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葉(3)|徐志摩_學達書庫

落葉(3)

　　新近有兩件事實，使我得到很深的感觸。讓我來說給你們聽聽。前幾時有一天俄國公使館掛旗，我也去看了。

　　我也想像到百數十年前法國革命時的狂熱，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梯亞牢獄時的瘋癲。自由，平等，友愛！友愛，平等，自由！你們聽呀，在這呼聲裡人類理想的火焰一直從地面上直衝破天頂，歷史上再沒有更重要更強烈的轉變的時期。卡萊爾（Carlyle）在他的法國革命史裡形容這件大事有三句名句，他說，《To describle this scene transcends the talent of mortals.After four hours of world—Bed'am it surrenders.The Bastille is down！》他說：「要形容這一景超過了凡人的力量。過了四小時的瘋狂他（那大牢）投降了。巴士梯亞是下了！」打破一個政治犯的牢獄不算是了不得的大事，但這事實裡有一個象徵。巴士梯亞是代表阻礙自由的勢力，巴黎市民的攻擊是代表全人類爭自由的勢力，巴士梯亞的「下」是人類理想勝利的憑證。自由，平等，友愛！友愛，平等，自由！法國人在百幾十年前猖狂的叫著。這叫聲還在人類的性靈裡蕩著。我們不好像聽見嗎，雖則隔著百幾十年光陰的曠野。如今兇惡的巴士梯亞又在我們的面前堵著；我們如其再不發瘋，他那牢門上的鐵釘，一個個都快刺透我們的心胸了！

　　這是一件事。還有一件是我六月間伴著泰戈爾到日本時的感想。早七年我過太平洋時曾經到東京去玩過幾個鐘頭，我記得到上野公園去，上一座小山去下望東京的市場，只見連綿的高樓大廈，一派富盛繁華的景象。這回我又到上野去了，我又登山去望東京城了，那分別可太大了！房子，不錯，原是有的；但從前是幾層樓的高房，還有不少有名的建築，比如帝國劇場帝國大學等等，這次看見的，說也可憐，只是薄皮松板暫時支著應用的魚鱗似的屋子，白松松的像一個爛發的花頭，再沒有從前那樣富盛與繁華的氣象。十九的城子都是叫那大地震吞了去燒了去的。我們站著的地面平常看是再堅實不過的，但是等到他起興時小小的翻一個身，或是微微的張一張口，我們脆弱的文明與脆弱的生命就夠受。我們在中國的差不多是不能想著世界上，在醒著的不是夢裡的世界上，竟可以有那樣的大災難。我們中國人是在災難裡討生活的，水，旱，刀兵，盜劫，哪一樣沒有，但是我敢說我們所有的災難合起來也抵不上我們鄰居一年前遭受的大難。那事情的可怕，我敢說是超過了人類忍受力的止境。我們國內居然有人以日本人這次大災為可喜的，說他們活該，我真要請協和醫院大夫用X光檢查一下他們那幾位，究竟他們是有沒有心肝的。因為在可怕的運命的面前，我們人類的全體只是一群在山裡逢著雷霆風雨時的綿羊，哪裡還能容什麼種族政治等等的偏見與意氣？我來說一點情形給你們聽聽，因為雖則你們在報上看過極詳細的記載，不曾親自察看過的總不免有多少距離的隔膜。我自己未到日本前與看過日本後，見解就完全的不同。你們試想假定我們今天在這裡集會，我講的，你們聽的，假如日本那把戲輪著我們頭上來時，要不了的搭的搭的搭的三秒鐘我與你們與講臺與屋子就永遠訣別了地面，像變戲法似的，影蹤都沒了。那是事實，橫濱有好幾所五六層高的大樓，全是在三四秒時間內整個兒與地面拉一個平，全沒了。你們知道聖書裡面形容天降大難的時候，不要說本來脆弱的人類完全放棄了一切的虛榮，就是最猛鷙的野獸與飛禽也會在刹時間變化了性質，老虎會來小貓似的挨著你躲著，利喙的鷹鷂會得躲入雞棚裡去窩著，比雞還要馴服。在那樣非常的變動時，他們也好似覺悟了這彼此同是生物的親屬關係，在天怒的跟著同是剝奪了抵抗力的小蟲子，這裡面就發生了同命運的同情。你們試想就東京一地說，二三百萬的人口，幾十百年辛勤的成績，突然的面對著最後審判的實在，就在今天我們回想起當時他們全城子像一個滾沸的油鍋時的情景，原來熱鬧的市場變成了光焰萬丈的火盆，在這裡面人類最集中的心力與體力的成績全變了燃料，在這裡面藝術教育政治社會人的骨與肉與血都化成了灰燼，還有百十萬男女老小的哭嚷聲，這哭聲本體就可以搖動天地——我們不要說親身經歷，就是坐在椅子上想像這樣不可信的情景時，也不免覺得害怕不是？那可不是玩兒的事情。單只描寫那樣的大變，恐怕只少就須要荷馬或是莎士比亞的天才。你們試想在那時候，假如你們親身經歷時，你的心理該是怎麼樣？你還恨你的仇人嗎？你還不饒恕你的朋友嗎？你還沾戀你個人的私利嗎？你還有欺哄人的機會嗎？你還有什麼希望嗎？你還不摟住你身旁的生物，管他是你的妻子，你的老子，你的聽差，你的媽，你的冤家，你的老媽子，你的貓，你的狗，把你靈魂裡還剩下的光明一齊放射出來，和著你同難的同胞在這普遍的黑暗裡來一個最後的結合嗎？

