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革命者的悲觀|惲代英

對於革命者的悲觀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代英：中國的青年，須致力於革命，奮起而打破一切壓迫弱小民族，及勞動平民，操縱全社會的經濟生活，全社會的生產機關和分配，擾亂人類真正和平的怪物，達到我們一切痛苦問題之總解決，而平等自由獨立於世界，這本來是中國客觀的情形，及中國近百年來歷史的事實決定的，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但是已被決定而從事于革命的青年，很可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唾駡，因為青年在求學時代，藉著「革命」的虛名，做騙父母欺自己的實際，荒廢寶貴的光陰，耗散若干的金錢，對於作革命所須要的「社會科學」完全未苦心鑽研，一聲不讀，一目不窺。甚至連革命的常識，也不知道，美其名曰信仰三民主義，研究列寧主義，但是問他三民主義的目的及列寧主義的宗旨是什麼？完全不能答覆；至於學校所注重的「自然科學」他們當然也是弄得莫名其妙了；從藉學校的招牌沉淪於吃喝嫖賭的污泥中與好時髦服裝貪取豐富口味的勾當，希圖升官發財的謬想，把他們來談革命，有什麼結果可言！？帝國主義仍然有國際聯合一致向我們進攻，軍閥們還是如雨後春筍一般的伸張其壓迫的勢力，所以他們把革命一天一天的宣傳，而國恥同時也一天一天的加多，人民總是在水深火熱中過著痛苦的生活，並且等他們得到了政治舞臺上的權柄，就施行屠殺的政策，壓迫真正能愛國者的優秀青年，與社會上一切的惡勢力勾結起來，成為其壓迫的工具，和侵略的爪牙，結果，既非革命者，也非愛國者，仍然是一個被革命者。比方前在湖南「整頓學風，查禁共產」的小軍閥——趙恒惕，當他在日本陸軍學校讀書的時候，他筆所寫的都是革命的文章，口所說的，也是革命的言論，一舉一動，都是要革命，要救國；但是自他得到湖南政權而後，摧殘愛國志士，封閉愛國團體，大舉著反共產的旗幟，撲滅在湘的革命運動，甘心做直吳的雇傭，人民的公敵，拋棄了他從前所主張的「革命」與「救國」這兩個名詞，而墮落成為壓迫者、被革命者。又如鼎鼎有名的章士釗，何嘗不是一個留洋學生，何嘗不談革命，不談救國呢？但是自他被段政府的利用，掌理全國教育總長的職權以來，遂張其野心，壓迫學校，解散女師，複試中等學校的畢業學生，禁止學生參加愛國運動……種種壓迫的政策，不遺餘力，只是束縛學生的心靈，關鎖學生的老腦，不能溶化近代的新思想，專講「埋頭伏案」，「閉戶讀書」，只要熱心愛護中國古代的文明、帝王文化，努力闡揚國魂，閉著門演復古把戲，和反革命運動，所以他所主張的「革命」與「救國」，完全是虛名，是為將來圖謀自己飯碗的目的；我想他從海外回來，在太平洋的輪船上，就連革命與救國的口頭禪，都把他一齊拋棄，沉沒於渺渺無邊的太平洋的水底下了；結果：他仍然還是人民的公敵，教育界的一大臭蟲，這真令人痛恨極了。

　　我們睜鏟[開]眼睛向四圍一看：一切反革命者——軍閥，官僚，政客，紳士，以及許多作奸犯科的人，有幾個不是從前談救國，傳革命，由學生出身的呢？我們看從前五四運動的青年學生，現在竟有許多做了反動派的教職員，升了官，發了財，試問這種人來談革命對於國民，國家，與社會有什麼益處？

　　但是我們承認今日弱小的中國，應當須要革命，然而既非一般赤手空拳的學生呐喊所能奏效，並且革命的目的，是在「打倒帝國主義」，開「除軍閥」，所以被打倒者的利害衝突相同，遂有聯合一致的對我們下總攻擊，我們應當也要與全國一切革命的勢力聯合起來反抗，共同站在一條戰線上，拼命剷除人類的敵者，勇敢奮鬥的與帝國主義與軍閥決一死戰，以完成中國眼前極須要的國民革命運動，安可內部自行分裂（國民黨就有左右兩派之爭，國家主義者與共產黨人也成為對敵者），所以他們革命的人反對革命的人，互相爭鬥、互相攻擊，完全無合作的可能，毫無調和的餘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他們內部還不能聯合，一致的進行革命，又何能與壓迫者對敵，求全人類一切痛苦問題解放之成功呢？

