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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學術與救國


  (一九二四年二月九日)

  學術是一向被中國人胡裡胡塗地尊崇的東西。一般愚弄讀書人的帝王,縱然在他「馬上取天下」的時候,亦曾溺儒冠,辱儒生;一旦得了天下,為著粉飾太平消弭隱患起見,都不惜分點餘瀝,用各種名位爵祿,把那些所謂「學者」羈縻起來。一般白面書生,亦樂得與帝王勾結,以眩惑農工商賈,於是亦幫著宣傳「宰相須用讀書人」一類的鬼話。因此,學術遂永遠與治國平天下,有了一種莫明其妙的關係。

  我自問不敢鄙薄任何學術。無論科學亦好,文學亦好,玄學亦好,我每看見那些學者們連串的舉出一些西洋的人名,以及他們能在各種書中舉出各種的材料,不問他究竟學問深淺,我總永遠的只有甘拜下風。我以為我們總應當服善,總應當服一切比我們有才能知識的人。我看見無論什麼唱京戲的,打大鼓的,變魔術的,我對他們都有相當的敬意;亦因為我沒有什麼比得上他。

  但是我有一種偏見——或者是偏見罷!我想:倘若我害眼病的時候,我應當求唱京戲的為我療治呢?還是請打大鼓的,變魔術的為我療治呢?還是請科學家,(自然不包括醫學家)或文學家,或玄學家為我療治呢?我的偏見,以為他們都不配為我療治眼病。我不是敢於鄙薄他們;但是我的偏見,對於療治眼病這一層,他們一定是不配的,一定是不配。你們以為我的話太不妥當了麼?

  由於同樣的偏見,我想:現在中國的病象太複雜危險了,我應當希望一般人唱京戲來救國呢?還是希望他們打大鼓,變魔術來救國呢?還是希望他們研究科學,(自然不包括社會科學)或研究文學,或研究玄學,來救國呢?我的偏見,以為這些事都不配救國。我亦何曾敢於鄙薄這些事;但是我的偏見,對於救國一層,這些事一定是不配,一定是不配。你們以為我的話太不妥當了麼?

  我說要救國須研究救國的學術——社會科學,真有不少的朋友,以為是偏見呢!他們定要說任何學術都可以救國;倘若我反對了這句話,他們便要判我一個「鄙薄學術」的罪名,我真太冤枉了啊!

  我要正式申明的,我並不反對任何人,用任何目的,去研究任何學術乃至任何東西。世界上必須有種種色色的人,乃能成一個世界;這種事誰能夠反對呢?我的意思,不過我們今天第一件事,希望真有些人能救國;因些希望真有些人能研究救國的學術。我第一是要指明,別的學術與救國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靠別的學術救國,是靠不住的。第二是要指明,要救國仍非研究救國的學術不可,從前那種憑直覺盲動,是太熱心而沒有結果的事。

  不過我這種話,無意的究竟侵犯了學術與治國平天下的神秘關係,究竟有一點排斥科學文學玄學於救國範圍以外的嫌疑,於是終成了「過激」的論調了。

  然而我錯了麼?

  亦許因為我不會說話的原故罷!許多朋友說,我要叫人家丟了他所學的一切,都來研究社會科學。其實我那裡有這樣的大膽呢?

  我的意思,只是像下面說的幾段話:

  一、我以為要投身作救國運動的,應當對於救國的學術下一番切實的研究功夫。我們決不只是發傳單,打通電,開會,遊行;鬧了一陣,究竟鬧不出什麼結果,便可以心滿意足的,我們必須要研究。然而我們在研究之外,在合當的時候,用發傳單,打通電,開會,遊行乃至於其他活動,以求達到一種目的,自然亦是應當的事情,這正如學理化的人,必須進實驗室,是一樣的事。

