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學生團宣言書|惲代英

武昌學生團宣言書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

　　自北京學界之有四日義舉，舉國有血氣者莫不敬服。非不知其行動或越常軌。然其激於若不獲已之熱忱，以出於此若不獲已之下策，其心可敬，其情可憐，此正我中華民國未死盡之正氣，有以迫之使然。逆料有明達事理之各界人士，蓋未有忍更加以苛責者也。日人之謀我久矣。吾中華民族素以寬大平和見稱，初何仇於同種同文之日本？苟非日人之處心積慮，必欲滅我以朝食，吾國民何至連年對日若有不可解之深仇，重煩我政府之顧慮干涉哉？我國以積弱之國民，處於層層壓制之下，凡可以自安緘默者，固無人敢故為嘵嘵。抑吾鄂學生又以怯弱為天下笑，苟非關係至大，有不容己於言者，不願言亦不敢言也。

　　日人謀我之心得寸進尺，永無饜足，而最令吾人痛心者，同立國于東亞，言文化則我為彼之導師，言商業則我為彼之顧客，言土地、言人民我皆十百倍於彼，而彼憑藉其出於意外的暴強，竟從來不以平等國待我。民國四年二十一條之交涉，以我遇事退讓之外交部，其通告各國，且言所提條件為無因由，且於中國無交換之權利。又就其通告書觀之，該交涉之進行，有中國列席人數，每星期會議次數及討論方法。中國政府事事悉照日本公使之意願辦理。而每次會議記錄由中國政府提議，由雙方簽字，以備將來參考，使日本所提交涉無虧天良。此等尋常之事，且不見允。又此次交涉我國節節退讓，以無因由之條件，忍辱吞聲，凡可以允諾者皆允諾之。而五月七日，加我以最後通牒。凡此事實，中外鹹知，我無所控告的弱國國民，永銘於心中，一息尚存，所永不敢忘者。此固不得誣我為無理由之惡感，或受人挑撥之謬見也。

　　民國六年，日本派石井子爵赴美，百計勸誘。遂于十一月二日美國務卿闌辛氏宣言：合眾國及日本國政府均承認，凡領土相接近之國家間有特殊之關係，故合眾國承認日本國在中國有特權之利益，而於日本所屬接壤地方，尤為其然，等語。由此以推想民國四年之交涉，除其他無理由以攫取利益者，如旅順大連之延長租借期，吉長鐵路之改定合同，東蒙有滿之雜居，牛心台等九處之開礦外，所謂山東、福建沿海島嶼之不得租借或割讓於他國，所謂山東緊要城鎮辟為商埠章程由日政府承認，所謂漢冶萍公司不准借用日本以外之外國資本，所謂由煙臺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借款、東蒙南滿之鐵路借款、東蒙南滿各種稅課作抵之借款，須先向日本政府商議，等語。何一非欲於我國境以內，立彼所謂特種利益之基礎，以漸夷我於彼之屬國之列？嗚呼！我四萬萬神明之冑，固亦甘受此非人情的羞辱乎？吾政府為免除誤會計，申明因領土接壤發生國家間特殊關係，亦專以中國條約所規定者為限，並再申明：嗣後中國政府仍保持向來之主義，中國政府不因外國文書互認有所拘束，云云。蓋自民國四年以來，吾國與日本所爭，即在務求設法避免夷為彼之屬國，而猶不能盡獲勝利者也。我祖宗辟居此土，垂數千年，聲明文物之盛，為全球所景仰。顧今日為三歲小兒以播弄，欲逃脫其羈絆，日不能得此，誠可恥之極。秉筆書此，幾無面目以靦然立于人世也。

　　由上觀之，則知國人對於日人之惡感，皆日人有以自取之。且日人對於我國垂涎已久，歐戰以來，以為列強無暇東顧，急不暇擇，見利即攫，其挑起吾人反感之行動，幾於項背相望。我國政府篤念邦交，屢禁止國民排日舉動。夫日人亦圓顱方趾，同是人類，況為近鄰，自應親善。惟其自絕於我，惟恐不甚。雖以政府之誠意，初不能感化其凶頑于萬一，以至今日在歐洲和會之中，仍運用其東亞門羅主義之謬想，以開我外交由彼間接辦理之新局面。凡此仍是欲夷我於屬國之意，固不獨區區土地權利之得失也。

　　我舉國上下，皆知爭青島爭山東為生死存亡惟一的緊要關頭，倘為黃帝在天之靈所默啟也。我北京學界，亦惟此故而有四日之舉，此正可以使全球之人，注意我未死之民意，以為彼等裁判弱國運命之參考品。即令略有越出範圍，亦正見其真誠迫切，以示諸強國總可以略發其惻隱之天良。政府對於此舉，自當處以寬大，以助進我交涉之進行。且北京學界所為，實舉國之所贊同。逮捕學生既經釋放，即當不更深究。舉國學界乃至商民，鹹翹趾以俟政府處置此事之結果。無論政府或有不原恕學生之處，易激巨變，即令內則群情失望，而外則令敵國快意，以助其外交之成功。想我明哲之政府諸公，必不出於此也。

