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7)|惲代英

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7)

　　第七講　五卅運動

　　五卅運動，是中國一個很偉大的運動。這個運動的發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幾種很複雜的原因：

　　第一件，是日本紗廠的風潮。去年（十四年）一月時，日本的內外棉紗廠大罷工，這個紗廠是一個很大的日本資本事業，在上海、青島，日本內部，都有他的工廠。他在中國原來只開了一個工廠，因為歐戰發生，歐洲棉紗不能運到中國，一面中國工廠發了財，一面日本內外棉紗廠亦由一個工廠，發達到十一個工廠了，在上海一隅，便有八廠之多。日本資本家利用中國工人的窮苦，在平時增加工作時間，減少工資，並且常常痛打辱駡，一般工人久已感覺得壓迫太厲害；前年（十三年）九月，有人[1]在內外棉紗廠附近做工人運動，工人更加覺悟。日本資本家曉得這個情形，就另外養了許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叫做「養成工」，預備將來學習成功的時候，就可以開除成年工人，以養成工來補充。此時工人稍有組織，要反對這種辦法，所以去年一月，工人與資本家衝突，曾大大的罷工一次。這次罷工，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因為當時的棉紗價值很高，生意又異常發達，資本家以為罷工是極不合算的，所以就讓步，相當的答覆工人要求，承認工會組織，解決了罷工。自從內外棉紗廠罷工勝利後，許多工廠都相繼罷工，工人氣焰高起來了。日本資本家很不利於這種情形，到去年四月紗市清淡之時，便極力想法破壞以前的條約，隨意開除工人，苛待工人，引起工人的憤怒。這時，如照做工人運動有經驗的主張，是不可以罷工的。因為以前資本家的讓步，固然工人能一致的堅持，尤其是為了棉紗價值高漲，資本家急於要生產棉紗的緣故，現在棉紗市場不佳，罷工是不易勝利的；但一般工人以壓迫太厲害了，又以為前次罷工勝利，希望這回可得同樣結果，所以他們都要罷工。罷工的時候，日本資本家用手槍打死了工人領袖顧正紅，於是群情更加憤激，參與罷工的有四萬人，社會上的聲援也很熱烈，惟日本資本家態度強硬，把工廠關閉，延至一個月的時期，工人因生活關系，不能堅持下去，想找人調停讓步，調停的結果，日本資本家不但不允貼償罷工期內工資，並不承認組織工會，而且運動中國官廳與各國領事施壓迫手段，要工人無條件屈服。顧正紅的棺材，停在美國人所買的地皮上，美領事壓迫遷移。許多工人領袖，看見這種緊張情形，決定開一追悼顧正紅大會，以為示威；這個大會，日本紗廠工人全體參加，合學生與各界同情者，人數將近六萬人。日本資本家運動了中國官廳派兵壓迫，但兵到時，會已開始。他運動英領事幫忙，不許持小旗子在租界上成群結隊的赴追悼會；於是上海大學學生拿旗子在租界上，預備到小沙渡參與追悼會，被巡捕房捉了許多人；文治大學學生為工人募捐，也被捕去了許多人。這時已是五月二十日前後，工人五六萬，無捐款救濟，生活很難維持，學生被捕，亦無法營救，上海的空氣，非常沉寂。中國紗廠資本家雖願意幫助工人，然並非有什麼愛國思想，不過希望日本紗廠罷工，中國紗廠的生意便可以發達，可以賺錢；但又怕日本紗廠知道，不敢用錢來實地援助，只是空口說白話的鼓勵工人。這樣下去，萬難維持生活的工人，簡直不能不因被壓迫而屈服了！

　　第二件事是工部局三條提案。上海的租界，一是公共租界，一是法租界，租界上所有政權，均操在外人之手，中國人在租界上，就等於一個亡國奴。工部局是上海租界的行政機關，管理租界上一切事務；納稅人會是上海租界的立法機關，工部局如有提案，須經該會通過。工部局即時有三個提案，要想納稅人會通過。這三個提案，是：

　　（一）印刷附律。外人因為中國民眾反帝國主義運動很熱烈，想要禁止各種宣傳，所以限定一切印刷品，均須經過工部局的審查，才准付印。所謂印刷品，包括了報章、書籍、雜誌、傳單、廣告等等，甚至油印品都包括在內，如果不經工部局審定，便要罰款。他用這個方法來鉗制中國人的言論自由，手段非常厲害。

