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狀況與國民黨政綱|惲代英

中國經濟狀況與國民黨政綱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日）

　　最近全國國民黨代表大會會議之結果，宣佈政綱對內六項，對外十五項，這很足以表示國民黨所倡導於國人對於解決時局之積極的要求。國人之不滿意於現狀，已成為普遍的空氣。打倒軍閥，排斥國際帝國主義等標語，數年以來，著為文字，騰為口說，遍於國內。然而時局所以不生變化的，則因大家對於軍閥與國際勢力，只能因偶發的事件，激起一種消極的反感；未能有曾經審慮而列為綱領以相號召的大黨，以宣傳而促成一種有組織的國民革命運動。現在國民黨政綱的宣佈，可謂正能適應中國時代的需要了。

　　我們要瞭解國民黨政綱的重要而切合實際，我們須先瞭解中國經濟的實際情形，中國是受外國經濟壓迫的國家。因為這種經濟壓迫的結果，使中國人民生活日陷落於苦境，而無以為生的日益眾多。此等無以為生的人，為要企求解決他的生活，於是型成現在社會種種的怪狀。不顧事實的人，以為這些怪狀都是由於現在的人遊惰而澆薄的原故；所以他們永遠找不出療治中國病症的對案藥方了。

　　第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我們的國債。民國十二年六月底止，財政部所欠債務總共為十八萬萬餘元，交通部所欠債務總共為六萬萬餘元。合共在二十五萬萬元以外。其中屬外債的，財政部所欠有抵押外債十萬萬餘元，德債二百余萬元，奧債三千九成余萬元，無確實抵押外債二萬余萬元。交通部所欠電政外債及電政逾期未付外債近一萬萬余元，路政外債在四萬萬元以外。合計我國所負外債，約十八萬萬元。我們試一考究，何以有如許債務的呢？

　　一察考現在所負國債之項目，便可發現我們所有的國債，多非因興辦事業，而只為籌付受人勒索之賠款，或只是供北京政府浪費之用。現今所謂有抵押外債，由關稅項下扣還的，每年本息俄法債款八百余萬元，至民國二十年止；英德債款九百余萬元，至民國二十一年止；英德續債款八百余萬元，至民國三十二年止；三項總合每年二千六百余萬元，都由甲午敗後籌付日本賠款二萬萬兩陸續所起的債。又如庚子賠款亦由關稅項下扣還本息，除俄德奧部分減去總數之半外，每年尚須一千八百余萬元，至民國三十四年為止。（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每年尚須多付八百余萬元。）由上所述，因甲午庚子兩役賠款所起的債，約占外債總數十八萬萬元之半數。這都是二三十年前武力敗衄的結果，為外人所加的負擔，而此二三十年已經逐年清償的尚不在內。

　　再如民國初年克利斯浦洋款，井五國善後借款，仍以清償到期外債為最大用途；則仍是受外人勒索的影響。而善後借款成立，複使袁氏可以有所資助，以掃平革命勢力。現今每年扣還本利，克利斯浦洋款須三百余萬元，至民國四十一年為止；善後借款須一千五百萬元，至民國五十年為止；而實則此等借款的興辦我國民只經曾身受其害，初非因何興辦有益於人民事業的原故。

　　就內債言，現以德俄奧賠款部分擔保的三年公債，十一年公債整理案內五年，七年，九年各項公債，亦只以供北京政府不正當的用途。民國三四年以來，袁氏威令及於全國，各省解餉漸複前清之舊，國用未嘗窘竭。至七八年，對德宣戰，既停付德奧賠款而八國賠款亦緩付五年。在此時期，尤應無舉債之必要。徒以北京政府，或妄圖帝制，或濫設官爵或擅興兵事，或中飽私囊，人民不知監督任其揮霍，以致均成今日全國的負擔。近年以來，北京政府既放任其名義上所領轄之各省軍閥，任意扣留國稅，又仍不免浪費中飽的惡弊。每有所需，輒向中外銀行暗為通挪，必須支付之款又或任意拖延，於是無確實擔保的內外債，又積至四萬萬元以上。由這可知吾國所謂國債，非外人勒索的結果，即惡政府所遺的禍毒了。

