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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關之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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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整天勞頓的旅程,這是我第一次吃飯。一碗湯麵,夾雜著泥沙的湯裡加進多量的醬油,我的因饑餓而燒熱的腸胃舒暢地膨脹起來。雖然小粒的沙石時時震動我的牙齒,我不曾埋怨堂倌一句。 「有炒飯麼?來一碗雞蛋炒飯。」第二個客人跨進來,身邊帶著一陣涼風,桌上煤油燈的火焰跳躍了兩三下。他的腳步又輕又快,走向小飯館裡獨一無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對面。 短時間,我們的目光交織成一條直線。他的年輕而健康的臉膛曾經給我留下一點新鮮的記憶。 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這件軍用的黃色棉大衣,頭上也是這頂垂著兩隻耳朵的灰色軍帽,不過背後還背著一個大包裹,對於他的矮小的身材似乎過分沉重。他坐在黃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後左右擠滿人群。旅客們十分嘈雜,但這不能夠淹沒一個嬰兒的啼哭聲。嬰兒的母親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站在人堆裡,不停地用手拍著小孩,雖然明知道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聲。 「給他點奶吃就好了」,有人這樣說著。 淚水沿著婦人瘦削的臉頰流下,滴到小孩的紅棉襖上。她仿佛對自己申訴說: 「哪有奶?大人都沒有吃的!」 他——年輕的軍人——站起來,把座位讓給抱嬰兒的婦人,又從衣袋裡摸出一塊幹硬的饅頭交給她,用類似女人的柔聲說: 「孩子是餓了。嚼點饅頭給他吃吧。」 現在,當他同堂倌說話時,聲音仍然帶著女性的氣味,這和他的矯健的舉動似乎不大調配。 我們這是第二次見面,但彼此全把臉埋在食器上,保持著靜默。 剛剛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來吃飯的茶房過來招呼我說: 「警察來查店了。請您回去看看。」 巡警盤問得很詳細。他們從我的行李中檢出一本《中國分省新圖》和一些零碎的通訊稿,於是抱著絕大的懷疑,追詢我許多問題。最後,我拿出八路軍的護照,他們才認為滿意。退去時,一個警察搖擺著頭說: 「對不起,越是你們知識分子漢奸越多!」 像是黃蜂的毒刺,這幾句話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鐘光景,我聽見警察從對面房間走出來,皮鞋後跟撞擊在穿堂的磚地上所發的聲響,漸漸地消失下去。誰在敲我的門? 「請進。」 板門輕快地推開,那位青年軍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種熟習的柔軟的話語滾動在我耳邊: 「請別見怪,同志也是從八路軍前方來的麼?——我住在對面房間裡,警察問你的話,我全聽見了。」 原來我們是同時離開前線,同時坐上同蒲路的窄軌火車,同時渡過黃河,現在更住到同一個客店裡,我們熱烈地握著手,五分鐘以後,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楊同志……」 「黃同志……」 我們毫無拘束地嘩笑著。 我提議到路上散散步,他高聲叫道: 「茶房,鎖門。」 這家旅店坐落在潼關城外,接近隴海路車站。雖然不過八點鐘,除去飯館和水果商而外,馬路兩旁的店鋪已經早早關上門。燈光從閘板的隙縫洩露出來,仿佛一星一點的磷火。潼關的城牆和城樓襯映在星空之下,畫出深黑色的輪廓,比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偉。 我們橫穿過一條小巷,停留在黃河岸上。河水在暗夜裡閃動著黑亮的波光,時時還有一點兩點潮濕的漁火浮動在水面上。 這其間,黃同志不停地哼著各種救亡歌曲。他手裡拿著一隻電筒,四下照射著,忽然,我聽見他興奮地喊道: 「喂,你看,這裡全是戰壕。」 果然,顯示在白色的電光下的是許多條挖掘得十分整齊的壕溝,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無邊的黑暗裡。 「來,我們下去看看。」他說著,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隨在他後面。他把身子俯在戰壕邊上,電筒一扳,作了一個射擊的姿勢,繼而懊惱地咕噥著: 「你不知道,楊同志,我們兩個從廣東跑到山西,本來都想加入遊擊隊,誰知八路軍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學習。」 「他是誰?」我一點不明白他的話。 「我的丈夫呀!」 「怎麼,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驚訝使我不自覺地把語音特別提高。 黃同志用電筒向我臉上一掃,也許我的表情太驚奇,遏制不住的笑聲從她的嘴裡迸發出來,仿佛黃河的浪花,四處飛濺著。末了,她喘息著說: 「算了吧,男女有什麼關係,值得這樣大驚小怪。」 「你們結婚多久了?」 「兩年,還有一個男孩子——」她突然靜默下來。她的革命意志雖然堅強,但她的心始終有血有肉。她一時沉入寂靜的回憶中,更用簡單的語音把我領進她那回憶的門限。 她的小孩剛剛一周歲,又白又胖。她的熱情高揚在民族革命的怒潮裡,時時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戰場,然而小孩總在牽掣她。她的丈夫幾次激勵她說: 「勇敢點吧,你該作大眾的母親,不要作一個小孩的母親。」 她當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背著一點應用的衣物,帶著點錢,離開家庭。拋在身後的是他們可愛的小孩和一封留給父母的信。 有時乘船,有時坐車,有時步行,他們跋涉在遙遠的旅途上,終於到達預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風夾著大片的雪花,飛舞在北方的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潛伏在黃土小房裡,吃著粗糙的糧食,過著艱苦的生活。 可是他們呢,這一對生長在南國的夫婦!他們耐不住寒冷,睡不慣火炕,吃不下小米。 「動搖了嗎?」時常,他們彼此故意譏笑著。 然而,當他們看見前方的戰士們怎樣在吃苦,為了國家,為了民族,他們感到羞慚,感到渺小。 「我一定打遊擊去,決不後退!」丈夫堅決地說。 「我一定追隨著你。」妻子也不曾動搖。 雖然她很勇敢,可是環境並不允許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學習。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線。」丈夫極力安慰她。 當天,黃同志就離開前線,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飛到延安。」她張開兩臂,做一個飛翔的姿態,黑暗中,差一點打掉我的帽子。 談話愉快地進行著,沒有人留心到漸漸逼近的輕細的腳步聲。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強烈的電光的照射而感到暈眩,同時聽見有人在壕溝上罵道: 「什麼人?滾上來!」 這意外的襲擊使我們暫時失去鎮靜,但不久就恢復了我們的神智。我們爬出戰壕,黃同志亮一亮電筒,發覺對方是一位武裝的士兵,右手拿著手槍,左手是一隻正在放光的電筒。 「你們是什麼人?」兵士激怒地喝道。但當他知道我們是來散步,而且驗過我們的護照,就十分客氣地說:「對不起。我剛在城門口放哨,看見這邊一亮一亮的,當是有漢奸了。」 他走開幾步,停住腳,又叮嚀我們說: 「近來這裡很嚴,同志們頂好早早回棧房去。」 ……這是一個多麼富有傳奇意味的夜晚——在潼關。 (一九三八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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