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王光祈著《少年中國運動》|惲代英

評王光祈著《少年中國運動》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此書包含序論一篇，舊著篇，通信三篇，皆王君個人對於「創造少年中國」的意見。王君為我前五年所結識，茲讀所著，願略貢所見。（引文附數字系原書面數）

　　王君「是一個反對國家主義的人」（二二三）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國，是使中國這個地方——人民的風俗制度學術生活等等——適合於世界人類進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三二）他「以為若欲改造全世界，則每一個民族皆須努力先自振拔，我們是中國人，所以我們負有創造少年中國之責任。因此之故『少年中國』的意義，不是一種國家主義的，而是一種世界主義的。」（一五七）他說，「近世流行的國家主義——侵略的或和平的，在我這篇文裡頭，當然無立足之地。」

　　王君是知道「世界革命之不可不速起」的，（二五）他說，「無論物質或精神束縛，皆須無條件之解放，無論國內或國際強權，皆須無條件之抵抗，在國內則速促農民階級之崛起，在國外則速謀弱小民族之聯絡。「中國社會不大破裂，個人人生不能得幸福；世界局面不大破裂，中華民族不能得自由；少年中國學會者，即思想的，社會的，國際的革命團體也。」（一一六）他認定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雖主張不同，「各人信仰起碼亦系社會主義」（一一五）；他不反對人家主張共產，但以為「要實現共產主義，便不可不先在我們農民身上用一番大工夫。」（一五四）他亦主張「現在青年應當加入勞動階級運動，——或是工廠或是農村。」（七四）「加入勞動階級，並不是利用勞動者作我們的傀儡。」（七二）他說要扶助我們鄰居俄羅斯。（一五八）「坐吃懶做小地主的產業，是應該收歸村有的。」（一六九）這些零碎的引語，可以看見他是有一個怎樣進步的思想的人。

　　他雖說是反對政治活動，（一〇二）其實他所反對的只指的加入舊政界。（九四）他並不反對革命的政治活動。他主張「社會力促進政治」，（一二四）要「認定政治活動，為國民普通義務，而不以為政客專業。」他反對只知有政治，不知有社會。指斥國民黨大部分建築于流氓之上，進步党大部分建築於濫紳之上，所以「歷史上雖較有根據而終無實力。」（一二四）他屢次申說「我們非有一番預備工夫不可，」（三三）要「去做第一步預備工夫。」（五六）他說要「使一般人養成習慣，自己感覺生活上有求某種主義的必要，然後自動的起來要求。」（六〇）像這一類的見解，大致都很值得表同情的。

　　不過全書有幾個很大的缺點。他雖贊成革命，似乎亦說要以社會活動為革命作預備工夫，然他說的社會活動，究竟與革命並不有如何的關係。他「所謂社會活動，不過從事教育與實業兩者而已。」（二三）他推重福澤諭吉、嘉納治五郎的教育事業，以為日本人才所自出。（一四七）他不知道日本這些人才所以有用，是先有了比較好的政治的原故。像中國郭秉文、胡敦複之流，何曾不是一意從事於教育；結果只養成幾個為軍閥粉飾太平的教育家，與洋行效奔走的人才而已。他說，要「創辦平民學校，半工半讀學校」，「一種不要學費而且能顧全他的生活的學校。」這是五六年前試驗而已經失敗了的，在我們看來，除了經濟制度變更以後，這是不可能的事。他說，教育要「注重青年感情的發展與興趣的培養，以引導他們走入一個豐富愉快的人生。」這若只像東南大學樣，用享樂的空氣迷惑一般青年，使不知學校以外還有什麼悲慘的世界，亦未嘗不可博得無識者的讚賞；若真要引導青年好善惡惡，不「只圖自己快活」還要「審查社會的需要，從事某種勞動，」（四〇）那便恐怕齊燮元嗔怒，累得學校關門罷！他可惜辦學校、陳列所、圖書館等事的人，沒有一點高遠理想；（一七九）哪裡知道在革命以前要顧全事業——其實只是要顧全飯碗地位，——縱有高遠理想，怎敢施逞出來，惹軍閥乃至他的走狗發氣呢？