　　（二）增加碼頭捐。碼頭捐這個東西，是中國人納給外國人的捐款，現在工部局以為太少，應增加若干，加重商人的負擔。

　　（三）交易所註冊。交易所無論外國人辦也好，中國人辦也好，本來都應納費到中國政府來註冊立案。現在外國交易所，不但不在中國政府註冊，工部局反要規定中國交易所到外國工部局去註冊。

　　這三個案子，于商人大不利。比方印刷附律規定了，不獨我們宣傳上有很大的妨礙，就是商務印書館出一本書，縱然印刷好了，如受其干涉，就不能發行，這是多麼麻煩呢？至增加碼頭捐與交易所註冊更不必說是無理的苛索。所以工部局在前年提出這三案的時候，上海商人便反對得很劇烈。當時納稅人會的到會人數不足，沒有通過。去年四月間，工部局又提出來，商人在報上大登廣告，極端反對，納稅人會亦有許多人不到會，案子仍未成立。到了五月底，工部局又堅決的要在六月二日開會通過，所以亦引起了許多商人的反抗。

　　這兩件事，可說是五卅運動的動機，在五月二十以後，有人提出只有一個暴動，才可以給兇橫的帝國主義一個大的打擊。那時全國的民氣很高漲，山西一省，有一萬多學生包圍閻錫山的運動，各地農民蜂起，全國都表現不安的樣子。上海雖在表面上是很沉寂的，而大部分感情上均甚激烈。由五月底至六月初的中間，是一個頂好暴動的時候，因為那時上海工人，正已走到沒有路走了。上海的商人為了要在六月二日以前，給工部局一個示威，都希望發生一個暴動。學生聯合會決定了要各校學生到租界上去遊行演講。租界上是不許遊行演講的，最初大家都以為學生一定不敢冒險到租界上來演講，有些人相信至多只有三百人可以出來，要做一個大運動，是很難的。其實這種見解錯了。二十九日有些學生偕同工人到各學校裡去宣傳，想去激動學生群眾。當時有許多學校是不容易進去的，幸而有好多學校都有國民黨的區分部，介紹宣傳的學生、工人到校內演講。做了一天的工作，於是三十日出來的學生有了三千多個，與大家事前所揣測的，多了十倍。我們不要把革命看得大[太]難，只要我們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

　　除了上述表面的原因外，五卅運動有他的根本的原因。其根本的原因，大概有四個：

　　第一，五卅運動，不僅為日本紗廠風潮與工部局提案而發生，帝國主義者八十多年來的壓迫，實為其根本原因之一。我們知道不平等條約，是束縛中國人，剝削中國人的工具，為什麼日本資本家能夠殺中國工人呢？因為日本人能夠在中國開紗廠，因為有馬關條約給日本人以這種權利。為什麼工部局能夠壓迫商人呢？因為上海租界上的政權，完全操在外國人手裡，中國人的事，中國人不能說話，中國商人想到這裡，便不能不感覺十分痛苦。八十多年來的壓迫，積至五卅這一天，遂爆發起來。

　　第二，革命宣傳漸普及，亦是一種根本原因。最近幾年，各種宣傳的出版物很多，到處都有編印分賣的。這種出版物，雖然很多很平常，很幼稚，但宣傳的功效，是很大的。這裡這樣說，要實行國民革命，求中國人民自由平等，那裡那樣說，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自然許多人腦子裡，都受了影響。國民黨改組以後，對於宣傳工作，亦特別注意，前年上半年，汪精衛、胡漢民諸先生在上海許多學校裡演講，宣傳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行國民革命的主義，學生很受感動。在群眾大會中，對一般反動的宣傳，……[2]能給他們一個詳細的批駁，更有更大的影響。五卅運動所以從上海起來，而影響到各鄉村和各城市的民眾，尤其是青年，引起此偉大的運動，這不是偶然的事情。

　　第三，民眾組織的發展，亦是五卅運動起來的一個根本原因。在最近幾年內，民眾漸漸起來組織了！工人的工會，學生的學生會，都有全國統一的組織，農人的農民協會，商人的商會，亦各有組織。假使沒有學生的聯合會，就不能號召民眾，五卅運動就無從發生，所以民眾的組織，關係也非常重要。

