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醒獅派|惲代英

評醒獅派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對於醒獅派諸君，前後有三種不同的感想：

　　在余家菊、李璜二君《國家主義的教育》初次出版的時候，我只感覺他們有「唯心」的弊病；他們說到要拔救中國民族，不從打倒中國的經濟壓迫上著手，專門說些提倡教育，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這都是二三十年來經許多人鼓吹而沒有功效的話。在那時候，我是尊重他們謀中國獨立的意見的，但是我只可惜他們因為偏於「唯心」，所以找不著合當而有效力的途徑。

　　自從醒獅週報出版以後，我又加了一種不贊成他們的理由：便是他們的「士大夫救國論」。他們是把士商階級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農工平民的力量。他們反對黃炎培、郭秉文，亦與我們一樣，但我們是要引起民眾的覺悟，使民眾自己組織起來；他們的意思，卻只是說這一派士大夫是太糟了，須得另外換一批好的士大夫來——或者便是換他們自己。士大夫之不能救國，是有他們的客觀原因的，他們的生活並不十分痛苦，而且時時有機會「出賣」救國事業以自求榮利，所以他們在沒有為自己利益而奮鬥的民眾站在背後，結果總不能擔任革命的責任。二三十年來，康有為、梁啟超、章行嚴、黃炎培、胡適之輩，皆曾為一時士大夫救國者之領袖，然一一都墮落，成為過去之人物。所以我雖不疑醒獅派諸君今日已是彼等一流，然而我對於他們不注意下層階級群眾，但欲繼續彼等之覆轍，把自身供試驗，終於不敢放心。

　　不過我那時還以為救中國民族，他們縱與我們不能一致，並非便不能同力合作。我們假定他們是代表資產階級的，然而中國革命既有各階級合作的必要，則使他們能努力革命，至少亦是我們在向帝國主義作戰時的伴侶，所以我以為我們在理論上互相爭辯是可以的，但不應因此便以為不能合作了。

　　然而到近來從他們的言論，令我懷疑我自己這種意見。他們名為講國家主義，其實對於帝國主義的罪惡，軍閥政府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實況，似乎還沒有多少精力顧到；他們最大的努力，處處看出只是一個反對共產主義。我們本不希望一般小資產階級的人，都能信仰共產主義，不過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只是帝國主義或資本階級的仇人，總還不至於受那些名為反抗強權講求民生政策的醒獅派這樣深惡痛絕。我們不必問蘇俄是否強權，共產黨是否賣國派；今日有眼睛的人都看見蘇俄是最以平等待中國的國家，共產黨人最堅苦奮勇在帝國主義軍閥壓迫之下過他們的革命生活。我們便令承認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是對的，請問今日不努力攻擊現在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及賣國軍閥，卻專來無理取鬧的設想出蘇俄怎樣侵略中國，共產黨怎樣賣國的話，攻擊蘇俄與共產黨，究竟有何道理？我們願意與一切革命的黨派合作，但我們希望他們革命，不願看見他們把革命的事業放下，反轉只顧和比較革命的人為難，像那些帝國主義，軍閥的走狗一樣。中國的共產黨人，被一般帝國主義，軍閥的走狗們誣賴造謠，是已經很多的；不過稍知事理的人，只要看一看他們的犧牲奮勇的精神，他們的刻苦努力，為中國農工群眾的利益而奮鬥，亦應知道自己愧勉。他們在現在統治階級之下，決不能到法庭去與那般走狗們起訴，要求恢復名譽，他們的出版物，亦且受段祺瑞以及上海工部局的嚴重防止傳播，決不如《醒獅週報》在被帝國主義，軍閥壓迫之下的中國之能通行無阻，便在這一點，醒獅派諸君亦當反躬自省，不好隨著流俗悠悠之口，被識者所恥笑！我勉勵醒獅諸君節省些有用的時間精力，多向帝國主義，軍閥下攻擊，讓我們看看你們革命的真面目；倘若只是像今日，因為不高興那比較革命的共產黨，卻把革命正當的工作放輕，專門幫著無聊的流氓，來做這種反共產運動；諸君縱在本心並不欲幫助帝國主義與軍閥，客觀上卻正合他們的需要——這怕便是《醒獅週報》之所以能不被郵局查禁的原故罷？《現代評論》都被查禁了，《醒獅週報》要像今天這樣下去，我想還有一天被段祺瑞所嘉許而助其推銷呢！

　　載《中國青年》第七十六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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