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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民族文藝


  民族文藝的叫喚,大抵是某一個民族,受到了他一民族的重壓,或某一個民族伸張發展,將對其他民族施以重壓時的必然的流露;前者的例,在中國歷代為外族所侵,終至於亡國的時候,都可以看出,而尤以目下為最著;後者的例,是德國在世界大戰以前的流行現象。現在當希脫拉在壓迫猶太民族的正中,死灰又複燃了。

  文藝的與民族人種有關,是鐵樣的事實;因為文藝根本就是人所創造的東西,而個人終有其族,終有其種,荒島上的盧炳遜是決不會為了他自己一個人而去創造文藝的。

  民族文藝當然是有文藝以後,同時就存在在那裡的,因為文藝就是民族文化的自發表現,亦是對於這民族以後的文化發展發生一種哺育作用的精神力;譬如意大利的但丁、德國的歌德的作品《神曲》與《浮士德》,一面原是以當時兩國民族的精神生活為背景的個性表現,但同時卻又是第二代的國民精神生活的養料。民族文藝原是有文藝以後,同時就存在在那裡的事實,但這觀念的發生,卻須有一種民族自覺的意識來促成;以在同一國土、言語、社會制度的條件之下所產出的文藝,與其他民族的文藝作品總體來作一個比較的時候,這觀念才顯示得格外地明確。

  所以在中國古代,像《詩經》創作的時代,或屈原寫《離騷》的時代,他們都不以民族文藝作家自任,就是他們同時代者,也不抱了民族文藝的觀念去讀他們的東西的。第一,在當時,中國國民的民族意識還沒有自覺,第二,可以拿了《詩經》與《離騷》去作對比的外國文學,也沒有流入到中國來。在西洋也是一樣,譬如希臘時代,這一個民族主義文藝的觀念是沒有的;到了羅馬統一了西歐,羅馬人在文學藝術只知道模仿希臘;獨立的文化,羅馬人僅在日用起居飲食和政治上標了一個異,民族文藝的觀念自然也不會發生。中世紀的歐洲,又是基督教會統一精神世界,壓迫民族自立的時代,獨立的民族尚且很少,民族文藝的觀念,當然更沒有了。

  民族文藝或國民文學等稱號,是十七世紀法國諸批評家為尊重本國文學傳統之故而創始的名詞。所以在法國,提倡這一種主義的文學家特別地多;稍遠的如Sainte Beuve Taine諸人,近代如Brunetiere Maurice Berras以及現在還活著的老作家Paul Bourget、都德的兒子Leon Daudet之類,都是墨守著國民傳統主義的群星。尤其是英國文學史作者Hyppolyte Taine,他的批評文學,每以人種、環境、時代的三條件來作分析的標準,當系大家所周知的事實。而對於這三標準中,他對於人種,更加著重;他說,亞利安人種,不管流傳下了幾千年的時間,分散到了什麼樣的地方,但是人種的遺傳血統等特質,總還是依然保留著的;雖則因環境與時代的不同,以及變質的髮露,小節或偶有差異之處,如等為一犬之長而為獵犬,為守門犬,為愛玩犬一樣,但結果的大關節目,總還是有人種的特殊地方保存在那裡的。泰納的這種透闢的批評見解,實在是可以拿來作民族文藝的論據的一塊柱石。大家試想想,在同一個疆土之中營生活,體質面貌有同一的形象,所用的又是一種語言文字、社會制度、習慣風俗感情等等,又都是一樣的一群人,他們所造出來的文藝,那裡會沒有互似的共通之點呢?

