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政制問題》|惲代英

評《中國政制問題》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這是張東蓀先生在東方雜誌本年一月號發表的一篇文章。我對於張先生的善於作「預言」，與那一種「昂頭天外」的「學者」態度，不願有所批評。對於他能正式申明修改他從前所主張的「哲人主義」，還很讚美他。即他能解釋近世國家乃是國民經濟的產物，亦可見他思想見地確有進步。他結論主張「權力下散」，換言之，便是省自治，縣自治，各業自治；他說用這種法子，一可使地方團體，事業團體，操練政治才能，一可減輕孤懸於上的政府權力，免使他為惡勢力所假借。這些話我們亦不能不相當的承認他一面的正確理由。不過所可惜的，他只說了這一面，忘記了更重要的另一面，所以他這種說法簡直是彌近理而大亂真了。

　　張先生說近世國家是「民族戰團」，他解釋「民族戰團」（一）結合以民族為單位；（二）目的是侵略他種民族，而同時抵禦他種民族的來侵；（三）手段是殘苛的武力，與狡詐的外交；（四）平時以經濟吸收他種民族的汗血，以養肥自己民族。我對於這種解釋，以為是不錯的。但是我很奇怪張先生居然這樣大膽的說：「現在我要請諸公的是：暫把這個生存競爭的壓迫之感擱在一旁，而放遠一步眼光，平心靜氣地從容考量一下。」於是張先生發表了一大篇「把民族生存競爭」擱在一邊的大理論。張先生真是好一個「昂頭天外」的「學者」啊！似乎腳尖都不在地上了。

　　「權力下散」的理論，我們一點都不反對，不過要怎樣才能實現「權力下散」的理想呢？我們非先除去能侵擾「權力下散」的帝國主義與軍閥不可。張先生已經知道帝國主義是專以武力或經濟侵略他種民族的。我們便完全是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個犧牲品。軍閥的存在，亦只是由帝國主義侵略，以造成一般兵匪遊民所產生的自然結果。請問在被侵略的人民中間，他們能希望得著自治的權力麼？各種地方團體與事業團體的自治，果然與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壓迫，是可以並立的麼？

　　張先生最錯誤的是想回護他從前發表「無治」的謬論，於是乎說出什麼「我們不必專講抵抗他人，我們須得昂首天外，認定人類在宇宙的本位，謀更合理的生活」。照張先生語氣，所謂謀更合理的生活，不是說在已能抵抗他人以後的事麼？無治主義如何能抵抗他人？永遠讓北洋系盤踞政局，永遠讓美日支配中國經濟，亦可以求什麼合理的生活嗎？張先生真想做一個「學者」，決不容不把「無治」之說與「哲人主義」一同受一番修改，決不可不加述一層；便是我們定要能有把握的打破國際帝國主義與軍閥，且能保護以後國民的生活不受他們的影響，然後才談得上張先生所謂合理的生活。換一句話說，必須要一個有主義的革命，革命後必須有主義的強有力政府，這個政府一方受革命黨的擁護監督，一方保護各地方的自治得以切實進行，然後能造成一個立根基于人民自治的中央政府。

　　不過要多給自治權於地方團體，事業團體，這些話固然是不錯的；以為中央政府終久應是像張先生所說虛懸於上的東西，卻不是的。中國非打破帝國主義與軍閥，談不上什麼自治，已如前者所言，然而打破了他們以後，革命政府不自己負責用國家社會主義促成中國產業的發展，帝國主義與軍閥終必捲土重來，所以革命的事業終不能免於仍為反動勢力所敗。既然如此，可知革命以後中國的產業不能像今天一樣，中國的政府終究不至永遠成為虛懸於上的東西。

　　張先生的結論分兩層：第一，說舊式的烈士只能破壞不能建設，我以為是的；然而那是說只有有主義的烈士才為有用，專會拼死的比較為沒有用。第二，說建設是要社會上各部分自動，這句話是不很妥當的，社會上各部分可以自動的；然必須沒有外界的阻力，而且給了他們許多很好的刺激，才能有效。中國非先有從政治上為人民做這項工作的，便令張先生做一萬篇這樣的文，中國人永不能自動。什麼人為人民做這項工作呢，絕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為人民的救主。他必是能指導民眾而又受民眾監督夾持的革命領袖。

　　張先生夢想做一個「職司聯合的新國家」，我真不知他究竟把「民族生存競爭」曾經放在他的計算中間沒有的？張先生若能把「民族生存競爭」的對付方法打算一番，或者亦要自己好笑他這種「昂頭天外」的論調了罷！

　　載《民國日報》副刊《評論之評論》第一期

　　署名：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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