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女子(3)|徐志摩

關於女子(3)

　　但這文化史上女性遠不如男性的情形自有種種的解釋，自然的趨勢，女性當然不能藉此來證明女子的能力根本不如男子，女性也不能完全推託到男性有意的壓迫。誰要奇怪女性遲緩，要問何以女權論要等到瑪麗烏爾夫頓克辣夫德方有具體的陳詞，只須記得人權論要本身也要到相差不遠的日子才出世。人的思想的能力是奇怪的，有時他連竄帶跳的在短時期內發現了很多，例如希臘黃金時代與近一百五十年來的歐洲，有時睡夢迷糊的在長時期一無新鮮，例如歐洲的中世紀或中國的明代。它不動的時候就像是冬天，一切都是靜定的無生氣的，就像是生命再不曾回來，但它一動的時候那就比是春雷的一震，轉眼間就是蓬勃絢爛的春時。在歐洲從亞理斯多德直到盧梭乃至叔本華，沒有一個思想家不承認男女的不平等是當然的，絕對不值得並且也無從研究的；即使偶有幾個天才不容自掩的女子，在中國我們叫作才女，那還是客氣的，如同叫長花毛的鴨作錦雞，在歐洲百年前叫做藍襪了，那就不免有嘲笑的意思。但自從約翰彌勒純正通達論婦女論的大文出世以來，在理論上所有女性不如男性或是女性不能和男性享受平等機會以及共同負責文化社會的生存與進步的種種謬見、偏見與迷信都一齊從此失去了根據，在事實上在這百年來女性自強的努力也已經顯明的證明，女性只要有同等的機會不論在那樣事情上都不能比男性不如；人類的前途展開了一個偉大的新的希望，就是此後文化的發展是兩性共同的企業，不再是以前似的單性的活動。在這百年來雖則在別的方面人類依然不免繼續他們的謬誤、愚蠢、固執、迷信，但在百餘年是可紀念的因為這至少是一個女性開始光榮的世紀。在政治上，在社會上，在法律與道德上，在理論方面，至少女性已經爭得與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在事實上，女子的職業一天增多一天，我們現在不易想像一種職業男性可以勝任而女性不能的——也許除了實際的上戰場去打仗，但這項職業我們都希望將來有完全的淘汰的一天，我們決不希望溫柔的女性在任何情形下轉變成善鬥殺的兇惡。文學與藝術不用說，女子是早就佔有地位的，但近百年來的擴大也是夠驚人的。詩人就說白朗甯夫人、羅刹蒂小姐、梅耐兒夫人三個名字已經是夠輝煌的。小說更不用說，英美的出版界已有女作家超過男作家的趨勢，在品質方面一如數量。I, A, George Eliot, George Sand, Bronte Sisters，近時如曼殊斐兒、薇金娜吳爾夫等等都是卓然成家為文學史上增加光彩的作者。演劇方面如沙拉貝娜Duse，Elleu Terry，都是人永久不可磨滅的記憶。論跳舞，女子的貢獻更分明的超過男子，我們不能想像一個男性的Isadora Duncan。音樂、畫、雕刻，女子的出人頭地的也在天天的加多，科學與哲學，向來是男性的專業，但跟著教育的發展女子的貢獻也在日漸的繼長增高。你們只記得Madame Gurie就可以無愧講到學問，現在有那一門女子不起來的。

　　但這情形，就按最先進幾國說，至多也不過百年來的事，然而成績已有如此的可觀。再過了兩千年，我想，男子多半再不敢對女子表示性的傲慢。將來的女子自會有她莎士比亞、倍根、亞理斯多德、盧梭，正如她們在帝王中有過依利薩伯、武則天，在詩人中有過白郎甯、羅刹蒂，在小說家中有過奧斯丁與白龍德姊妹。我們雖則不敢預言女性竟可以有完全超越男性的一天，但我們很可以放心的相信此後女性對文化的貢獻比現在總可以超過無量倍數，到男子要遠擔心到他的權威有搖動的危險的一天。