　　第四，革命黨的發展，更是五卅運動的一個最大的原動力。五卅運動主動活動的差不多完全是革命党的同志，這些人在工作上，因為有了黨，可以彼此協調幫助。以前國民黨的組織很散漫，所以一個黨的內部，各做各的，沒有幾個人肯一致動作。自國民黨改組以後，雖不能算頂好，然組織上、紀律上，均比較的很有進步。因此，所以五卅運動能夠發生。但可惜革命黨的發展程度，還很有限，所以五卅運動的結果，亦只能做到這一步。

　　到五月三十日這一天，原定計劃，要各校學生到租界上來講演。但只說到租界上講演，租界地面很大，沒有指出集中的地方，所以雖然出來了三千多人，都是散漫的；又因定于午後一時為出發的時期，而傳話的人有些錯誤，使一些人在上午九時便出來，沒有守一定的時間，這都是沒有經驗，所以弄出許多缺點。先出來的人，在茶館裡空等了半天。此時，國民黨的內部，有人還覺得害怕，他以為這是觸犯法律的，不敢拿他們的黨部為指揮機關，所以上海學生會便成了指揮機關了。午後出來的學生很多，有些聚集在最熱鬧的地方，如先施公司等處，揚旗高呼講演，起初外人也不大干涉，後來鬧得太利害了，外人覺得這樣下去，八十多年的威信，都要掃地以盡了，遂決意要壓迫這些學生。剛剛因為學生覺得不集中起來，不能威嚇外人，逐漸集中于大馬路一帶的時候，巡捕捉了許多學生去了，一般學生說要捉大家都去，於是都跟著巡捕走；一般商店夥友見了，亦鼓噪起來，大家都鬧到老閘巡捕房去了。許多人這樣環集在巡捕房門口，巡捕房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將被捉學生一併放出，一是開槍轟擊這些人；如果將捉了的人又放出來，帝國主義決不會這樣示弱的。所以巡捕房看見環集的人太多，就開起槍來，打死打傷了許多人，這樣一來，真是一不幹、二不休，明天必再來，須有更大的示威才好。但有些人懷疑，學生是不是還肯出來呢？學生聯合會以為讓帝國主義者打死許多人，就這樣了事，是最羞辱不過的，於是決定計劃，要上海所有的學生，在明天都出來，並在通告中特別聲明，要群眾集中在大馬路宣傳，如果帝國主義來干涉，就由大馬路往二馬路退讓，但總不要解散，而且一定要仍舊回到大馬路講演；同時派許多人到商店裡去宣傳。五月三十日的晚間，各馬路商界聯合會開會，並請學生代表報告情形，學生代表的報告是非常激烈的，商人亦決定幫助學生，但怎樣幫助，還沒有辦法。各馬路商界聯合會是一般小商人的組織，小商人比大商人的革命性——反帝國主義性要強些，但雖有反帝國主義之心，卻是很害怕的；他們以為罷市的事，一定要經過總商會的通過下命令，他們希望工人先罷工，然後他們再行罷市。到了第二天，落了些小雨，學生出來的還是很多，大家集合在大馬路，但究竟有些膽怯，很少人敢講演，他們有些到商店裡去宣傳，店員要罷市，店主還是狐疑不決，總說要等總商會的命令。到了下午四時，學生群至總商會，要總商會命令罷市，當時謠言很多，不是說這裡巡捕又捉了人，便是說那裡帝國主義者又槍殺了人，群眾憤激得發狂起來，總商會亦不得不答應罷市。這時國民黨黨部亦打了一個電報到各省，說上海發生慘案後，已經是學生大罷課，工人大罷工，商人大罷市。三十一晚，總商會的罷市通告發出來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氣最緊張，一個警察對車夫說：「你不要拖外國人哪，如果拖了外國人我就要罰你。」法租界有一外國人從黃包車裡跳出來，預備上電車，因為給車夫力錢太少，車夫追索，一個中國巡捕又對車夫說：將那外國人推下來，他們是什麼東西！保衛隊表示亦很熱烈，公共租界中國巡捕都要罷崗反抗。各地工會、學生會都組織了起來。那時印了五六十萬張傳單分別告工人、兵士、警察，於是全上海人都哄動起來了，這時可見宣傳的效力是很大的。那一天，上海的民眾幾乎暴動了起來，經學生會勸止，學生會在那時很有權威。