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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八十一期以後之《嚮導》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嚮導》是一個很有權威的週刊,他散佈了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的思想,于全中國革命的民眾當中。他在各種實際的政治問題中,提示他的主張,每可以糾正一般流行的謬誤思想。從江浙戰爭以來,中國真是「多事之秋」了,所以《嚮導》的意見,亦更值得我們注意。

  他們是確認此次內戰,完全為帝國主義間之暗鬥所造成的。在八十三期,指明出日美在歐戰時國勢之發展,與他們在中國利益的衝突;同時亦指明英法在歐戰後之互相嫉視。於是英結美抗法而取消英日同盟,日聯法制美而有日太子游法締約的事,全世界帝國主義遂分為英美與法日兩派。此外又有蘇俄在西歐代表進步的無產階級,在東方代表被壓迫民族,他是英美法日所共同畏憎的。這反映到中國,英美與法日各扶植一派軍閥以造成戰爭,同時各派帝國主義與軍閥又結合造成反蘇俄反國民革命運動的暗鬥。在八十二期,八十七期,指出各種英美幫助直系軍閥,與日法幫助反直系軍閥的實例。他們不承認「反直即是為國為民」,以為「軍閥自身的性質與環境,在客觀上無有實現他為國為民的餘地」。他們預言若戰爭勝負不分或直系大有不利時,美國必發起干涉中國內政的和平會議,組織買辦與軍閥混合的政府,根本剿滅廣州和全國革命的勢力。到八十九期出版時,馮玉祥果然在吳佩孚不利的形式下,跑回北京,號召各勢力派領袖要開什麼和平會議了。他們舉出各種事實,證明在北京政變中,英美仍在設法拒絕反直系勢力,維持他們在中樞的絕對優勢;反面,日本則故縱吳佩孚退兵天津,利用馮吳的互鬥,以便擁張作霖長驅直入。他們相信英美終須逼到與日本妥協,以號召和平會議的。這個和平會議,是英美所久已預定。倫敦九月九日電,有力方面建議召集中國各派勢力會議,為中國建設一「不集權的聯邦政府」:所謂聯邦政府,便是各派帝國主義不復存獨吞中國之心,而各就所卵翼之軍閥的地盤,以發展其勢力。這正足證明俄國羅斯坦所宣佈美國決計在華劃分利益區域的話了。在八十四期,他們就外報提議干涉中國之論調,以與帝國主義共同宰割德國之道威斯計劃相比擬,令人十分警惕。道威斯計劃是要把國家銀行的董事會歸本國外國人合組,鈔票準備金存於外國銀行的;是要把鐵路歸國際公司管理,收入盡充賠款的,是要把煙酒糖專賣歸於外人監督的。在這計劃之下,全國經濟活動完全受外人支配,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壓迫,必以加工時減工資等方法轉嫁於無產階級。這樣的法子在外人都想移用於中國,他們現在已經提倡在和平會議中,各國政府合派一人為主席或公斷員了。買辦唐紹儀的聯邦政府論,洋奴何東[請]外人列席和平會議說,都大受外人的歡迎;這正是外人所要說的話啊!

  在八十三期,他們完全反對國民黨的北伐政策,以為這只是幫日本和反直系張目,從新成就西南的軍閥政客與將來戰勝的軍閥做買賣的基礎。在八十四期,他們反對所謂西南團結,說明這只能再造出七總裁軍政府的局面;在這局面中,中山先生若要講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農工利益,即刻會被人家請他下野。他們指明中山先生的北伐,是避開與英國帝國主義之衝突,而且把廣東政權交還陳炯明及買辦階級的。八十二期的通信,說明商團槍械事件是英人助陳廉伯等少數野心家,以顛覆革命政府的陰謀,而軍隊中的敗類與他們通同作弊。他們舉出了種種證據。但是因為范石生、廖行超等右派軍閥暗助商團要挾只須繳納五十萬元便發還槍械,中山先生終於只有讓步,於是撤換廖仲愷的省長把市長公安局交給反動軍閥與商人,自己亦離開了廣州了。在八十五期,他們說明廣州這些恥辱的行動,都是國民黨不肯停止軍事行動,放棄廣州,所必然產生的。專恃軍事行動,自然除了乞求帝國主義者的援助,倚賴與反動軍閥相勾結,是沒有別的方法。國民黨非決心停止軍事行動,則必需與反動的滇軍,反動的西南將領,反動的段系奉張妥協。革命運動要先經過宣傳群眾,且加以組織與訓練的工夫,然後才談得到武裝群眾。「現在國民黨的軍事運動,並不是武裝群眾,而是武裝強盜——軍閥。」這樣,只是給反革命的軍閥,借國民黨招牌以殃民傷財,使民眾對國民黨失去信仰。他們希望國民黨要毅然捨棄此一部分有名無實之政權,下全黨動員令「到民間去」。革命恃民眾宣傳,而不恃軍事行動,這在中山先生亦久已見到的;但只是為反革命的右派所蒙蔽,而不能決定停止一切軍事行動,所以廣州遂成了反革命的軍隊官僚商人的勢力範圍,而他們有許多便屬￿反革命的國民黨右派。

