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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學教師對於農民運動的意見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代英按 對於卓如君的兩個意見,我都是表同情的。我們為想編集充滿革命精神的淺顯讀物或歌調,曾與朋友發起平民書局,編印平民之友週刊及平民叢書,近來又編印種種勞動青年週刊。不過這究竟是不夠用的。我還覺得最大的缺點,是現在大家所知道的民間痛苦太少,所以說出一些話,總不免隔靴搔癢的弊病。農民固然受許多定命說所迷惑,然而人在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且知道確實有救濟痛苦方法的時候,他可以不顧一切定命說而一往直前的為自己奮鬥。迷信報應的人可以去劫貨殺人,安分守己的人可以去引起民變。所以真能確實瞭解農民的痛苦,並能說出切實的救濟痛苦的方法的人,編讀物亦好,演說亦好,唱大鼓亦好,都可以使農民聲入心通,引他們發生革命的要求。我很希望大家多留心從客觀方面考察農民的實際生活情形,空間他們苦到什麼田地?這些苦處是從何而來的?是不是可以有辦法救濟?我們所提倡的許多辦法,究竟是不是真能救濟他們?真瞭解農民生活的人,才會真表同情于農民;只有這種人說出話來能打中農民的心坎,他亦自然會唱出為農民要求革命的歌調。因此,我以為卓如君所說都是我們所要辦的;但在這以前,我們要先考察農民生活,做一番研究的功夫。(不久,我將做一篇我所觀察的農民生活,以便大家討論)

  代英:有許多熱心農民運動的青年,和你討論的問題,我都極其佩服;可是實行總有許多困難,令人灰心喪氣。農民腦子裡腐敗的觀念太深了!什麼:真龍天子,狀元公子,千金小姐,——種種不長進的定命說,在在都與我們的革命工作為敵,要全民眾覺悟過來,和我們結成革命的聯合戰線,他們此等頭腦,決不能給我們以贊助,他們甚或盲從的目我們為反叛。要掃除這種惡的勢力,必須根本的設法使他們無由得著這種資料。公子投親,天下無主民遭難一類的書籍,就是革命進行的障礙物,它的勢力幾乎把持著全農民的思想;若不能正本清源的滅除它們,它們會抵消我們宣傳的力量以至於等於零。我們宣傳的時間是有限的,而此等消極的麻醉劑則到處茅屋中,一盞油燈之下,堆滿多人,無異到處都是它們宣傳的講堂,如今我們雖無力阻止其出版權,購買權,我們當怎樣的聯絡同志編集充滿革命精神的淺顯讀物,來代替此等麻醉劑,以便於清醒他們的思想,種植我們革命的種苗呢?

  第二是關於實際運動上的方法:我以為直接的宣傳有變形的必要,「電影」「新劇」,是易於感人易於收效的工具,但這限於人力和經濟力,勢必難於普遍,用具的攜帶也嫌累贅些。組織宣講團分往各鄉村演講,比較易於從事,但是形式上又差一點,譬如三五個人一起到鄉村裡,大家圍攏來時,你便聚精會神的講得感慨激昂,聲淚俱下,他們腦子昏鈍,腦膜深厚,仍會找不清頭腦,無滋無味的掉頭而去。這是在集市上對一般知識幼稚的人閱歷過的。宣傳的步驟是要緊的,我們當制定程序去宣傳,排列出來先說何等話,怎樣去說法。這當然是很難的,說得遍於事理不和他們有關聯,他們不喜歡聽,要給他們親身的利益有關聯,你又好性急,這就糟了。我所謂「變形」,就是以為要投合普遍的農民藝術上的要求,練習一種歌調,把革命的精神納入其中,去滿足他們藝術上之要求,順便輸入革命的思想。曲譜不必創新,就普遍的採取一種即可。譬如大鼓調也就很好。我們把它的歌調敲法練習會,我們再把民間的苦痛,社會的腐敗,國際的地位,一一依著歌調唱了出來,或者納入一條事實之中,將人家生活艱難,處處受壓迫的情形原由,原原本本的訴說出來,其間有輕重,有疾徐,務要從家常俚語入手。比方我們穿短衣,戴氊帽,好似演戲般,提高著喉嚨,敲大鼓,打銅板,叮叮咚咚的唱起來,鄉間老農老嫗以及稚子婦女,一定能來聽,且由漸[淺]入深的使他們不由自主的聲淚俱下。——有些朋友恐我們唱起來入耳不驚,以致不發生效力,我則以為不然。這種歌唱只要深入他們的意識界裡去,一定能支配他的思想,定能奏效的。現在一般知識幼稚的同胞,所思,所言,那一些不是為這一般腐書,鼓詞,小唱等的力量所轉移?——前許多青年運動者,多少總自存些偉人思想在腔子裡,能這樣做還可以于青年的平民化有益呢!我是個小學教師,辛苦一年,所得甚少,而這一年之中,職務又不許,所以我想從事這種工作,總是很難的。我想起這種法子以後,也曾數日夜在腦子裡翻花打旋睡不著,有時拿筆桿作敲大鼓狀,想勉力作這種試驗,可是我立時又感覺出才力和材料上的不充足,所以我寫出來和你討論,你可以費點功夫想想,這種事可能行得過去麼?

  王卓如

  載《中國青年》第七十期

  (1)本文是惲代英與讀者王卓如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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