　　但運命的手段還不是那樣的簡單。他要是把你的一切都掃滅了，那倒也是一個痛快的結束；他可不然。他還讓你活著，他還有更苛刻的試驗給你。大難過了，你還喘著氣；你的家，你的財產，都變了你腳下的灰，你的愛親與妻與兒女的骨肉還有燒不爛的在火堆裡燃著，你沒有了一切；但是太陽又在你的頭上光亮的照著，你還是好好的在平定的地面上站著，你疑心這一定是夢，可又不是夢，因為不久你就發現與你同難的人們，他們也一樣的疑心他們身受的是夢。可真不是夢；是真的。你還活著，你還喘著氣，你得重新來過，根本的完全的重新來過。除非是你自願放手，你的靈魂裡再沒有勇敢的分子。那才是你的真試驗的時候。這考卷可不容易交了，要到那時候你才知道你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值多少，有多少價值。

　　我們鄰居日本人在災後的實際就是這樣。全完了，要來就得完全來過，盡你及身的力量不夠，加上你兒子的，你孫子的，你孫子的兒子的兒子的孫子的努力也許可以重新撐起這份家私，但在這努力的經程中，誰也保不定天與地不再搗亂；你的幾十年只要他的幾秒鐘。問題所以是你幹不幹？就只甘脆的一句話，你幹不幹，是或否？同時也許無情的運命，扭著他那醜陋可怕的臉子在你的身旁冷笑，等著你最後的回話。你幹不幹，他仿佛也涎著他的怪臉問著你！

　　我們勇敢的鄰居們已經交了他們的考卷；他們回答了一個甘脆的幹字，我們不能不佩服。我們不能不尊敬他們精神的人格。不等那大震災的火焰緩和下去，我們鄰居們第二次的奮鬥已經莊嚴的開始了。不等運命的殘酷的手臂松放，他們已經宣言他們積極的態度對運命宣戰。這是精神的勝利，這是偉大，這是證明他們有不可搖的信心，不可動的自信力；證明他們是有道德的與精神的準備的，有最堅強的毅力與忍耐力的，有內心潛在著的精力的，有充分的後備軍的，好比說，雖則前敵一起在炮火裡毀了，這只是給他們一個出馬的機會。他們不但不悲觀，不但不消極，不但不絕望，不但不矮著嗓子乞憐，不但不倒在地下等救，在他們看來這大災難，只是一個偉大的戟刺，偉大的鼓勵，偉大的靈感，一個應有的試驗，因此他們新來的態度只是雙倍的積極，雙倍的勇猛，雙倍的興奮，雙倍的有希望；他們仿佛是經過大戰的大將，戰陣愈急迫愈危險，戰鼓愈打得響亮，他的膽量愈大，往前沖的步子愈緊，必勝的決心愈強。這，我說，真是精神的勝利，一種道德的強制力，偉大的，難能的，可尊敬的，可佩服的。泰戈爾說的，國家的災難，個人的災難，都是一種試驗：除是災難的結果壓倒了你的意志與勇敢，那才是真的災難，因為你更沒有翻身的希望。

