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橋跨黃金城(4)

橋跨黃金城(4)

　　5 卡夫卡

　　今日留居在布拉格的猶太人，已經不多了。曾經，他們有功于發展黃金城的經濟與文化，但是往往贏不到當地捷克人的友誼。最狠的還是希特勒。他的計劃是要「徹底解決」，只保留一座「滅族絕種博物館」，那就是今日倖存的六座猶太教堂和一座猶太公墓。

　　德文與捷克文並為捷克的文學語言。裡爾克（R．M．Rilke，1875——1926）、費爾非（Franz Werfel，1890—1945）、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同為誕生於布拉格的德語作家，但是前二人的交遊不出猶太與德裔的圈子，倒是猶太裔的卡夫卡有意和當地的捷克人來往，並且公開支持社會主義。

　　然而就像他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卡夫卡始終突不破自己的困境，註定要不快樂一生。身為猶太種，他成為反猶太的對象。來自德語家庭，他得承受捷克人民的敵視。父親是殷商，他又不見容於無產階級。另一層不快則由於厭恨自己的職業：他在「勞工意外保險協會」一連做了十四年的公務員，也難怪他對官僚制度的荒謬著墨尤多。

　　此外，卡夫卡和女人之間亦多矛盾：他先後訂過兩次婚，都沒有下文。但是一直壓迫著他、使他的人格扭曲變形的，是他那壯碩而獨斷的父親。在一封沒有寄出的信裡，卡夫卡怪父親不瞭解他，使他喪失信心，並且產生罪惡感。他父親甚至罵他做「蟲豸」（ein ungeziefer）。緊張的家庭生活，強烈的宗教疑問，不斷折磨著他。在《審判》、《城堡》、《變形記》等作品中，年輕的主角總是遭受父權人物或當局誤解、誤判、虐待，甚至殺害。

　　就這麼，這苦悶而焦慮的心靈在晝魘裡徘徊夢遊，一生都自困於布拉格的迷宮，直到末年，才因肺病死於維也納近郊的療養院。生前他發表的作品太少，未能成名，甚至臨終都囑友人布洛德（Max Brod）將他的遺稿一燒了之。幸而布洛德不但不聽他的，反而將那些傑作，連同三千頁的日記、書信，都編妥印出。不幸在納粹然後是共產黨的政權下，這些作品都無法流通。一九三一年，他的許多手稿被蓋世太保沒收，從此沒有下文。後來，他的三個姊妹都被送去集中營，慘遭殺害。

　　直到五十年代，在卡夫卡死後三十年，他的德文作品才譯成了捷克文，並經蘇格蘭詩人繆爾夫婦（Edwin and Willa Muir）譯成英文。

　　布拉格，美麗而悲哀的黃金城，其猶太經驗尤其可哀。這金碧輝煌的文化古都，到處都聽得見卡夫卡咳嗽的回聲。最富於市井風味歷史趣味的老城廣場（Staromes tske namesti），有一座十八世紀洛可可式的金斯基宮，卡夫卡就在裡面的德文學校讀過書，他的父親也在裡面開過時裝配件店。廣場的對面，還有卡夫卡藝廊。猶太區的入口處，梅索街五號有卡夫卡的雕像。許多書店的櫥窗裡都擺著他的書，掛著他的畫像。

　　畫中的卡夫卡濃眉大眼，憂鬱的眼神滿含焦灼，那一對瞳仁正是高高的獄窗，深囚的靈魂就攀在窗口向外窺探。黑髮蓄成平頭、低壓在額頭上。招風的大耳朵突出於兩側，警醒得似乎在收聽什麼可疑、可驚的動靜。挺直的鼻樑，輪廓剛勁地從眉心削落下來，被豐滿而富感性的嘴唇托個正著。

　　布拉格的迷宮把彷徨的卡夫卡困成了一場惡夢，最後這惡夢卻回過頭來，為這座黃金城加上了桂冠。

　　6 遭竊記

　　布拉格的地鐵也叫Metro，沒有巴黎、倫敦的規模，只有三線，卻也乾淨、迅疾、方便，而且便宜。令人吃驚的是：地道挖得很深，而自動電梯不但斜坡陡峭，並且移得很快，起步要是踏不穩准，同時牢牢抓住扶手，就很容易跌跤。梯道斜落而長，分為兩層，每層都有五樓那麼高。斜降而下，雖無滑雪那麼迅猛，勢亦可驚。俯衝之際，下瞰深谷，令人有伊于胡底之憂。

　　布城人口一百二十多萬，街上並不顯得怎麼熙來攘往，可是地鐵站上卻真是擠，也許不是那麼擠，而是因為電梯太快，加以一邊俯衝而下，另一邊則仰昂而上，倍增交錯之勢，令人分外緊張。尖峰時段，車上摩肩擦背，就更擠了。

　　我們一到布拉格，駐捷克代表處的謝新平代表伉儷及黃顧問接機設宴，席間不免問起當地的治安。主人笑了一下說：「倒不會搶，可是扒手不少，也得提防。」大家松了一口氣，隱地卻說：「不搶就好。至於偷嘛，也是憑智慧——」逗得大家笑了。

　　從此我們心上有了小偷的陰影，尤其一進地鐵站，嚮導茵西就會提醒大家加強戒備。我在國外旅行，只要有機會搭地鐵，很少放過，覺得跟當地中、下層民眾擠在一起，雖然說不上什麼「深入民間」，至少也算見到了當地生活的某一橫剖面，能與當地人同一節奏，總是值得。

　　有一天，在布拉格擁擠的地鐵車上，見一乾瘦老者聲色頗厲地在責備幾個少女，老者手拉吊環而立，少女們則坐在一排。開始我們以為那滔滔不絕的斯拉夫語，是長輩在訓晚輩，直到一位少女赧赧含笑站起來，而老者立刻向空位上坐下去，才恍然他們並非一家人，而是老者責駡年輕人不懂讓座，有失敬老之禮。我們頗有感慨，覺得那老叟能理直氣壯地當眾要年輕人讓座，足見古禮尚未盡失，民風未盡澆薄。

　　不料第二天在同樣滿座的地鐵車上，一位十五六歲的男孩，像是中學生模樣，竟然起身讓我，令我很感意外。不忍辜負這好孩子的美意，我一面笑謝，一面立刻坐了下去。那孩子「日行一善」，似乎還有點害羞，竟然半別過臉去。這一幕給我的印象至深，迄今溫馨猶在心頭。這小小的國民外交家，一念之仁，贏得遊客由衰的銘感，勝過了千言不慚的觀光手冊。苦難的波希米亞人，一連經歷了納粹等許多淩虐折磨，竟然還有這麼善良的子弟，令人對「共產國家」不禁改觀。

　　到布拉格第四天的晚上，我們乘地鐵四旅館。車到共和廣場站（Mamesti Repu blicky），五個人都已下車，我跟在後面，正要跨出車廂，忽聽有人大叫「錢包！錢包！」聲高而情急。等我定過神來，隱地已沖回車上，後面跟著茵西。車廂裡一陣驚愕錯亂，只聽見隱地說：「證件全不見了！」整個車廂的目光都蝟聚在隱地身上，看著他抓住一個六十上下的老人，抓住那老人手上的棕色提袋，打開一看—— 卻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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