有些學校原來是反動學生所把持，反對學生聯合會的，自五卅的事件發生，學生群眾都要求共同聯合打倒帝國主義，自動的起來反對這些反動領袖。反動領袖說，這個事情，是國民黨包辦的，是共產黨的陰謀，不要上他們的當，群眾一點不相信，反罵他們是有意搗亂。上海國民黨內部，紀律不甚嚴密，有些黨員不肯服從党的指揮，他們因為自己想在學生聯合會當會長，做主任或科長，主張要改組學生聯合會，好給他們有出頭的機會。學生會中真正能工作的人是很少的，學生會要派人到學校裡去宣傳，學生會內部，就沒有人辦事，學生會各方面稍為顧到了，工會又感覺沒人辦事了。另一方面則右傾的分子，非常搗亂，他們除了說國民黨包辦，共產黨有陰謀以外，另外還有孤軍社的人，在六月一日，發了一種傳單，是一篇《告國人》的文章，印刷得很多，滿街粘貼；他們的意思，是主張什麼「不合作」，勸民眾不要亂鬧，要學印度那位甘地的辦法，講經濟絕交，不買外貨，不坐外國輪船等……還有江亢虎主張就事論事，不要說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只就巡捕房打死人這回事，與之交涉，要縮小範圍，才能得到結果。又有陳霆銳說，這事不消亂鬧，把範圍弄大了，一定要依法律解決，向法庭起訴，才有結果。一般學生雖然受了一點革命的宣傳，現在聽了這般糊塗的論調，也覺得以前提的口號太高，恐怕不能做到，沒有結果；他們至少也主張不要說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只好專對英、日，不要得罪了美、德及其他各國。有些國民黨員不但自己不能宣傳人家，糾正這些錯誤思想，他們反被人家宣傳了，跟著人家亂講。這時革命的宣傳力甚少，反動的宣傳很利害，黨已不能有靈敏的指揮，黨員又不能完全守紀律，這種工作的困難與缺點，發生了許多不好的結果。幸而此時有些國民黨員與反動分子究竟聯合不起來。他們感覺黨團會議之必要，成立了黨團的組織。國民黨員在學生會中雖沒有很強有力的領袖，但有了黨團的作用還可以領導許多學生，拉攏中立分子，與反動勢力奮鬥。工會方面有三十余萬工人罷工，但要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則感覺缺少人才，且沒有工人運動的經驗，國民黨員亦不常聽見政治報告，因之就不明了各方情形，不曉得怎樣決定他們的工作方法，他們去演講，亦不能動人聽聞。後來外面商量好了，對帝國主義提出十七條要求，如收回會審官廳，賠償罷工工人損失，不許外人越界築路等等，這已得工會學生會、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之贊成，但總商會不表贊成，只允站在從中調停的地位。那時學生、工人、小商人是一致的，組織了工商學聯合會，只有總商會不肯與他們合作。六月一日、二日、三日這幾天，帝國主義者常有擊殺中國人的事發生，一般人非常憤激。孫傳芳亦打一個電報，大意要學生努力，他願以武力為後盾；張學良也打一個電報，並匯洋兩千元捐與學生會。過幾天，張學良親自帶兵來了，租界上本是不許中國軍隊通過的，張作霖的兵卻都通過了租界，一般學生很高興，以為收回租界是有希望的事了！其實張學良一方對學生表示好意，一方卻正和英國辦交涉，以圖妥協。有一次，學生會派代表見張學良，他很客氣的說：「你們是愛國的。我當學生時也很熱烈的參加愛國運動，不過現在地位不同了，不能像你們一樣了！」學生代表聽了張學良的話，喜歡得了不得，我告訴他們說，張學良的話是不錯的，他現在地位不同了，他現在到底站在什麼地位呢？是站在帝國主義走狗的地位，所以他不但不能幫助學生愛國，而且有一天還要壓迫學生愛國運動的。他們覺得我這些話太過分了，但是沒有好久，張學良的鬼面孔便揭穿了，學生會再派代表去見他，他就說：「不要亂鬧，我自有辦法了！」