　　即交通部之借款，固有原系為路政電政之用的；然而亦有不少與外人所定合同，繳款既少，事業亦並未舉辦。如同成鐵路借款，僅繳十分之一（一百萬鎊）。浦信鐵路借款，僅繳十五分之一（二十萬鎊）。寧湘鐵路借款，僅繳十六分之一（五十萬鎊）。沙興鐵路借款，僅繳二百分之一（五萬鎊）。事既未辦，款亦未經繳齊，而必須定此項合同的；揆其情形，外人則利用以預獲路權，當事借款人則利用以求得回扣，北京政府則利用以挪充各項浮費之資。此等戕賊國家之人，互相勾結，國民不知注意，則惟有受其實禍。又如近年交通事業，因受政治影響，路款則被軍閥扣留，工務則被軍事阻梗；所負債務，利息甚重每年以收入淨餘償還應付本利，尚應不足六千余萬元。而交通事業，至今被人認為利藪，安置冗員，侵蝕公款，習為故常，不以為怪。如此下去，債累自然只有一天天更深更重了。

　　我們試看這樣的國債，對於中國有什麼影響呢？我們且不必說這樣下去，本利必有不能清償之一日，於是外人藉口要監督我們的全部財政，以實現共管之局；我們只看眼前的事實，已令我們寒心了。

　　這樣的國債，第一件顯然的結果，是外人干涉的程度逐漸的進步。因為甲午庚子兩役所引起的外債，既為關稅所擔保，於是海關的管理權，從友誼的委託於客卿，變為債權者的一種權利了。因為善後大借款既為鹽稅所擔保，於是鹽務署與鹽務稽核所的大權，又旁落于外人的手中了。這幾年來，北京政府既不足以統馭全國，在外交上事事退認，以求與列強勾結，遂其魚肉人民之計。於是關稅鹽稅，任外人直接存放于外國銀行，而惟丐其扣還外債之餘瀝，以供其小朝廷之軍費政費。而由於彼等慣于寅支卯糧的原故，即此等可以希望的餘瀝，又複抵押于本國銀行家，以求借款。這種辦法，更引起本國銀行家借重客卿，以擔保此項余瀝的心理。於是客卿遂成了北方政府與銀行家所托命的人，儼然成了中國的無形的皇帝。

　　第二件顯然的結果，是國民租稅的負擔，逐漸的增加。前清末年，既內外多事，複屢遭巨數賠款的勒索，迭次舉辦外債。清室每舉一債，照例攤派各省以擔付籌還。各省為籌此等解款，自須多設名目，廣為搜刮。於是厘金之制，不但不能裁撤；而各種附加稅款及各種雜捐，相繼興辦。因中國租稅制度之不良，所有租稅多屬間接的，而可以轉嫁於人民。於是物價因之騰貴，而生活因之困難。物價騰貴，生活困難，自尚有他種原因；然不能不說這便是重要原因的一種。

　　同時我們可以注意，我們的對外貿易。我們與外人定約通商；共八十年。自海關冊所記載，除很少幾年外，洋貨輸入的，總超過於土貨出洋的數目。近年以來，每年超過價值約三萬萬兩；海關冊所載物價，當低於市價，故實際超過應尚在三萬萬兩以上。本來從理論上說；機器生產下的成品，有成本低廉，品質精美的優點，非小生產制下的農業工業所可抗衡。外國的機器工業，既壓倒了他們本國的小生產；亦便可以壓倒遠隔重洋的中國的小生產。現在事實證明這個理論的正確了。我們中國向來自負為農國，然而民國十年，米穀入口一千余萬擔，十一年入口將近二千萬擔。民國十一年，蕪湖的米，不能在寧波一帶，與香港西貢的米相競爭。中國素來提倡紡織，與耕種一併看為重要。然而素布匹的輸入，民國二年近二千萬匹，至民國十一年仍一千二百余萬匹。總計棉貨類入口價值，民國十年近二萬一千萬兩，十一年近二萬二千萬兩，幾占全入口貨價四分之一。因他們貨物的入口，吾國新興的紗廠至於無力與之相抗，而或者停工，或者虧折。我們的出口，前曾以絲織品與茶為大宗。近年因受印度日本的競爭，亦全無起色。近年所較為暢消[銷]的，惟各種原絲，生皮，植物油，駱駝毛，羊毛之類，凡此都系人家所用的原料品，然總計各項輸出，民國十一年僅六萬萬餘兩，而輸入的卻在九萬萬兩以上。