　　他反對做官吏議員，然他不反對加入官辦學校及實業；不知在今天這種情形之下，加入鐵路電報局，與在別的官署為惡政府作胥吏機械，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我以為為了生活所逼迫無路可走時，便是做任何種胥吏機械，亦猶如為了生活當兵當匪一樣，是無可反對的。為了革命的工作利用任何地位，以為吾人宣傳或行動的便利，亦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不過若並不是為了革命，定說以路局電局為啖飯之所，為與「視官廳議員為其啖飯之所，」（一二七）有優劣之別，怕是笑話罷！（我這所說，自非為藉口自便以去做官的人解辯，猶他說有條件的接近政黨，（一〇九）不能為暗中被人收買者作文飾之說詞一樣。）

　　他知道注重民族生活的改善，（二〇）他主張要一種理想愉快的生活。（四七）他說「歐洲人之物質生活，（衣食住三事）較之中國人實在百倍以上。」「歐洲人之精神生活，（戀愛音樂美術等事）較之中國人實在千倍以上。」（一三一）然而怎樣求民族生活的改善呢？他決不曾提到要收回關稅主權，取消賠款，審查外債，改良租稅，實施各種民生政策。他雖說應使「每人皆具有生活從速改善之決心」，（二六）勉勵青年要征服困苦的環境；（三九）然他因為有了專營社會事業，反對政治活動（一〇八）的成見，卻說「今日中國人與其鼓吹從事政治活動，毋庸指導其如何改善日常生活。」（一三二）在政治革命以前，怎樣能改善大家的日常生活呢？他的辦法，是提倡半工半讀，（六三）提倡新農村運動，提倡小組織新生活。（六四）半工半讀的主張，是一般有錢人子弟所不要聽的。窮學生夢想有這種便宜事，然而又沒有地方容納他們。這能改善什麼人的生活呢？至於「組織」理想經濟的模範村，使全國受其影響，（一五八）這種烏托邦的想法，不知他何以至今不肯捨棄。他說中國農民階級改造運動，「進行程序須分三種，第一步改造農民生產，第二步改造農民生活，第三步改造農民生計，」（一六六）我大致是表同意的。但改造農民生計，有許多是革命以後的事。我以為用這幾步去進行宣傳革命是可以的，若竟想不革命，那便非有了很大的名望地位，或是有了非常的機會，做不出一個究竟來，那些沒有名望地位或機會的人有什麼辦法呢？小組織新生活，亦只是很少幸運的人所能求得到的，想推行到一般救死不贍的國民中間去，如何是可能的事？

　　他說，「不但革命後要建設，即在革命前亦要建設。」（二一四）我以為革命前須要一個很普遍的農工階級的宣傳，使他們為要求自己生活的改善而革命，這是很不錯的。若照他所說的要建設新村，甚至於說「此種模範村之集合，即是我們的少年中國」，（一五九）我卻很不贊成。革命以前的壓制與貧乏，哪裡會產生幾多模範村？然則少年中國亦便永托於夢想嗎？他說一般社會主義家引起了民眾之不安以後，直接繼以反抗，結果「只是一種犧牲；『不安』是痛苦，『犧牲』又是痛苦，而理想的樂園此時又渺不可及，那麼，一般民眾的悲觀失望更將與日俱增了。」（一八一）他這話批評有些幼稚的運動，固非無理，然而民眾的樂園，仍在乎民眾的團結越強大，他們對於自身利益與可能的辦法越認識得明瞭，因而打倒一切壓迫，從新整理財政經濟，為自己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至於他說：「譬如我們大呼你們的智識真正貧乏呀，同時我們必須立即創辦種種學校，以安慰他們；又如我們大呼你們的精神生活真正無聊呀，同時我們便須設種種美術，以安慰他們；又如我們大呼你們的物質生活真正簡陋呀，同時我們便須籌備種種實業，以安慰他們。」（一八二）此真過屠門而大嚼的快談。倘若他竟然不須打倒壓迫，不清理每年向外國貢獻之款，與為軍閥飽私囊及養私人軍隊之款，僅憑他個人；或者是少年中國學會，能為全中國做這些事，這真是出人意外的救苦天尊了！