這時候，嶽維峻、段祺瑞、馮玉祥，通同打電報，匯捐款；但除了馮玉祥真有點民族思想以外，其餘都是假的，（沒）有作用的。那時奉系壓迫他們正是十分厲害，所以他們要提高對外空氣，使奉系不致還在此壓迫他們，決不是真正有什麼愛國的意思。所以段祺瑞派了一個人到上海來調查，民眾很想請他出來講幾句話，他不但不敢出來，反住在租界內，以英國巡捕守衛。那時總商會既不贊成原來的十七條，他們以為太高，恐怕做不到，而且怕傷了外國人的感情，於是自己修改做十三條，好像對外人表示減價的樣子，其實原提十七條，固然做不到，你就減低一點，又能夠做得到嗎？學生方面也發生了不好的表現，因為學生家中的父母，非常害怕他們子弟在外面遇了危險，就紛紛來信，假說父親母親病重垂危，要他們趕快回去，六一、六二、六三，這幾天，學生是很勇猛的，到了以後，有些亦害怕起來，於是趁此就跑回去了。在五卅運動中，帝國主義者想了一個方法，出一種《誠言》報，造許多謠言，欺騙中國人，但沒有什麼效果。然而到了三個禮拜以後，商人罷市既久，發生了一個開市的問題，以為長久罷市還是自己的損失，所以提出縮短戰線的口號來，並且說罷工要款項來接濟，才能維持，不如商人開市，收一部分利潤來援助工人；這般論調，自然容易鼓動一般生性比較妥協的人。那時罷市的只是限於公共租界，本來法租界與中國界的商人，都有決定罷市的，但一些不明白的人，乃至學生會代表，以為不要得罪法國或中國官廳，勸他們不要罷市，不知法租界與中國界能罷市，尚可引起法國及中國官廳與英國的交涉，他們自動要罷市，何必反去勸止呢？我們是主張繼續罷市的，以為開市並非縮短戰線，而是減少我們的勢力，解散一部分我們的隊伍。但事實上已有大部分商人要開市，想再延長幾天，亦是事實上不可能的事，結果遂宣佈開市。但開市有兩個條件：一是禁止買賣英貨，一是接濟罷工工人，要商人登報表明。但後來雖學生查貨甚嚴，商人因而不買賣英貨，至接濟罷工工人一句話，則完全是空談。開市以後，又發生開工的問題，有一般人主張專力對英，所以說罷工要有範圍，於是他們硬要日本工廠工人復工；等到日廠工人復工了，英國工廠工人亦動搖起來，也慢慢地開了工了。學校裡的學生，已有一部分回家，許多教職員也勸學生回家，在他們腦子裡，以為讓他們在上海鬧壞學風，是不好的，所以特別准假，或提前放假，於是結果，剩了少數學生會的代表，他們只可代表自己，不能代表群眾了。這樣一來，各項運動，既沒有學生參加，商人又被煽惑退後，僅僅剩下許多工人在那裡孤軍奮鬥！可是，工人生活困難，各方捐款不能接濟，買辦階級與軍閥勾結，起來壓迫他們；一般反動學者，也極力宣傳不利於他們的論調，應付他們是很困難的。到後來五卅運動，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與英國經濟絕交。一般學生檢查仇貨很勇敢，很熱心，但是亦有些毛病，有些人是亂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他們自己拿來吃了；不能久貯的貨物，他們任其腐敗；有些貨物亦不管是否確系英貨，隨意扣留，並且學生會無專人辦事，商人有事要來接頭，感覺非常麻煩，自然很不高興。有些學生會的職員，喜歡坐汽車，吃西餐，尤其是愛與女學生講交際，更引起一般無聊腐敗的人的評議，加之學生內部，又常常發生問題，如查帳、爭位置等，以後學生會力量亦成有限了，張學良既與英國妥協了，便解散了上海總工會，開始向民眾進攻，原來醒獅社、孤軍社、民鐸社等組織一個《公理日報》，內有國民黨員參加，後來主持該報之權，歸到國民黨員手中，曾琦等便寧告退，為拆臺之計。又有些共產黨員組織了《熱血日報》，有些國民黨員組織了《民族報》，但因帝國主義軍閥壓迫日甚，都繼續停了版。在全國說，開始大家都熱烈的做救國運動，到後來，都漸漸的沉寂下去了！五卅運動所得的結果，有好的壞的兩方面，先說好的方面可以指出兩點：