  二、我以為我們定要打破任何學術都可以救國的謬想。我們要研究救國的問題,不可信靠我們自己數理,文學的知識,亦不可信靠那些大數理家,大文學家的議論。我們最好是自己能多少研究些救國的學術,而且從有這種研究的人那裡,去得著相當的指導。我以前只顧說救國,不曾說到吃飯的問題,我實在荒謬了一點。我們自然承認吃飯亦是一件重要的事,不能反對人家用任何技能去吃飯。因此,一般人學科學文學玄學來吃飯,誰應該反對呢?我們只願請大家注意的,人怕不只是要為吃飯罷!你學科學文學玄學,你便可以吃飽了飯;然而你的親友鄰舍還是這樣貧困窘迫,你以為這中間沒有什麼問題麼?再進一層,人怕不只是學了科學文學玄學,便可以有飯吃罷!倘若科學文學玄學便可以給飯人家吃,又那裡有新派,舊派,東洋派,西洋派,南高派,北大派,這些搶飯碗的好聽名詞呢?

  我以為要使一切人的吃飯問題都得著解決,要使我們自己的吃飯問題,得著永久安定的解決,我們非加入救國運動不可,所以亦非研究救國的學術不可。我們決不反對人家用任何學術去吃飯;我們所希望的,只是在吃飯的餘閒,大家注意一點救國的學術。我們不要以為吃飯的學術便是救國的學術,不要欺騙青年,以為吃飯的學術,比救國的學術更重要。

  有的人說,我們研究學術,便是為的學術本身的價值,原不問他是否有用處,所以原不問他可以救國與否。這種研究學術的態度,我並不敢反對。人應當有順著他自己的意志,以尋求享樂的權利。而且中國若能出幾個牛登[頓],愛恩[因]斯坦,便令亡了國,滅了種,亦仍可以留存著他們萬古馨香的姓名。有時人家提及他們是中國人,我們亦還要分一點榮譽。不過我的偏見,以為這種榮譽,不享受亦罷了!我天天最感覺的,是這種貧困窘迫的慘狀;我總要想有一般人把這些事挽救過來。我只希望一般青年,多花些精神,研究挽救這些事間的學術,這似乎比那種個人的享樂,與虛空的榮譽更重要一點罷!

  有的人說,便令研究救國的學術——社會科學。他們豈能完全離開別的學問?我們不懂生物學,便不懂人性;不懂人性,可以研究社會科學麼?研究任何一種科學,離不了別的科學,這是不錯的。但是凡研究一種科學的,都有他研究的出發點。研究社會科學的,由他的出發點去研究生物學,便與本身是研究生物學的人,所持的研究態度不同。實在說,研究社會科學的,若他不要自己改變目的,成為生物學家;他只是要利用生物學研究結果所得比較滿意的假設,以應用到他的社會科學研究上面。他固然可以因他的高興,多作一番搜集標本或顯微鏡的研究;然而他若不能親身去作那種研究,他只是利用別個曾作那種研究的人,發表心得的書籍,你不能說,他像這樣便不配作社會科學的研究。倘若是這樣,外國生物學家發表心得的書籍,亦多了;中國有研究生物學的人與否,我們自己曾經像生物學家那樣態度去研究生物學與否,究竟與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前途,有什麼關係呢?

  一切學術,都可以七灣[彎]八轉的使他與救國發生關係,這是我承認的。但是沒有救國的學術,而只有別的東西,終究永遠不能收救國的成效。倘若我們為研究救國的切實方略,一切學術都可以供給我們一些基本的資料;但是這不是說,我們應去研究一切學術,這是說,我們應研究而接受他們所供給的那些資料,以供我們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倘若只有人供給這些資料,而沒有研究接受他們,應用他們以解決社會問題的人,我看這與救國,終究是風馬牛不相及呢!

  所以便令我們認承一切學術,都可以供給救國方略的資料;然而說一切學術都可以救國,然而說,中國人研究一切學術,是一樣的急切而重要,終究是靠不住的話。

  然而一般青年竟被這些靠不住的話欺騙了。他們說,學校的功課都是一樣要緊的。他們的死用心,不但為混分數,而且亦為的那些功課可以救國的原故。

  載《中國青年》第十七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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