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致《現代評論》編輯

致《現代評論》編輯

　　記者先生：

　　這一年來，因為家累太重，又兼以身體不好，雖則見了世上的不平，想說話的地方很多，但終於隱忍過去了。有許多人說我缺少了勇氣，有許多人說我因為有了職業，有了錢花，就不想做文章了。這兩層猜測，都說得很對，可是有一點，我要聲明。第一個猜測的缺少勇氣，有兩個原因，一個就是前面說過的身體的軟弱。第二個原因（也許是最大的原因），卻因為目下中國不正的事情太多了。開倒車，走歧路，弄得太不成樣子了。看了這些忘八的事情，簡直令人哭也不是，樂也不是，到末了想說話也無從說起，只好扶頭喝一杯酒，向天歎一口氣，就算完事。第二個猜測，倒不得不加上一個條件，再來承認。我對於職業的有無，從來不十分介意。因為沒有職業的時候，有一種「無職的職業」，我也很能享受，所以說我因為有了地位，就怕說話，卻是錯的。至於有錢花沒有錢花，倒的確與做文章和不做文章，有一點間接的關係。大家都知道，沒有錢花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在家裡悶坐，悶坐不過，只好拿起筆來寫寫，於是牢騷憤懣，就一齊排泄在紙上了。閒話少說，現在我因為職守俱無，窮愁潦倒，正好再來重尋舊業，做幾句文章，泄泄胸中的氣悶。街上不平，請先從自家的身邊打起。

　　從今年的陰曆正月起，我在武昌的狗洞裡住了半年。錢也花了不少，人也見了不少，武昌大學的奇怪的情形，也知道了不少。前兩期劍公的通信裡所說的種種事實，雖則不是十分體面的事情，雖則心裡有點過意不去，但不幸我卻不得不承認是真的。這一期，又有一位學生，寫信來辯明，同時在這辯明的信裡，又招認了兩件最不體面的事情，我不幸又不能為他辯護，也只能幫他承認說是真的。

　　所謂最不體面的事情，是哪兩件呢？第一件，就是這位國立大學的學生，因為他個人的關係，上書湖北的軍政當局蕭耀南，要蕭耀南用了他的勢力來左右校長，用一個教書的人。我們先不必說這一件事情對不對，只須舉出一個例子來說，譬如北京大學裡，教員很多，意見學說，各不相同。若有一個北大的學生，因為他個人的關係，上一個呈文給章士釗或鹿鐘麟或段祺瑞，要章士釗或李景林或段祺瑞用了他們的勢力，來進退一個北大的教員，大家以為這事情是怎麼樣？若說因為湖北的軍政當局就是武昌大學的董事長，經費等項，都要看他的喜怒如何的，所以蕭耀南，十分有進退國立大學的教員門房齋夫之權。那麼我又要說了，章士釗是教育的長官，鹿鐘麟是負有保護北京地方安寧秩序的責任的軍政當局，段祺瑞是一國的首腦，他們當然有進退一個北大教員之權，大家以為我這話怎麼樣？朋友們，我們還要叫什麼「打倒軍閥」，「教育神聖」？我說我們還是把娶媳婦兒，生小孩，大便小便等神聖的自由權，一齊交給了軍閥吧！

　　第二件最不體面的事情，就是這一位國立大學的學生，上書蕭耀南的時候，末後所具的名是「武昌師大國文系學生」。中國這幾年來，大凡學校發生事情的時候，報紙上面總緊排著由一樣的登廣告者所登的兩種極端相反的廣告。一個廣告說某某是混賬，忘八蛋，一個廣告說某某是堯舜再世，文武複生，下面的具名，都是全校學生同具。這是近幾年來見慣的事情，這是中國人的善於影射的證明，這也是中國人的卑怯的劣根性的表現。章太炎在湖北一個私立的大學裡演說，仿佛很贊成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的說頭。我也時常這樣的想，作惡要作得大，做壞人要做得徹底。大丈夫要光明磊落，自家做錯的事情，要自家出來承當。若鬼鬼祟祟，影射模糊，成功了自己來享受榮華，失敗了由全班的人來受難，這豈是男子漢的行為麼？看了前一期的辯正的信，尤其使我痛心的，是這一次的影射，非但是我們見慣了的平常的假冒全體學生的具名，卻是更狡滑的留有逃避的餘地的「武昌師大國文系學生」的具名。既要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不敢光明磊落的出來負責，倒也罷了，還要想出很狡滑的方法來，預備一條被人發覺後可以設辭逃避的後路的這一種人，將來還有什麼希望呢？

　　隱惡揚善，本來是忠厚待人的美德。這一次竟把我們的家醜外揚出來，恐怕不是為長者的所應做的事情。不過我在此地，有兩層苦衷，可以說出來作我的辯解。第一，我上面的通信，並不是專為個人而發。我只希望我們中國的青年，以後應該明白些，不要再去妄冀非分而攀附軍閥的驥尾。並且做事情要負責任，不要畏首畏尾，希圖影射。第二，我在武昌大學也曾竊食半年，與那位學生，名義上也有師生的關係，曉得了他的錯誤，而不以直言相告，良心上有點說不過去。此次回京，本為養病。閒居不久，就又技癢，居然又弄起筆墨來了，請諸位編輯先生，不要笑我。以後想打的不平很多，大約這一次通信，還不是最後的一次吧！

　　郁達夫

　　十四，十，十七

　　（原載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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