  他們對於國民黨右派,是絲毫不容情的加以攻擊的。在八十二期,他們指出組織國民黨的各階級,有工人,手工業者,農民,小商人,智識階級,大商人,地主,工業家與銀行家,此外還有軍人,政客,洋行買辦。從工人到智識階級,在經濟上差不多是被剝削者,從智識階級到銀行家,全是剝削人的。軍人政客買辦則附屬于封建軍閥帝國主義以剝削人。所以國民黨可分左右中三派。左派代表工人,手工業者,農民,一部分小商人與智識階級,這是真革命派。中派代表工商業和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這是妥協派。右派則代表一部分與帝國主義有關係的大商人——如華僑,地主,軍人,政客,買辦等,這完全是反革命派。八十二期的通信,他們指出軍械事件中國民黨右派勾結買辦與帝國主義,藉此排斥異己攘奪權利,八十五期的通信更指出幻想維持政權而又不敢接受平民群眾贊助之中派諸要人——胡漢民、廖仲愷等,利用商團中比較接近的人李朗如等,以獲取政權;他們說,這終是要失敗的,而且是不榮譽的失敗。到了八十七期出版,果然已遇商團在雙十節與工團軍衝突的事,而且鬧出剜心去勢等慘酷行為了。此時中派諸要人只有向反動軍閥請求保釋被拘捕之工人,而且仍對工人加以「勿聽人挑撥」的威脅,以禁止其復仇舉動。然而商團已經更進一步,沿街佈防,請孫下野了,胡漢民等越要妥協,商團越無妥協的餘地,終只有逼到出於解散商團之一途。第八十八期,他們提出到發還槍械以後才知道必須解散商團,以致使廣州大受戰禍,反動報紙得利用以敗壞國民黨的名譽,這仍是中派諸要人應負責任的。他們獻議廣州今日應停止北伐與東江軍事,對陳炯明等只取守勢,應解散廣州一切反動軍隊,廢除苛捐,以斷絕此等軍隊之餉源;應宣傳帝國主義之罪惡與國民革命的真義,應頒佈解放農民之法令,使地主不能利用農民以反抗革命政府。在八十九期,他們亦警告國民黨不可參加軍閥所號召的和平會議,仿佛認軍閥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有解決中國國事之權,蒙混了自己革命的面目,而成就了帝國主義共管中國的預定陰謀。在八十九期介紹了國民黨所已通過之整頓紀律案原文,曆述右派種種違反紀律的言行,在八十三期亦曾把那般攻擊「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右派所主張,與他們所稱為共產派的主張對比起來,以證明沒有一件是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之爭,實在只是國民黨內革命派與不革命派之爭,代表民眾利益的左派與代表私人官僚利益的右派之爭。他們對於《民國日報》楚傖君的捧盧永祥,浙江國民黨的只知攻擊一部分軍閥,上海少數國民黨員與南洋煙草公司資本家相勾結以破壞罷工,廣州兵工廠長馬超俊的壓迫工人,派往奉天的孫科宣言暫不收回治外法權等錯誤都是口誅筆伐不遺餘力的。尤其是八十二期有幾句令人警惕的話,說「這種不幸的政策(過早的設立革命政府),不僅可使革命完全破產,而且危及中山先生個人之生命與人格。軍閥的工作是擁兵敲錢,右派的工作是爭權奪位,而老頭子的工作卻是打前敵當炮火!軍閥是利用革命做買賣,反革命的右派是利用政權做生意,而老頭子遂常常的被強迫而成為他們的商品!」這是如何沉痛的話,真愛國民黨,真愛中山先生的人,應當怎樣注意于這樣的忠告啊!

  八十一期是九七特刊,他們解釋義和團是中國民族革命史的悲壯的序幕,他們說,這是中國農民,手工業者,和失業遊民,對於帝國主義之反抗。只是為那時經濟條件所限制,只有靠神拳符咒去抵抗外人,而且又為反動的封建階級——滿清王公所利用,所以不能成功。他們揭示義和團不是少數人所做的事情。他的反抗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的,正如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一樣。說義和團是少數人的罪惡,說列強不應該懲罰到義和團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強跪著說,我們是文明人,我們不曾反抗你們,懲罰少數的義和團,不應該皂白不分連累到我們大多數安分屈服的良民。他們說,辛亥革命完全抹煞了排外的精神,反再三向國際帝國主義宣言革命政府將怎樣加倍的尊重「友邦」及個人權利,怎樣革除(滿清時代)通商與實業之障礙以待外資之開發,這種非革命性的精神與期望,不但得不到結果,反使革命瀕於危險與破產了。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最要是打倒帝國主義,與從前歐美資產階級改革內政的目的不同。「陳舊的方法和資產階級的精神,是於中國革命無益,而且可以殺死中國革命的;要挽救這危機,只有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聯合而受其感化之法。」

  八十六期是雙十特刊,他們說,辛亥革命仍是由於國際帝國主義的侵掠,中國經濟基礎的根本崩壞;但是可惜那時的革命黨,不知注意各種商業資產階級之鐵路商辦礦山商辦,和農民群眾之反抗加捐等偉大運動,專政力於軍隊會匪,所以在辛亥革命時及其以後,在國民黨面前總是幾個土匪頭子,軍閥滾來滾去,現在還是一樣。他們亦指出當時右派首領黃興等,本不知什麼三民主義,只抱定了排滿的簡單思想,左派中山先生等對於他們過於妥協,亦與他們一樣專從事於感情的排滿運動。排滿以後,民眾遂自然有革命運動應即停止之心理,再加以彼時缺乏民眾宣傳與黨的訓練,遂把中國的革命運動,完全葬送了。

  我介紹了《嚮導》,我感覺我的血液都沸騰了!《嚮導》是革命血鐘啊!他將要喚起我們四萬萬人潛伏的民族精神,為我們自己經濟的利益,協力一致的打倒帝國主義。

  我們預備常常介紹《嚮導》的意見于讀者,亦希望一切青年出版物預備一點篇幅介紹《嚮導》的意見,這是革命的青年最有力的導師啊!這週刊可以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訂閱,國內一元寄四十期,國外二十五期。

  載《中國青年》第五十一期

  署名: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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