　　（一）使反帝國主義的潮流高漲。五卅以前，中國還有好多人不知道為什麼要反對帝國主義，就是一般有智識的學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國主義的意義，因為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已有八十多年，中國人受壓迫慣了。而且庚子之役，對於反抗帝國主義的人，又曾經加了無情的懲戒，所以中國人對帝國主義不獨不敢反對，還要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的話，以為自己安心忍受帝國主義壓迫之解嘲語。就是革命黨，也是一樣的懦弱心理，同盟會黨綱第六條，還要說要求列強幫助中國革命這樣不通的話；辛亥時亦最注意保護外國人，尊重外國人條約，簡直同段祺瑞的外崇國信差不多！自國民黨改組後，才提出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來，經過一番宣傳，少數人才知道應該反對帝國主義。但經過五卅運動以後，反帝國主義的空氣，就普及於全國，大多數人都知道了。不過呢，仍然還有不少誤解的地方，有些人不知帝國主義為何物，見了外國人就要反對，又如國家主義派不肯說反對帝國主義，要外抗強權，這都是不對的。但總而言之，今天再有人說要保護外國人和尊重外國條約什麼，都知道他是反動派了。

　　（二）使民眾的力量增大。五卅以前的工人、學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沒有組織起來；五卅運動後，各地工人、學生很多都組織起來了，商人亦漸知引他們的組織來參加反抗帝國主義，且有工學聯合組織，這種民眾的力量影響政治方面的運動，使軍閥內部分化。那時，國民軍通電對英宣戰，便想站在民眾方面得著民眾的贊助。反奉戰爭發生，直系孫傳芳痛駡張作霖壓迫民眾與摧殘愛國運動，亦是表面的接近民眾，利用民眾去打擊張作霖，若是沒有民眾力量，他們不會這樣做的。後來國民軍同情反奉，郭松齡發生倒戈的事情，亦是民眾力量暗示的結果，可惜郭松齡為帝國主義所敗，民眾的革命潮流亦漸漸低落，現在國民軍也失敗了！國民軍失敗的原因，固然由於帝國主義之聯合進攻，而國民軍內部不肯顯然站在民眾一方面，亦其實主因；比方馮玉祥不肯表明態度，二軍與民眾，反有惡感，當然是他們失敗的結果。但五卅運動後，民眾已在政治上成功了一部分的力量了。

　　再說壞的方面亦有一點，便是過早的促成了階級之分化。階級分化，是五卅運動一個最大的影響。那時學生回家了，商人軟化了，只留下工人孤軍奮鬥，孤軍社、醒獅社、民鐸社講的和平理想，與江亢虎主張的縮小範圍，丁文江的主張唱低調，戴季陶主張的單獨對英，影響很大。學生本來多是專於讀書，不肯參加實際運動，即參加各種運動，亦是愛出風頭的。他們每每因嫉妒反對作工作的革命黨員的原故，跑到孤軍社等一般人那邊去，大商人、工人、學生、小商人各為其利益，惹起了感情的衝突，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又乘機破壞革命勢力的聯合，共產派和國民黨左派分子也許不免有些左傾幼稚的地方，於是各階級的分化很利害，結果，資產階級有好些都離開了工人，附和帝國主義或買辦階級所唱的反赤論調，造成了一個反動的潮流，直至北伐勝利，這種反動潮流始被民眾革命潮流所壓倒。最後我們要說，五卅運動所得的教訓，我們可以分三點講。

