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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刊放假


  《詩刊》以本期為止,暫告收束。此後本刊地位,改印《劇刊》,詳情另文發表。

  《詩刊》暫停的原由,一為在暑期內同人離京的多,稿事太不便,一為熱心戲劇的幾個朋友,急於想借本刊地位,來一次集合的宣傳的努力,給社會上一個新劇的正確的解釋,期望引起他們對於新劇的真純的興趣,詩與劇本是藝術中的姊妹行,同人當然願意暫時奉讓這個機會。按我們的預算,想來十期或十二期《劇刊》,此後仍請《詩刊》復辟,假如這初期的試驗在有同情的讀者們看來還算是有交代的話。

  《詩刊》總共出了十一期,在這期間內我們少數同人的工作,該得多少分數,當然不該我們自己來擅自評定:我們決不來厚顏表功,但本刊既然暫行結束,我們正不妨回頭看看:究竟我們做了點兒什麼?

  因為開篇是我唱的,這尾聲(他們說)也得我來。實際上我雖則忝居編輯的地位,我對《詩刊》的貢獻,即使有,也是無可稱的。在同人中最賣力氣的要首推饒孟侃與聞一多兩位。朱湘君,憑他的能耐與熱心,應分是我們這個團體裡的大將兼先行,但不幸(我們與讀者們的不幸)他中途誤了卯,始終沒有趕上,這是我們覺得最可致憾的;但我們還希冀將來重整旗鼓時,他依舊會來告奮勇,幫助我們作戰。我們該得致謝鄧以蟄、餘上沅兩位先生各人給我們一篇精心撰作的論文,這算是我們借來的「番兵」。楊子惠孫之潛兩位應受處分,因為他們也是半途失散,不曾盡他們應盡的責任;他們此時正在西湖邊乘涼作樂,卻忘了我們還在大熱天的京城裡奮鬥。說起外來的投稿,我們早就該有聲明:來稿確是不少,約計至少二百以上,我們一面感謝他們的盛意,一面道歉不曾如量採用,那在事實上是不能的。在選稿上,我們有我們的偏見是不容諱言的,但是天知道,我們決不曾心「排外」!這一點我們得求曾經惠稿諸君的亮恕。

  但我們究竟做了點兒什麼,這是問題。第一在理論方面,我們討論過新詩的音節與格律。我們乾脆承認我們是「舊派」!——假如「新」的意義不能與「安那其」的意義分離的話。想是我們的天資低,想是我們「犯賤」,分明有了時代解放給我們的充分自由不來享受,卻甘來自造鐐銬給自己套上;放著隨口曲的真新詩不做,卻來試驗什麼畫方豆腐乾一類的體例!一多分明是我們中間最樂觀的,他說:「新詩的音節……確乎有了一種具體的方式可尋。這種音節的方式發現以後,我斷言新詩不久定要走進一個新的建設的時期了。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承認這在新詩的歷史裡是一個軒然大波。這一個大波的蕩動是進步還是退化,不久也就自有定論。」這話不免有點「老氣」的嫌疑,或許有許多人不能附和這樂觀論,這是當然的;但就最近的成績看,至少我們不該氣餒,這發見雖則離完成期許還遠著,但決不能說這點子端倪不是一個強有力的獎勵。只要你有勇氣不怕難,憑這點子光亮往前繼續的走去,不愁走不出道兒來!繞彎,閃腿,刺腳,一類的事,都許有的,但不礙事,希望比困難大得多!

  再說具體一點,我們覺悟了詩是藝術,藝術的涵養是當事人自覺的運用某種題材,不是不經心的一任題材支配。我們也感覺到一首詩應分是一個有生機的整體,部分與部分相連,部分對全體有比例的一種東西;正如一個人身的秘密是它的血脈的流通,一首詩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內含的音節的勻整與流動。這當然是原則上極粗淺的比喻,實際上的變化與奧妙是講不盡也說不清的,那還得做詩人自己悉心體會去。明白了詩的生命是在它的內在的音節(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們才能領會到詩的真的趣味,不論思想怎樣高尚,情緒怎樣熱烈,你得拿來徹底的「音節化」(那就是詩化)才可以取得詩的認識,要不然思想自思想,情緒自情緒,卻不能說是詩。但這原則卻並不在外形上制定某式不是詩某式才是詩,誰要是拘拘的在行數字句間求字句的整齊,我說他是錯了。行數的長短,字句的整齊或不整齊的決定,全得憑你體會到得音節的波動性。這種先後主從的關係在初學的最應得認清楚,否則就容易陷入一種新近已經流行的謬見,就是誤認字句的整齊(那是外形的)是音節(那是內在的)的擔保。實際上字句間盡你去剪裁個整齊,詩的境界離你還是一樣的遠著;你拿車輛放在牲口的前面,你哪還趕得動你的車?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正如字句的排列有恃于全詩的音節,音節的本身還得起原於真純的「詩感」。再拿人身作比,一首詩的字句是身體的外形,音節是血脈,「詩感」或原動的詩意是心臟的跳動,有它才有血脈的流轉。要不然

  他戴了一頂草帽到街上去走,

  碰見一隻貓,又碰見一隻狗,

  一類的諧句都是詩了!我不憚煩的疏說這一點,就為我們,說也慚愧,已經發現了我們所標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誰都會運用白話,誰都會切豆腐似的切齊字句,誰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節——但是詩,它連影兒都沒有和你見面!所以說來我們學做詩的一開步就有雙層的危險,單講「內容」容易落了惡濫的「生鐵門篤兒主義」或是「假哲理的唯晦學派」,反過來說,單講外表的結果只是無意義乃至無意義的形式主義。就我們《詩刊》的榜樣說,我們為要指摘前者的弊病,難免有引起後者弊病的傾向,這是我們應分時刻引以為戒的。關於這點,《詩刊》第八期上鐘天心君給我們的諍言是值得注意的。

  我已經多占了篇幅,趕快得結束這尾聲。在理論上我們已經發揮了我們的「大言」,但我們的作品終究能跟到什麼地位,我此時實在不敢斷言。就我自己說,我開頭是瞎摸,現在還是瞎摸,雖則我受《詩刊》同人的鼓勵是不可量的。在我們刊出的作品中,可以「上講壇」的雖則不多,總還有,就我自己的偏好說,我最喜歡一多三首詩。《春光》,《死水》,都是完全站得住的,《黃昏》的意境,也是上乘,但似乎還可以改好。孟侃從踢球變到做詩,只是半年間的事,但他運用詩句的純熟,已經使我們老童生們有望塵莫及的感想。一多說是「奇跡」,誰說不是?但我們都還是學徒,誰知道誰有出師的那天的希望?我們各自勉力上進吧!

  最後我盼望將來繼續《詩刊》或是另行別種計劃的時候,我們這幾個朋友依舊能保持這次合作友愛的精神。

  (星二侵晨雞鳴雀噪時)

  (原載:民國十五年六月十日《晨報副刊·詩刊》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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