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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魯迅(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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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魯迅作故的時候,我正飄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剛在南台一家飯館裡吃晚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一見面就問我,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我聽了,雖則大吃了一驚,但總以為是同盟社造的謠。因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會過他,我們還約好於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的。後來雖也聽到他的病,但平時曉得他老有因為落夜而致傷風的習慣,所以,總覺得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誤傳。因為得了這一個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終席,我就走了。同時,在那一夜裡,福建報上,有一篇演講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從南台走回城裡的時候,我就直上了報館。 晚上十點以後,正是報館裡最忙的時候,我一到報館,與一位負責的編輯,只講了幾句話,就有位專編國內時事的記者,拿了中央社的電稿,來給我看了;電文卻與那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一樣,說是「著作家魯迅,於昨晚在滬病故」了。 我于驚愕之餘,就在那一張破稿紙上,寫了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余事而談」。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奔回到了上海。 魯迅的葬事,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運動。工人,學生,婦女團體,以前魯迅生前的知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有一萬人以上。 當時,中國各地的民眾正在熱叫著對日開戰,上海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孫夫人蔡先生等舊日自由大同盟的諸位先進,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魯迅適當這一個時候去世了,他平時,也是主張對日抗戰的,所以民眾對於魯迅的死,就拿來當作了一個非抗戰不可的象徵;換句話說,就是在把魯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事件之一。在這個時候,在這一種情緒下的全國民眾,對魯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當時全國所出的刊物,無論哪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滿了哀吊魯迅的文字。 但我卻偏有一種愛冷不感熱的特別脾氣,以為魯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這許多追悼他的文字與著作,那我這一個渺乎其小的同時代者,正可以不必馬上就去鋪張些我與魯迅的關係。在這一個熱鬧關頭,我就是寫十萬百萬字的哀悼魯迅的文章,於魯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於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個證明。因此,我只在《文學》月刊上,寫了幾句哀悼的話,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現在。 現在哩!魯迅的全集,已經出版了;而全國民眾,正在一個絕大的危難底下抖擻。在這偉大的民族受難期間,大家似乎對魯迅個人的傷悼情緒,減少了些了,我卻想來利用餘閒,寫一點關於魯迅的回憶。若有人因看了這回憶之故,而去多讀一次魯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對於故人的報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寫這些斷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漢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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