　　他對於農村運動與弱小民族運動都能特別注意。但他雖知有外資挾其工商勢力侵入，而見到中國不能專以農業立國；卻又主張「農業則求其儘量發展，增加輸出；工業則但求自給，藉塞漏卮」（一七〇）等很勉強的論調。而且說，「最後勝利，則仍屬之於農業國家」，而提倡什麼「基於農業的社會主義。」（二二）農國本來是章行嚴君不能自圓其說的主張。今日只有問中國是願意用小生產制或是願意用大生產制。若是農業工業一樣用大生產制，不知農業國何以會得最後勝利。他主張青年去接近農民，又不注意因引起農民改善生活的要求，而使之進行革命；卻只說，「應該把我們所知道的傳授一點，與我們未有機會得受教育的勞動同胞。」（七二）這有什麼重大的意義呢？

　　對於弱小民族運動，他說「若是亞洲的弱小民族撐得起腰杆來了，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失了殖民地勢力的憑藉，亦自然會倒了。」（一五五）這說得很有道理。但他似乎還不承認中國亦只是弱小民族之一，所以不說弱小民族運動，是我們為求民族解放的互助方法，卻儼然以老大哥自命，只願講扶助我們四圍的小民族，說什麼「凡該國有逃亡政治犯來華時，吾人應設法保護。」像今天在國際脅迫之下的中國，幫助日本殺朝鮮國事犯的事是常有的，哪裡說得上保護人家？

　　我更不懂的，他既說信仰起碼亦系社會主義，何以又說「日本軍閥政治，果能行之有道，皆大可有造於中國？」（一一三）何以又說希望華僑拿他們的金錢「自己愛自己」的來發展實業，以「與英美日本勢力對抗？」（七四）軍閥政治除了壓迫人民，以裝飾一時的太平，果有造於誰呢？華僑資本家「自己愛自己」的代替英美日本資本家來剝削一般勞工平民；對於勞工平民有什麼分別？他反對國家主義，然而這又陷於國家主義者的偏見當中了。

　　更奇怪的是他所謂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他亦同別的謳歌東方文化的人一樣說了許多什麼立族精神，什麼根本思想，於是他指出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國古代的禮樂。」（一八）我可惜不曾看過他在一九面所說他做的幾篇文說些什麼？然在我看來，古代的禮樂，不過古代小生產制度下所產生的一種文明而已。在小生產制度已被國外進來的產業勢力所壓倒的今日，卻偏要迷戀那死者不可複生的古代文明，豈非怪事？若說便在近代產業之下，亦應如古人之立禮制樂，這亦非無道理，但這是物質生活已經解決以後的事，像今天的中國，還得先要近代的產業，使人民免於被國外勢力壓斃；像今天的世界勞動者，亦得先要能共同享有近代的產業，使他們免于被幾個資本家壓斃。這是他們最急需要的事。孔子還知道富而後教，孟子還知道制民之產為當務之急；現在於民族生活改造還一點無把握的時候，居然提出立禮制樂的太平事業來，可惜中國的顏回原憲，能安貧而樂道的人太少了；這卻好像是「何不食肉糜」的見解呢！

　　我們的見解是很簡單的！我們要到勞苦的農人工人裡面去，指出他們的痛苦，剖示他們痛苦的根原，告訴他們可以有的救濟方法；將一國與一地方的財政經濟情形給他看，使他知道若能打倒帝國主義，不付賠款外債，打倒軍閥，不出資養兵，且沒收軍閥的財產，打倒貪官劣紳，不許他們中飽浮費各種公款，那便一切救濟的方法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我們用此，引起他們為要求生活改善而革命，為革命而與我們一致的宣傳，而且將民眾聯絡組織起來。所以我們教育農工，與農工接近，絲毫不想組織新村，只是想使他們明瞭只有革命是救濟他們自己的惟一法子。靠這得政權。靠這擁護政權。靠這監製著，使沒有革命領袖敢於不厲行其改革的政策。因為不然便只有被他們所推倒。這樣的革命，是與從前的革命不相同的。這必須有一個偉大的黨，引導著民眾像這樣做。党的根基，必須建築在被壓迫的農人工人的上面，他一定是代表著農人工人的利益，而且一定要簡直是農人工人的團體。我們靠這救中國，這不比那些空想靠得住些麼？

　　他說：中國雖有五四六三之運動，「而從事運動之青年，亦複官氣十足矣」。（一九五）又說：「沒有中國青年的思潮，便沒有少年中國學會。」（七七）少年中國學會的朋友們努力罷！青年精神是容易老的啊！我們的思想，究竟還能把中國青年的精神表現出來麼？

　　載《中國青年》第五十三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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