地，可以讀到詩、散文、小說等等感性作品。所謂文壇，有一半就在這樣的副刊。英美報紙的副刊登的大半是書評，卻少創作，和五四以來的中國報紙副刊不同。也有水準偏低的副刊，把抒情降為濫感，任由作者寫點個人的雜感、親友的交遊，等於有稿費的日記了。

　　至於主知的副刊，則于文學創作之外，更刊出言之有物讀之有味的專欄，和較有深度較為長篇的評論文章，研討的對象則遍及文藝、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這樣的副刊最具社會教育的使命感。所謂文化界，有一部分就在這裡。主情副刊的編輯，應有文學的情操。主知副刊的編輯，應具文化的修養。

　　香港有不少報紙的副刊，抒情既不怎麼文學，主知也不怎麼文化，頗難這麼歸類。香港報上的專欄有些相當高明，但是一般的專欄流行兩種文章：一種就是我前文所說的濫感日記，另一種是諷世論政的雜文。後面這種雜文可謂香港文化的主產品，裡面頗有幾枝妙筆。可惜這樣的港式筆法難合臺式尺度，不能進口，否則國內讀者的眼界當會放寬。

　　這幾枝妙筆意氣風發，從港府一直評點到中南海和唐寧街，嬉笑怒駡，皆成文章。陳之想從香港去了美國，最不慣的就是每天讀不到這種雜文。雜文大盛於香港，言論自由是一大原因。但自由也就大半用於言論，有話就說，許多不平也就直腸一吐。另一方面，用比興來寄託，用想像來轉化的文學創作，也就似乎不必去經營。杜甫如果可以寫專欄直接論政，也許不會成為詩史。

　　以形式來分副刊，則有的版面固定，有的變易不居。香港的副刊往往分割成許多專欄，大的像棋盤，小的像算盤，各據一方，成為粵語所謂「販文認可區」。美國人見了，會覺得像一盤分格的電視快餐。古人見了，會說它像並田，四周的八塊是私田，中間留一塊做公田。在《星島日報》上，我的三女兒佩珊一度也領有這麼一塊私田，我自己不過偶爾去公田耕耘一下。佩珊的私田每週耕四天，已經忙不過來。香港有不少專欄由一人執筆，而天天見報，我稱之為「旦旦而伐」，就算是桂樹，也禁不起吳剛之斧吧。有的專欄作家，以一人的血肉之軀而每日維持幾個專欄，簡直不可思議。一位專欄作家自喻寫稿如車衣，只見稿紙上下推移，不見右手挪動，生產量真是驚人。

　　臺灣的副刊通常留下一大片公田給作家們輪流耕耘，只有幾塊邊區給連載小說和專欄。在這樣的安排下，作家出現得比較多，比較快，也比較暢所欲言，誠如舊小說所云：「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這種方式比較自由，也比較自然，只是辛苦了編輯。不過，這種主動的編輯往往能推出專輯，甚至推動文風或思潮。

　　臺灣的大報近年常辦文學獎，金額高、評審嚴、宣傳多、得獎作品發表得快，對文學貢獻頗大。同時副刊也常舉辦座談與學術演講，聽眾輕易使逾千人，紀錄並公之副刊，對文化影響不小。新加坡的華文報紙這兩年也舉辦徵文比賽和文藝營，十分起勁。在這方面，香港的報紙遠遠落在背後，甚至對本地已有的「中文文學獎」及「青年文學獎」也沒有什麼報道。以文學獎金而言，香港市政局主辦的「中文文學獎」最高金額是港幣八千；新加坡《聯合早報》主辦的「金獅獎」最高金額是新幣二千，都不如臺灣金額之高。論稿酬，也推臺灣領先。

　　報紙是現代化的企業，當然要追求銷路和利潤，講究經營之道。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是文化機構、出版事業，不能推卸社會教育的責任。副刊不但要滿足讀者的需要，更應提高讀者的境界，擴大讀者的視野。也就是說，它不該只是跟著讀者走，還要領著讀者走。它不妨帶一點理想主義，去塑造未來，而不僅僅是把握現在。副刊對於社論，不妨保有相當的自主。如果副刊只是社論的延長，社論只是政策的應聲，那個社會大概不是多元。副刊變成舞臺，未免太花俏；變成講臺，又未免太沉悶。如何能夠深入淺出，情理兼顧，寓教育於趣味，而收潛移默化之功，就有賴編輯與作家共同努力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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