　　即以北京學生此次對於曹、章之舉動，其情亦大有可原。年來國事日非，南北爭訌連年不息，其孰曲孰直，同人殊不欲加以批評。惟段芝貴氏以質直之人，為意氣所激，受左右趨[驅]使，以使戰禍糾纏，生民永不得所安息，此海內所同聲惋惜，想即段氏清夜自問，亦必不怒吾等為妄言也。自段氏不惜窮兵黷武以逞其忿，於是曹汝霖以籌兵費盡搜國家利權抵借日本款項，如飲狂泉不知休息。由是而國內之戰禍愈延長，國家之主權愈損失。又加章宗祥為之奔走，不惜拂逆輿情，訂定所謂軍事協定，至南方伍廷芳、陸榮廷等，電請中央，但聲明不簽字。吾人誠百思不解，曹、章等是何見解，乃倒行逆施，外向性成，如此，其積怨於我國人至深切矣。舉國之人于曹、章有何仇隙，而痛恨深切。即北京學生初不知曹、章是何面目，見面則激於義憤，不能自抑，蓋其誤國之罪，婦孺皆恨之入骨。北京學生之加以痛懲，無異為全國學生代表此與眾棄之之心理，亦無異為全國國民代表此與眾棄之之心理。吾等更不知曹、章是何面目，尤無仇隙可言，但覺發于本心，不能不與北京學生表完全之同意。或曹、章之所以為國謀，非吾輩所能瞭解，亦未可知。但吾輩只見曹、章所以為他國謀者，至周且備，實未見其有為本國謀者。此實四萬萬人同一之感想。由此則知北京學生對於曹、章之所為，固無可厚責也。

　　吾等甚信段芝貴為有能力之人，但須能徹底悔悟，親君子，遠小人，平心靜氣以謀國事。至於曹、章乃至其同輩，則惟望政府毅然下令斥逐，無令其以老羞成怒之心理，據高位握大權，以做不做不休之事，既慮其摧殘學界以複私仇，亦慮其要結鄰國，愈以促國家之危亡。彼等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日本賴之以遂其私欲。年來事實一一俱在，則凡違經悖理之事，固不能擔保其不為。欲絕禍恨，惟去惡務盡之一法，此海內賢者所當大大留意事也。

　　政府觀於此次群情之憤激，對於青島、山東問題，自應愈下堅決之心，有進無退。歐洲和會所謂主持公理，誠為欺人的門面話。然若英法意日，竟欲以彼等私訂之密約為根據，以他國土地權利，不經他國允許，擅自授受，在我仍可以六年所申明，中國政府不因外國文書互認有所拘束之原理，否認一切此類之密約。且同是對德宣戰結果，或受酬賞，或反受懲罰，名為戰勝國，而受戰敗國同一之處分，此其不平，當不獨中國人民感受之，且和會果本此旨進行，則受屈抑者又豈僅一中國？其結果必至使諸小國弱國，皆生不信任心而去。吾國果受屈抑，大可拒絕簽字和約，不承認彼等對於青島、山東之提議。公理既未昌明，殺機總未可免，寧得罪此假託人道的諸強，以靜俟其頤指氣使之處分。全球講公理之國家，尚能表同情於我，即令國亡種滅，我內可以告無罪於祖宗，外可以免世界識者之譏議，此吾國民所宜以最大決心擁護政府與和會代表，以勇猛力爭，毫無所用其畏怯者也。

　　同人等本於未死盡的愛國心理，發為此種宣言，亦明知言語激烈，徒生聽者之反感，行為激烈，徒召官長之干涉，是以公議商決，發言務求平和，一切舉動尤戒越出範圍。吾輩誠自承認，此仍為吾鄂學生怯弱之舊態。然亦覺政府對於此次交涉之進行，除曹、章輩外，大抵與人民同一感想，不宜橫生枝節，貽累政府。惟是所論於日本，所論于曹、章，實苦於不能更有較上所述者平和之論調，此其應受如何之懲罰，同人等惟有束身待罪而己。又如此次交涉，假定竟完全失敗，吾之是否遂應甘心承受列強等不公平之支配，以靦顏求為日本之奴僕，不應有任何表示，或國家即至滅亡，吾人是否仍只應守我讀死書之死本分，不宜對於國事圖任何之挽救？同人等實惴惴于國亡之運命不遠，而甚願我不輕浮不淺薄的通達情理的大教育家，預為解決上述之兩疑問。悲夫！吾等今日所處之境，譬如父母病危，周圍之人竟公認謂吾等宜專心求學，不宜略盡人子看護之責。吾等何曾不知求學之重要，即今日亦斷不敢荒廢一絲一毫之學業。以為國家自現在以至將來，吾等誠不能自信，吾鄂亦將有如北京學生之舉動。惟是吾等求學，以為我中華民國利益耶，抑為大日本帝國利益耶？若是國可亡，吾等除讀死書外，不可說一句話，做一樁事，不然便是犯學規，便是違國法，吾誠不知吾中華民國之學生，亦為國民耶，亦為人類耶？我親愛之官長，我親愛之管教員，我親愛之四萬萬同胞，吾等同為軒轅黃帝之子孫，邦交固不可不顧，然亦未可只顧邦交，竟將國內苟延殘喘的正氣，摧殘壓抑以至於罄淨也。

　　載《大漢報》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三日———十七日

　　(1)惲代英在1919年5月10日日記中記載：「作《武昌學生團宣言書》，成，共四千字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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