　　我們在對外貿易上，每年虧損三萬萬兩，那不但表明我們每年要付出三萬萬兩的金錢，實際還表明有價值萬萬兩的人民的工作，為外國機器工業所奪去。因為有對外貿易，於是有六萬萬兩的輸出；那是說，我們因供給國外市場的需求，加增了價值六萬萬的工作機會。但是同時有九萬萬兩的輸入；那是說，國內市場的要求，有價值九萬萬兩的工作，已為外國商品所供給了。外國商品既經代我們的農人工人，供給了國內市場的要求；我國的農人工人，自然要因而失了他們的工作機會。所以由這樣的對外貿易入口出口價額的差異，明白的告訴了我們；我們失了九萬萬兩的固有工作，而僅得著六萬萬兩的新工作以為補償，這中間仍是損失了三萬萬兩的工作。我們試想，三萬萬兩的工作，包含幾多農人工人的生計問題在內？

　　而且對外貿易的發達，亦自然影響到物價與生活程度上面來。有洋行的收買，自然被收買的物價，會隨需要而增進。而同時因欲應世界市場的要求，而貪圖厚價；於是本國所需的必要品，反會減少了他的產額，而引起他的價格騰貴。這樣，使人民的生活日益困難。他們由生活的困難，而引起各種債累。這可以使他們鬻田宅，離鄉裡，而化為遊民。他們由生活的困難，而引起各種僥倖的心理，亦可以使他們棄職業，冒危險，而化為匪徒。我們試看農商統計之所表示，可以證明這個事實。

　　據農商部調查，民國三年，全國荒地三萬余萬畝，至民國七年，除去西南諸省，荒地已八萬余萬畝。棉產額民國七年一千萬餘擔，至民國十年，僅五百萬餘擔。我們但看五穀棉花均中國所缺乏，而每年生產狀況如此的退後，便可知國民既困于租稅之負擔，又困于物價之騰貴。同時國外農業工業品之壓迫，使彼等勞苦而不能自給，故甯荒棄田事，以流徙於外方，僥倖求所以自給之道，無識者以為這由於人民沾染遊惰的風習，宣詔示以力田之義。不知農民最安土重遷，但可使彼安居樂業，不待勸而自善。若今日生活之困難，欲使彼安于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之境，而不生異念；即聖人亦不能為功。但設身處地一想像其情形，自知此非為一般遊民文過的話。欲消弭遊民，必須從發生遊民的根本原因上著想。

　　在上述情況之下，人民生活越苦則一般中下等家庭，其運命日陷於困難。他們要勉強維持自己的地位，只有極力節約，或剝削屬他的佃農雇工。遊民越多，爭為佃農雇工的越多；而爭得以後，仍痛苦而不安定，時時複可以化為遊民。加以災禍之流行，有時使他們無路可走，則自會轉入竊賊盜匪之途。有了竊賊盜匪，一般人民生活愈痛苦而不安定，中下等家庭的運命愈陷於困難。

　　自然有僥倖成功可以得著好的生活的人。因為既然有了這些無路可走的遊民，以及困難的中下等人戶；他們為生活的原故，願意賣他的身子為任何的工作。於是強狡之徒便可以用一種名義，號召他們。亦可以說是同鄉的關係，亦可以說是同學的關係，亦可以說是同主義的關係，都能夠哄動一般人，使他們效死的奮鬥。於是無論政界軍界學界，乃至無論什麼地方，都發生各種派別的爭端。這些人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在野心家要靠這樣的爭鬥，以滿足他自己的虛榮心。而一般為之走卒的，便要靠這僥倖去解決他生活的問題。有了這樣的爭端，各種職業界都陷於不安定狀況。大家都失了尊重職務的精神，而一切事業都趨於頹廢。而有了這種野心家的成功，又激動許多人的僥倖心理，大家相信幸運，不信有任何應尊重的秩序與道德。而社會愈呈紛亂的狀態。

　　在這種時候，越反動的越有勢力。因為正當的職業，不容易維持安樂的生計；大家都沒有長久計劃可言。反動的軍閥能豢養人，能給人一時的滿足，大家都會樂於為他利用；或間接能受他的供給，亦便樂於為他多少效力。國家的變亂既多，有權力的既得為所欲為，於是國稅則任意截留，政費則挪作他用。官吏教師，均延挨不能得薪資，亦複不能安於其業，均奔走結托，輾轉營謀以求托庇于反動軍閥，冀以其餘澤稍自蘇潤，因此，助反動派張目的人越多，他們的淫威越是不可向邇。