  民族文藝的論調,到了一境之隔的德國,經過古藝術史研究家Winckelmann(1717—1768)的創導,以為希臘的藝術,就是從希臘的人種、風土、宗教、社會、習慣等全民族的內外生活所發生的精神之果;同時又有詩人Herder(1744—1803)的歌頌人類的大議論(Iden Zur Qeschichte der Menschheit)出現,說到人類的發達,應從國家的民族的團體生活上著眼;凡言語、宗教、法律、文藝等等,都是民族的特質與境遇的必然結果,團體生活的自然的生產;一國的文學全體,就是這一國國民的文化的反映,這一國國民的活的生力體系(Ein System Lebendiger Kraff)的表現;詩人就是較周圍諸人感覺更靈敏更深刻的民族先覺者,所以文學可以說並不是個人與為個人的產物,也不是可以私有的東西。繼這一種見解之後,又來了世界的兩大詩人歌德與雪勒的作品的實證,於是民族文藝或國民文學的觀念,就根深蒂固地種入在日耳曼民族的腦裡了。結果,在一九一四年終於引起了世界的大戰,直到現在,這觀念也還在驅使希脫勒黨徒,虐殺無國家的猶太的流民,如在頭上我所說過的一樣。

  像這樣約略地把歐州的民族文藝理論起伏的經過考慮了一遍之後,卻好回顧到我們目下的中國來了;在目前的中國,正是提倡民族文藝最適當也沒有的機會,且看在政治上,在言論上,以及社會的一切上,左傾思想的潛伏,與民族主義論調的高漲,就可以曉得強鄰壓境的時候,一般民眾所急於要保存的是什麼東西。何以在五四的當時,在國民革命軍出發的前後,以及三五年前普羅文學盛行的期間,民族文藝這一個名詞,會不受人歡迎的呢?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凡是一種運動,或一個名詞,時機未熟,客觀的條件不曾具備,但憑幾個人來空喊是不會發生絕大的效力的。民族思想,民族意識,在我們之先的先覺者,不知已經說了多少次了,可是不到亡國的關頭,不服奴隸的賤役,不至於家破人亡的絕境,民族自覺的意識,是不會普遍地發揚,像目下那麼地深刻的。

  既然有了民族意識的自覺,自然首先要把這意識具體化到最微妙最易感的文藝上來,於是乎民族文藝的這一個口號,就變成了目下文藝界的寵兒;而有許多作家,並且也有意識地創作了許多篇的東西了,可是在這裡,我就感到有兩點危險的地方。

  第一,像目下我們聽人在提倡的那一種民族文藝,覺得未免太狹義了一點。狹義的愛國心,狹義的民族主義,是要貽誤大事的;從結果好的一方面說,即使民眾一時受了刺激,果然團結自強了,若不識大體地一直地下去,恐怕終於要變成戰前的德國、目下的日本一樣,弄成一種人不我侵而我將侵人的狀態。

  第二,我們現在聽人在提倡的一種民族文藝,似乎不著重在民族的全體,而只著重在民族中特異的個人;這一種英雄崇拜思想在藝術上的流露,是窮來說富時、老來說少年的回顧的溫情,是民族衰老的證明。

  總之我想說,偉大的文藝,就是不必提倡,也必然地是民族的文藝;但既經提倡了,則當以整個民族為中心,以世界人類為對象,本著先圖自強,次求共存的精神做下去才對。地球上若只成了一種人種或一個國家的時候,文化還有進步的日子麼?並且民族文藝作品,也並非一定要說「殺到東京去!殺盡日本人!」才是正宗。把目光放大來一看,則描寫財主的橫暴、官吏的貪污、軍閥的自私,如《東周列國志》《水滸傳》等,敘述學子的寒酸、酷吏的刻薄,如《儒林外史》《老殘遊記》之類,也未始不是我們中國的民族文藝。

  不過再進一步的說法,民族文藝的確立,要進了世界文藝的圈內,才算能夠穩定。同在前面已經說過的一樣,民族文藝的成立,要有甲乙的比較,彼此的不同特點,才能要求獨立的地位,世界的公認。若只有幾句仄仄平平,或一篇「大哉孔子」,則在中國,或許可以誇為民族文藝的傑作,但一經比較,恐怕就要等於沙上的樓臺,說不定經過一陣狂風之後,也就會坍下來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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