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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段祺瑞入京與召集和平會議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此次北京政變後最流行的議論,是請段祺瑞入京,與召集和平會議。

  在馮玉祥初倒戈的時候,還有希望他逮捕曹錕,根本剷除直系諸督;然而因為馮玉祥與直系同是英美帝國主義所卵翼,他不能因為掃除同類,反使日本帝國主義所卵翼的段、張占取優勢。他雖為軍事關係,不能不與吳佩孚交戰,然他已把他的目標,簡單的指定在吳佩孚身上,別的直系軍閥或已與彼攜手,或已觀望形勢謀所以保存實力。從這裡可以知道,直系軍閥是不會消滅的,他們也會如段祺瑞倒後之盧永祥等一樣,潛伏著他們的勢力,以預備下一次捲土重來的戰爭。

  怯弱的輿論界,知道勸馮玉祥根本剷除直系勢力,是不可能的了,於是他們只檢馮玉祥腦中或者曾經想過的事情,蛙嗚[鳴]一般的鼓噪起來。

  他們因為馮玉祥既反對吳佩孚,則推尊與吳佩孚相反對之段祺瑞。段祺瑞不是前數年舉國痛心疾首的親日派麼?他以前的崇拜武力,與吳佩孚有什麼兩樣?若說他還不愧為清白廉節,異日亦必有追念吳佩孚的清白廉節[潔]的。中國政局的紊亂腐敗,根本由於有帝國主義財政上的剝削(賠款、外債)與經濟上的壓迫(外貨充斥、物價騰貴),故朝野均陷於「窮斯濫矣」之境。中國不能打倒帝國主義,把自己從「窮斯濫矣」之境拔救出來,即令有十百倍于段祺瑞、吳佩孚等清白廉節之人,亦不能有絲毫禆益於國家。且此等清白廉節之人,既無收拾時局之方法,又易於因自恃其清白廉節,而嫉惡一切與己立異者。這既使段祺瑞因任性使氣而倒入日本帝國主義之懷裡,亦使吳佩孚因好大喜功而墮[墮]于英美帝國主義之阱中。已往的情形已是如此了,今天的段祺瑞,果有以異于已往的段祺瑞,或眼前的吳佩孚麼?

  他們因為馮玉祥倡議召集和平會議,亦便跟著主張召集和平會議。和平會議亦是我們屢次試驗而屢次失敗的老套頭了。中國的戰事,並不只是由於幾個軍閥好兵喜亂的結果,他是因為內有許多可以指揮用為私人戰鬥的軍隊,外有慫恿這些軍閥,利用私人軍隊以從事戰爭的帝國主義者。外人與戰爭之密切關係,但觀江浙戰爭以來,路透社與東方社的消息,《字林西報》、《大陸報》與日本報紙的言論,而辨識之力者,必能一目了然其各有所偏袒。在這樣情形之下,苟非根本打倒帝國主義,我國軍閥縱開一百次和平會議有何益處?中國之事,最壞于所謂「和平會議」。一般軍閥政客,初無政治主張,有各欲妄竊國柄,於是則每以召集一國賢豪共決國家大計為說辭,既藉口不許一黨一派之把持,以打破舊有在政治上佔優勢之各種黨派,又謀使自己一派執會議之牛耳務欲會議如彼之所期望而決定;一旦會議之決定,不能如彼之所期願,則又歸罪於異己者之搗亂,而仍從事于武力的競爭。吾人奈何不鑒於前車,而又附和此無聊之建議呢?抑此次所謂和平會議,由九月間英美密商解決中國時局之電報,與近來外報,盛倡干涉中國時局的論調觀之,亦許列強已不復堅持扶助一系軍閥以謀獨吞中國之舊策,在英美日本之間將有相互之諒解,以協力引誘或強制各實力派,于和平會議中,接受于彼等有利之條件。如此辦法固可使和平會議成功然而中國將永淪於共管之域;凡尚不至於甘心為亡國奴者,亦歡迎此等和平會議嗎?

  然則我們隨著馮玉祥等鼓噪些什麼?我們只有更加努力的仍進行我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除了國民革命的成功,我們沒有什麼便宜路徑可以得著解救的。

  載《民國日報》副刊《評論之論評》第三十四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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