　　中國既是在這樣複雜的病狀之中，豈是一種簡單的努力所能救治的事。而且如上文所雲，表面上似乎完全屬內政的，實則都有外力的影響。中國今日自然非把北京政府打倒不可；然而北京政府打倒以後，必須從速修改條約，清理國債，安置平民生計，而加增其福利，如此然後可以使一般人民有可安的生活，可以恢復社會秩序，然後中國有復興之望。

　　政綱所列對外有可注意之二點一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如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國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重新審定有損中國利益的其他條約。中國因前清政府愚暗，受列強欺蔽劫制，所定條約，多足束縛中國將來的發展。如協定海關稅則，尤為外國經濟侵略有力的武器。若非根本否認，重行修定，則我永無以保護我們正在萌芽的產業，即永無以挽回對外貿易的逆勢。關稅為外人管理，在今日已駸駸有喧賓奪主之勢。而領事裁判權之存在，使吾人無法嚴懲外人的私運軍火以助長內亂。所以這所揭櫫的數義，均於中國甚有關係。

　　二是對於外債的政策，則政綱所列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的範圍內，保證並償還之；但如賄選竊僭的北京政府所借外債，不負償還之責任；關於償還外債方法，召集各省公團籌議之。國民黨所以重視外債，誠以債務拖累，每年為籌還子母，幾占國用三分之一；則一切整頓政治，發展實業，必處處受其窒礙。故對於外債之濫借，不能不加以限制，即擔保償還外債，亦不能不預定範圍。中國的國債，實際均未嘗以作正用。即今日忍痛籌還，亦非不可；但將來的政府，決不能如北京政府悉索敝賦，以供外人之敲求，使政治實業永成此一息待斃的狀況。所以國民黨亦將只能在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的範圍內，才保證井籌償外債。

　　政綱所列對內有可注意之三點：一是注意地方事業。政綱既確定縣為自治單位，土地之歲入，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各縣對於國家之擔負，不得超過歲入百分之五十；又規定普通選舉，改良農村組織，改良勞工生活狀況，確定自由權利，勵行普及教育。這都表明國民黨注重以地方之力為人民謀福利。此種政治，如能實現，將與現在一般政治家的眼光只知集中於少數都市的，迥不相同。能注意農工貧民的幸福，而且各縣的收入可以至少一半以上為各縣自治經費，則於一切失業的人，可以為之安置；而窮窘困苦的人，都可以為之救濟，使其可以安居而樂業。如此遊民自然漸複其田園了。

　　二是改良租稅制度。政綱規定要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額外徵收，廢止厘金等稅；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這樣的辦法，表明國民黨有廢棄惡稅的決心。要使稅則歸於簡單而公平，使租稅不易盡轉嫁於一般人民。則物價與人民生活程度，不致受租稅的影響。

　　三是確定國家經營大生產的規模。政綱規定一縣資力不能發展的天然富源及大規模工商事業，國家當加以協助，所獲純利，國家地方均之；又規定企業有獨佔性質，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的，如鐵道航路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這是國民黨促進產業發達，而節制資本主義發展的意思。中國在今日狀況之下，只有國家經營大生產事業，方易迅速有所成功。而同時可以預防資本主義的跋扈。大生產事業不發達，終無以使一般遊民有所生養。然若任私人資本家發達大生產，不獨不易集事，而因以不能與國家安置遊民之需要相應；且私人資本家的目的在為自己營利，亦非如國家的目的在安置遊民，且在圖他們生活的愉快而滿足。所以大產業總以由國家經營管理之為合當。

　　自然政綱上還有許多值得注意的事情。我單提這五層，是感覺這於中國今日經濟狀況之下最能有救治的功效。而且要請讀者注意的，這五層是彼此關聯，須同時的同樣注意的事。因為倘若不修改條約，便產業不易發達。不審定國債，便政治實業處處受其妨害。不注意地方事業，便不易恢復秩序，圖謀人民的福利。不改良租稅，便無以蘇民困，而用合當方法，以籌急需的用款。不舉辦大產業，終無以最後打倒國際資本的壓迫。這五件事同時進行起來，然後中國的國運，有挽轉的希望。

　　熱心討論中國改造問題的人亦多了，幸能就國民黨政綱所列舉各事項，而一考究之麼？

　　載《新建設》第一卷第四期

　　署名：尹子怡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