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從母親到外遇

從母親到外遇(1)

　　「大陸是母親，臺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我對朋友這麼說過。

　　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說。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魄仍然縈繞著那一片後土。那無窮無盡的故國，四海漂泊的龍族叫她做大陸，壯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難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後土，還有那上面正走著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龍族。還有幾千年下來還沒有演完的歷史，和用了幾千年似乎要不夠用了的文化。我離開她時才二十一歲呢，再還鄉時已六十四了：「掉頭一去是風吹黑髮／回首再來已雪滿白頭。」長江斷奶之痛，曆四十三年。洪水成災，卻沒有一滴濺到我唇上。這許多年來，我所以在詩中狂呼著、低囈著中國，無非是一念耿耿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會魂飛魄散，被西潮淘空。

　　當你的女友已改名瑪麗，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薩蠻》？

　　鄉情落實於地理與人民，而彌漫于歷史與文化，其中有實有虛，有形有神，必須兼容，才能立體。鄉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義會起政治的作用。把鄉情等同於民族主義，更在地理、人民、歷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種「四捨五入」的含混觀念。朝代來來去去，強加於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親：我們只聽說有文化，卻沒聽說過武化。要動用武力解放這個、統一那個，都不算文化。湯瑪斯·曼逃納粹，在異國對記者說：「凡我在處，即為德國。」他說的德國當然是指德國的文化，而非納粹政權。同樣地，畢卡索因為反對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麼「背叛祖國」。

　　臺灣是妻子，因為我在這島上從男友變成丈夫再變成父親，從青澀的講師變成滄桑的老教授，從投稿的「新秀」變成寫序的「前輩」，已經度過了大半個人生。幾乎是半世紀前，我從廈門經香港來到臺灣，下跳棋一般連跳了三島，就以臺北為家定居了下來。其間雖然也去了美國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臺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雙城記》不在巴黎、倫敦，而在臺北、高雄。

　　我以臺北為家，在城南的廈門街一條小巷子裡，「像蟲歸草間，魚潛水底」，蟄居了二十多年，喜獲了不僅四個女兒，還有廿三本書。及至晚年海外歸來，在這高雄港上、西子灣頭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載。廈門街一一三巷是一條幽深而隱秘的窄巷，在其中度過有如壺底的歲月。西子灣恰恰相反，雖與高雄的市聲隔了一整座壽山，卻海闊天空，坦然朝西開放。高雄在貨櫃的吞吐量上號稱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風濤。詩人晚年，有這麼一道海峽可供題書，竟比老杜的江峽還要闊了。

　　不幸失去了母親，何幸又遇見了妻子。這情形也不完全是隱喻。在實際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牽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後便由我的賢妻來接手了。沒有這兩位堅強的女性，怎會有今日的我？在隱喻的層次上，大陸與海島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寫過《斷奶》一詩，而以這麼三句結束：

　　斷奶的母親依舊是母親
　　斷奶的孩子，我慶倖
　　斷了嫘祖，還有媽祖

　　海峽雖然壯麗，卻像一柄無情的藍刀，把我的生命剖成兩半，無論我寫了多少懷鄉的詩，也難將傷口縫合。母親與妻子不斷爭辯，夾在中間的亦子亦夫最感到傷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還是人夫，真難兩全。無論在大陸、香港、南洋或國際，久矣我已被稱為「臺灣作家」。我當然是臺灣作家，也是廣義的臺灣人，臺灣的禍福榮辱當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時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國人了：華夏的河山、人民、文化、歷史都是我與生俱來的「家當」，怎麼當都當不掉的，而中國的禍福榮辱也是我鮮明的「胎記」，怎麼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臺灣，在不少場合，誰要做中國人，簡直就負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馬，卻要說白馬非馬。這矛盾說來話長，我只有一個天真的希望：「莫為五十年的政治，拋棄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緣分，最後雖然分了手，卻不是為了爭端。初見她時，我才二十一歲，北顧茫茫，是大陸出來的流亡學生，一年後便東渡臺灣。再見她時，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學的教授，而她，風華絕代，正當驚豔的盛時。我為她寫了不少詩，和更多的美文，害得臺灣的朋友豔羨之余紛紛西遊，要去當場求證。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後期」創作的盛歲，加上當時學府的同道多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輩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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