　　但這當然是說得很遠的話。目前情形，尤其是中國的，我們一方面的固然感到女子在學問事業日漸逐步的興奮快慰，但同時我們也深刻的感覺到種種阻礙的勢力，還是很活動的在著。我們在東方幾乎整整是落後的，尤其是女子，因為歷史長，所以習慣深，習慣深所以解放更覺費力。不說別的，中國女子先就忍就了幾千年身體方面絕無理性可說的束縛，所以人家的解放是從思想作起，我們先得從身體解放起。我們的腳還是昨天放開的，我們的胸還是正在開放中。事實上固然這一代的青年已經不至感受身體方面的束縛，但不幸長時期的壓迫或束縛是要影響到血液與神經的組織的本體的。即如說腳，你們現有的固然是極秀美的天足，但你們的血液與纖維中，難免還留有幾十代纏足的鬼影。又如你們的胸部雖已在解放中，但我知道有的年輕姑娘們還不免感到這解放是一種可羞的不便。所以單說身體，恐怕也得至少到你們的再下去三四代才能完全實現解放，恢復自然發長的愉快與美。身體方面已然如此，別的更不用說了。再說一個女子當然還不免做妻做母，單就生產一件事說，男性就可以無忌憚的對女性說「這你總逃不了，總不能叫我來替代你吧！」事實上的確有無數本來在學問或事業上已經走上路的女子為了做妻做母的不可避免臨了只能自願或不自願的犧牲光榮的成就的希望。這層的阻礙說要能完全去除，當然是不可能，但按現今種種的發明與社會組織與制度逐漸趨向合理的情形看，我們很可以設想這天然阻礙的不方便性消解到最低限度的一天。有了節育的方法，比如說，你就不必有生育除了你自願，如此一個女子很容易在她十年的生活中勻出幾個短期間來盡她對人類的責任。還有將來家庭的組織也一定與現在的不同，趨勢是在去除種種不必要精力的消耗（如同美國就有新法的合作家庭，女子管家的擔負不定比男子的重，彼此一樣可以進行各人的事業）。所以問題倒不在這方面。成問題的是女子心理上母性的牢不可破，那與男子的父性是相差得太遠了。我來舉一個例。近代最有名的跳舞家Isadora Duncan在她的自傳裡說她初次生產時的心理，我覺得她說得非常的真。在初懷孕時她覺得處處的不方便，她本是把她的藝術——舞——看得比她的生命都更重要的，她覺得這生產的犧牲是太無謂了。尤其是在生產時感到極度的痛苦時（她是難產）她是恨極了上帝叫女人擔負這慘毒的義務；她差一點死了。但等到她的孩子一下地，等到看護把一個稀小的噴香的小東西偎到她身旁去吃奶時，她的快樂，她的感激，她的興奮，她的母愛的激發，她說，簡直是不可名狀。在那時間她覺得生命的神奇與意義——這無上的創造——是絕對蓋倒一切的，這一相比她原來看作比生命更重要的藝術頓時顯得又小又淺，幾於是無所謂的了。在那時間把性的意識完全蓋沒了後天的藝術家的意識。上帝得了勝了！這，我說，才真是成問題，倒不在事實上三兩個月的身體的不便，這根蒂深而力道強的母性當然是人生的神秘與美的一個重要成分，但它多少總不免阻礙女子個人事業的進展。

　　所以按理論說男女的機會是實在不易說成完全平等的，天生不是一個樣子你有什麼辦法？但我們也只能說到此因為在一女子，母的人格，母性的實現，按理是不應得與她個人的人格，個性的實現相衝突的。除了在不合理的或迷信打底的社會組織裡，一個女子做了妻母再不能兼顧別的，她盡可以同時兼顧兩種以上的資格，正如一個男子的父性並不妨害他的個性。就說D，她不能不說是一個母性特強（因為情感富強）的一個女子，但她事實上並不曾為戀愛與生育而至放棄她的藝術的追求。她一樣完成了她的藝術。此外做女子的不方便當然比男子的多，但那些都是比較不重要的。