　　（一）革命不要看得太容易，也不要看得太難了，五卅運動是全國數百萬人共同聯合起來的一件大運動，在普通的人一定以為是一件頂難的事情，但是有了相當的宣傳和組織，並得到了相當的機會，實際是很容易號召起來的。但是因為五卅以前，革命的宣傳和組織，都還不見得很好，所以亦只能夠喚起一個這樣大的運動，並且只能做到這一步田地；如果將來能夠有更進步的組織和宣傳，一定收效可以更大的！國民黨那時在上海學生、工人中，有區分部的組織，但上海八十幾個學校，僅有二十幾個學校有區分部，這可以表現組織力的薄弱；黨內的宣傳品，刺激性亦太少，並且只散佈了一二十萬份三民主義，在四萬萬人中，共產黨對於宣傳雖比較努力，亦還不能達到深入農工學生群眾的目的。這可以表現宣傳力的薄弱。然而這樣的組織宣傳的力量，居然喚起了兩百萬人的五卅運動，雖不久為反動勢力壓迫而消沉下去了，這亦很可以使我們今後注意對於宣傳和組織的工作，更要加上一番特別的努力才好。

　　（二）在革命運動中，群眾容易發生左右派的空想，這種空想，於革命運動的影響甚大，若非很好的宣傳工作，隨時打破這種空想，每每使到這種運動走入錯誤的道路，以至於失敗。在五卅運動中，發生左右派的空想甚多，大略可舉五項：

　　A，和平解決說。如果能夠和平解決，固然很好的，但上海殺了人，漢口、廣州等處都殺了人，帝國主義者從來不與中國人講點公理，你儘管說和平解決，誰替你來和平解決呢？

　　B，法律解決說。法律是帝國主義和軍閥拿來壓人民的工具，比方租界上的法律，就不准去遊行演講，五卅在租界上遊行演講，便是犯法的，要靠法律解決，帝國主義者先便要辦我們犯法的罷了。

　　C，外交手段解決說。北京派來的外交官，住在租界上，不肯出來，這已可見中國的外交程度。靠這種人辦外交，能夠解決什麼事呢？調查的結果，沒有在上海公佈，後來法國調查員才拿調查結果公佈出來，是說英國人不對，英國不肯承認，他們是這樣不講公理，還講什麼外交呢？

　　D，聯絡帝國主義打倒司法解決帝國主義說[3]。這個主張，就是要聯絡日、美、法、意等國，專一對付英國，但是五卅的時候，美國佔據了上海大學，意大利在上海亦故意殺人，他們與英國帝國主義有什麼分別？我們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反可以使其他帝國主義站開，不敢與英帝國主義發生關係，專說反對英（帝）國主義，則美、日等國反可以大膽的壓迫中國，所以他們反轉幫助英國來壓迫中國了。

　　E，經濟絕交說。這是孤軍社和國家主義派的主張，就是要不買英貨，不要工人替英廠做工，在經濟上，完全與英國脫離關係。自然經濟絕交並非全無用，但這種作用總是暫時的而非永久的，因為關稅問題不解決，中國工業不發達，當真經濟絕交，不但是工人總在工廠中做工，不能維持生活，而且事實上中國已然需要許多工業品，經濟絕交，遲早總是維持不住的。所以從前與日本經濟絕交，完全沒有結果，現在專想靠經濟絕交來對付英國帝國主義，這是何等靠不住呢？

　　再說左的空想，也有三項：

　　A，暗殺外人說。他們以為外國人殺了我國的人，我們也便可以殺外國人；他們說，我們天天開會遊行講演，是沒有辦法的，只有用手槍炸彈去殺工部局的外國人最好。我們雖不絕對反對暗殺，但暗殺只可為兩軍對壘交戰時一種手段，如果沒有預備交戰，僅僅想暗殺一二個外國人，不但是沒有什麼作用，而且還會發生不好的影響；因為一般商人，最怕殺了外國人，恐怕像這樣便會惹出大禍，學生亦有許多不贊成這樣辦的，倘若當真殺了外國人，五卅運動更失敗的快了！有些人因為朝鮮出了一個暗殺的烈士安重根，每每引為美談，其實安重根雖然暗殺了日本的伊藤博文，但是朝鮮還是亡國，可想見沒有組織的民眾，專靠暗殺手段，是不會成功什麼事情的。

　　B，練學生軍說。他們以為要學生軍是預備與外國宣戰，學生軍是不是能夠打仗是一個問題。要說練軍隊打仗，中國的兵很多，為什麼不可以打仗？還要練學生軍呢？若是養兵不能打仗，又有什麼把握可以說學生軍便可以打仗呢？而且既說練學生軍便是將學生關起門來訓練，使許多能夠做民眾中宣傳工作的人都關到學校裡去，那麼，外面的民眾，反轉來一點也不懂得反帝國主義的意義了！