　　我想以上所說的話，都是根據于社會上普通一般人的心目中所未瞭解而得來的，他們雖然是不完全明白革命的意義，但是這些話很可以有討論的價值，因為有許多青年，徒藉革命的虛名，以將來圖謀自己的飯碗為目的，與反動派互相勾結從中搗亂，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的戰線，以致他們心目中認為最有希望的革命的青年，完全靠不住，他們就甘心墮落，大家都不分青紅皀白的唾駡與攻擊革命青年。所以我不禁把近來縈系在腦海中的一切事情，光明正大的寫出來，望你在《中國青年》通信欄內發表，辟開他們的謠言，解釋他們的誤會，使他們拼命勇敢的殺賊，使他們樂意情願的赴前敵第一道火線，集中勢力于廣州國民政府革命旗幟之下，努力促成他的北伐使命，找尋全國民眾□□的出路，何怕帝國主義不能打倒，軍閥不能剷除，而國民革命不得成功呢？

　　十五、七、十八、永年寄自湘西

　　永年：

　　來信可以反映一般無党群眾和普通社會對革命黨員的心理，因幾個革命黨員的不好，而懷疑，不信賴革命黨，甚至不信賴革命。所雲一般談革命者之不可靠，的確是社會間的一個事實。在辛亥革命中，在五四運動中，都有此種現象。當革命潮流高漲之時，有許多投機分子（尤其是知識分子），起來假藉革命的名義，做他個人的活動，尋求他個人的利益，因此減低了一般群眾對革命黨的信仰，懷疑革新運動，不能積極參加革命，這是我們所最痛心的。民國元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國民黨內即有章炳麟、劉揆一之叛黨，以及趙恒惕、陳炯明，從前均為國民黨黨員，以後脫黨，變為反動派。這些事實都是說國民黨內部沒有嚴格的紀律，不能事先禁止這些投機分子入黨，事後又不能即刻開除他們，以釋社會之疑慮，所以國民黨在民眾間喪失信仰數年，直到最近才逐漸恢復。然而一般群眾切不可誤認社會上談革命的都是假的、沒有真正肯為民眾犧牲的革命戰鬥員，這種誤解，即是不觀察事實的籠統的武斷，這種武斷徒然使革命分子與民眾分離，妨害革命運動的進行。

　　一部分革命黨員的墮落，固然是他們投機之過，同時也是缺乏民眾的監督，假定民眾對於革命領袖只有依賴與希望，沒有自動的積極的努力去督促他前進，作他的後盾，則革命黨員是極容易為惡社會所引誘，所腐化的。人類的天性，終不免於有些適應環境，在地位高權重時，若在他周圍只是黑暗勢力包圍他，沒有積極的革命的勢力的引誘，則他終不免於屈服。我們的問題不在某個革命黨員的墮落，這是他個人的事，雖然有時我們也很可惜，我們的問題是怎樣有一強固的民眾運動、有一強固的革命黨，能監督和選擇我們的領袖，每個革命黨員墮落了，就有一個候補的代替他的職務，對於任何一個革命的領袖，我們不要有英雄或偶像的崇拜，認為他是我們的摩西，他是我們的救主。從前民眾那樣盲目信仰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固然錯誤，他們的失望固然是應當的，但是對於一個革命黨員，我們就要寬大些，給他以無限制的信託，也沒有這樣一個天經地義。我們只能說，他革命時，擁護民眾利益時，我們就信他，但當我們一發現他有違反民眾利益的行動時，我們不論他表示得如何刮刮叫的漂亮和革命，我們就要提防他和批評他。就是對於孫中山先生這位偉大的、革命的創造的天才，我們也應取這種批評的態度，何況別的革命黨員！英雄崇拜，偶像崇拜，是民眾不負責任的病態心理，不是健全的心理。

　　對於革命黨員的選擇與承認，不應當憑他筆所寫的，卻是革命的文章，口所說的也是革命的言論，一舉一動，都是要革命，要「救國」等浮泛的表現，而是要看他是否日常的不斷的為平民服務，是否願意絕對遵守革命黨的紀律和革命党的指揮。在今日的中國，只有共產黨員是最精粹的革命分子，因為他有鐵的紀律與統一的革命意志。共產黨與國家主義者，國民黨左右派的爭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為必須把這些反革命的思想征服下來，民眾才可統一的集合革命旗幟之下。這些革命營壘中的敗類不除，革命營壘的後方時時有被擾亂的危險。革命黨內部的敗類不除，則革命小有成功，即有無數趙恒惕、陳炯明出世，這種歷史的教訓是我們應當引為殷鑒的，我們只應問誰是誰非，不應籠統的怪相互鬥爭之不應該。

　　記者

　　載《中國青年》第一三四期

　　(1)本文是惲代英與讀者永甯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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