　　我們國內的新女子是在一天天可辨認的長成，從數千年來有形與無形的束縛與壓迫中漸次透出性靈與身體的美與力，像一支在籜裡中透露著的新筍。有形的阻礙，雖則多，雖則強有力，還是比較容易克除的，無形的阻礙，心理上，意識與潛意識的阻礙，倒反需要更長時間與努力方有解脫的可能。分析的說，現社會的種種都還是不適宜於我們新女子的長成的。我再說一個例，比如演戲，你認識戲的重要，知道它的力量。你也知道你有舞臺表演的天賦。那為你自己，為社會，你就得上舞臺演戲去不是？這時候你就逢到了阻力。積極的或許你家庭的守舊與固執。消極的或許你見不到相當的同志與機會。這些就算都讓你過去，你現在到了另一個難關。有一個戲非你充不可，比如說，那碰巧是演壞人，那是說按人事上習慣的評判，在表現藝術上是沒有這種區分的，藝術須要你做，但你開始躊躇了。說一個實例，新近南國社演的沙樂美，那不是一個貞女，也不是一個節婦。有一位俞女士，她是名門世家的一位小姐，去擔任主角。她只知道她當前表現的責任。事實上她居然排除了不少的阻難而登臺演那戲了。有一晚她正演到要熱慕的叫著「約翰我要親你的嘴」，她瞥見她的母親坐在池子裡前排瞪著眼望著她她頓時萎了，原來有熱有力的聲音與詩句幾乎囁嚅的勉強說過了算完事。她覺得她再也鼓不住她的為藝術的一往的勇氣，在她母親怒目的一視中，藝術家的她又萎成了名門世家事事依傍愛母的小姐——藝術失敗了！習慣勝利了！

　　所以我說這類無形的阻礙力量有時更比有形的大。方才說的無非是現成的一個例。在今日一個女子向前走一個步都得有極大的決心和用力，要不然你非但不上前，你難說還向後退——根性、習慣、環境的勢力，種種都牽制著你，阻擋著你，但你們各個人的成或敗于未來完全性的新女子的實現都有關聯。你多用一分力，多打破一個阻礙，你就多幫助一分，多便利一分新女子的產生。簡單說，新女子與舊女子的不同是一個程度，不定是種類的不同。要做一個新女子，做一個藝術家或事業家，要充分發展你的天賦，實現你的個性，你並沒有必要不做你父母的好女兒，你丈夫的好妻子，或是你兒女的好母親——這並不一定相衝突的（我說不一定因為在這發韌時期難免有各種犧牲的必要，那全在你自己判清了利弊來下決斷）。分別在舊觀念是要求你做一個扁人，紙剪似的沒有厚度沒有血脈流通的活性，新觀念是要你做一個真的活人，有血有氣有肌肉有完全性的！這有完全性要緊——的一個個人。這分別是夠大的，雖則話聽來不出奇。舊觀念叫你準備做妻做母，新觀念並不叫你準備做妻做母，但在此外先要你準備做人，做你自己。從這個觀點出發，別的事情當然都換了透視。我看古代留傳下來的女作家有一個有趣味的現象。她們多半會寫詩，這是說拿她們的心思寫成可誦的文句。按傳說，至少一個女子的文才多半是有一種防身作用，比如現在上海有錢人穿的鐵馬甲。從周南的蔡人妻作的芣嘼三章召南申人女行露三章衛共姜柏舟詩陳風墓門陶嬰黃鵠歌宋韓憑妻南山有鳥句乃至羅敷女陌上桑都是全憑編了幾句詩歌而得倖免男性的侵淩的。還有卓文君寫了白頭吟，司馬相如即不娶姨太太，蘇若蘭制了回文詩扶風竇滔也就送掉他的寵妾。唐朝有幾個宮妃在紅葉上題了詩（一人深宮裡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從禦溝裡放流出外因而得到夫婿的。此外更有多少女子作品不是慕就是怨。如是看來文學之于古代婦女多少都是于她們婚姻問題發生密切關係的。這本來是，有人或許說，就現在女子念書的還不是都為寫情書的準備，許多人家把女孩送進學校的意思還不無非是為了抬高她在婚姻市場上的賣價？這類情形當然應得書篇似的翻閱過去，如其我們盼望新女子及早可以出世。

　　這態度與目標的轉變是重要的。舊女子的弄文墨多少是一種不必要的裝飾；新女子的求學問應分是一種發現個性必要的過程。舊女子的寫詩詞多少是抒寫他們私人遭際與偶爾的情感；新女子的志向應分是與男子共同繼承並且繼續生產人類全部的文化產業。舊女子的字業是承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大條件而後紅著臉做的事情，因而繡余炊餘一流的道歉；新女子的志願是要為報復那一句促狹的造孽格言而努力給男性一個不容否認的反證。舊女子有才學的理想是李易安的早年的生涯——當然不一定指她的「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一類的豔思——嫁一個風流倜儻一如趙明誠公子的夫婿（賴有閨房如學舍，一編橫放兩人看）這一些風流而兼風雅的日子；新女子——我們當然不能不許她私下期望一個風流的有情郎（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但我們卻同時期望她雖則身體與心腸的溫柔都給了她的郎，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卻得貢獻給社會與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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