　　C，對英宣戰說。這種主張的人，以為我們對英國帝國主義寧可玉碎，不可瓦全，所以他們要與英國背城借一。對英宣戰，如果只是為一種空氣的作用，自然是可以的，若真是夢想要與英國宣戰，到底叫誰去戰呢？假令我們要馮玉祥去戰，張作霖會在後面打馮玉祥，又怎樣辦呢？

　　以上各派的空想，都是妨礙革命，叫人家認不清正當的工作是什麼的，我們的真正的工作，在於宣傳民眾，組織民眾，不注意這一點，無論是右傾或左傾，都是不好的。

　　（三）各階級革命性，在五卅運動中，完全的表現出來。那時張學良在上海與英國勾結，加民眾以壓迫的手段；總商會修正工商學聯合會提出條件，要居於調停的地位，這可見軍閥與買辦階級是反革命的。不過張學良等以前他打過電報並匯了捐款，總商會也提出了自己的十三條來裝飾面子，所以雖然他們是反革命的，只要有革命民眾監督，亦是不敢絕對反對「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小商人比較能革命，但他們沒有組織力，如革命潮流低落時，小商人就跑到大商人一邊去了。學生在平時是很散漫而且要鬧意見的，到了革命空氣濃厚的時候，就一致起來，不管什麼國民黨「包辦」亦好，什麼共產黨陰謀亦好，他們總是擁護學生會，縱然有少數反革命領袖造謠，也不會有用的；但是，學生終究喜出風頭，他們這種熱度也不能長久維持，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他們若沒有好的組織，尤其是若沒有党來領導他們，便很容易弄糟，工人是比較學生好些的，我不是說工人道德和知識比學生好，只是工人的生活困苦，所以他們自然要起來革命，雖然亦有少數工人，和學生犯同樣的毛病，但大多數工人都是誠實的，直率的，很守紀律的。在五卅運動中，開始有許多學生，到後來各種遊行運動，滿目所見的都是工人，可見工人在革命中的力量。有人說要知識階級領導工人革命，這亦許是對的，但是，什麼時候知識分子才出來領導工人革命呢？坐在屋裡怕危險，怕困難，而且像梁啟超、張季直、《申報》主筆、《時事新報》主筆，這些學者，他們做的文章，總是說學生工人胡鬧，他們這些人也會來領導工人革命麼！外國人很高興中國有這些學者，謂他們是高等華人，我們也盡可讓他們去當高等華人，因為普通人都不好像他們一樣，若是都像他們一樣，中國真要滅種亡國了！中國的革命運動，一定要特別注重工人、農人、學生、小商人，但是亦要盡力與大商人、大學者結成聯合戰線；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要認清楚那種力量是靠得住的，那種力量是靠不住的，一方面要拉攏靠不住的力量，盡力使他們幫助革命，不要妨礙破壞革命。

　　上述的經驗，在以後比五卅更大的運動中，是很可以作工作上的參考資料的。五卅慘案至今日尚未解決，恐怕是不能解決的，帝國主義者很想以七萬五千元來解決此案，我們不肯承認的，為什麼不肯承認呢？我們要留著五卅這個紀念，靠著每年的五卅紀念，使全國民眾一致的覺悟起來，才能爭得我們的最後的勝利。那時候，不平等條約可以廢除，租界可以收回，中國人可以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這比七萬五千元，強得多了！我們的同志，要準備第二個更大的五卅運動的工作，一直做到中國全民族解放，所以我們大家要一致努力！

　　廣州國光書店1927年3月初版單行本

　　署名：惲代英

　　注釋

　　[1]據1926年5月惲代英在廣州所作《五卅運動》講演記錄稿，此處「有人」原為「我們的同志」。

　　[2]略有刪節。

　　[3]據1926年5月惲代英所作《五卅運動》講演記錄稿，此處「司法解決」為「打倒一個」。

　　(1)本文是惲代英於一九二六年在廣州所作的講演，當年曾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教育宣傳委員會印行，第七講還曾以《五卅運動》為書名出版過小冊子，由廣州國民黨政治講習班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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