　　這也並不是說他們不感覺災難的實際的難受，他們也是人，他們雖勇，心究竟不是鐵打的。但他們表現他們痛苦的狀態是可注意的；他們不來零碎的呼叫，他們採用一種雄偉的莊嚴的儀式。此次震災的周年紀念時，他們選定一個時間，舉行他們全國的悲哀；在不知是幾秒或幾分鐘的期間內，他們全國的國民一致的靜默了，全國民的心靈在那短時間內融合在一陣懺悔的，祈禱的，普遍的肅靜裡（那是何等的淒偉！）；然後，一個信號打破了全國的靜默，那千百萬人民又一致的高聲悲號，悲悼他們曾經遭受的慘運；在這一聲彌漫的哀號裡，他們國民，不僅發洩了蓄積著的悲哀，這一聲長號，也表明他們一致重新來過的偉大的決心（這又是何等的淒偉！）。

　　這是教訓，我們最切題的教訓。我個人從這兩件事情——俄國革命與日本地震——感到極深刻的感想；一件是告訴我們什麼是有意義有價值的犧牲，那表面紊亂的背後堅定的站著某種主義或是某種理想，激動人類潛伏著一種普遍的想望，為要達到那想望的境界，他們就不顧冒怎樣劇烈的險與難，拉倒已成的建設踏平現有的基礎，拋卻生活的習慣，嘗試最不可測量的路子。這是一種瘋癲，但是有目的的瘋癲；單獨的看，局部的看，我們盡可以下種種非難與責備的批評，但全部的看，歷史的看時，那原來紛亂的就有了條理，原來散漫的就成了片段，甚至於在經程中一切反理性的分明殘暴的事實都有了他們相當的應有的位置，在這部大悲劇完成時，在這無形的理想「物化」成事實時，在人類歷史清理節賬時，所得便超過所出，贏餘至少是蓋得過損失的。我們現在自己的悲慘就在問題不集中，不清楚，不一貫；我們缺少——用一個現成的比喻——那一面半空裡升起來的彩色旗（我不是主張紅旗我不過比喻罷了！）使我們有眼睛能看的人都不由的不仰著頭望；缺少那青天裡的一個霹靂，使我們有耳朵能聽的不由的驚心。正因為缺乏這樣一個一貫的理想與標準（能夠表現我們潛在意識所想望的），我們有的那一部瘋癲性——歷史上所有的大運動都脫不了瘋癲性的成分——就沒有機會充分的外現，我們物質生活的累贅與沾戀，便有力量壓迫住我們精神性的奮鬥；不是我們天生不肯犧牲，也不是天生懦怯，我們在這時期內的確不曾尋著值得或是強迫我們犧牲的那件理想的大事，結果是精力的散漫，志氣的怠惰，苟且心理的普遍，悲觀主義的盛行，一切道德標準與一切價值的毀滅與埋葬。

　　人原來是行為的動物，尤其是富有集合行為力的，他有向上的能力，但他也是最容易墮落的，在他眼前沒有正當的方向時，比如猛獸監禁在鐵籠子裡。在他的行為力沒有發展的機會時，他就會隨地躺了下來，管他是水潭是泥潭，過他不黑不白的豬奴的生活。這是最可慘的現象，最可悲的趨向。如其我們容忍這種狀態繼續存在時，那時每一對父母每次生下一個潔淨的小孩，只是為這卑劣的社會多添一個墮落的分子，那是莫大的褻瀆的罪業；所有的教育與訓練也就根本的失去了意義，我們還不如盼望一個大雷霆下來毀盡了這三江或四江流域的人類的痕跡！

　　再看日本人天災後的勇猛與毅力，我們就不由的不慚愧我們的窮，我們的乏，我們的寒傖。這精神的窮乏才是真可恥的，不是物質的窮乏。我們所受的苦難都還不是我們應有的試驗的本身，那還差得遠著哪；但是我們的醜態已經恰好與人家的從容成一個對照。我們的精神生活沒有充分的涵養，所以臨著稀小的紛擾便沒有了主意，像一個耗子似的，他的天才只是害怕，他的伎倆只是小偷；又因為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刻的精神的要求，所以我們合群生活的大網子就缺少最吃分量最經用的那幾條普遍的同情線，再加之原來的經緯已經到了完全破爛的狀態，這網子根本就沒有了聯結，不受外物侵損時已有潰散的可能，哪裡還能在時代的急流裡，撈起什麼有價值的東西？說也奇怪，這幾千年歷史的傳統精神非但不曾供給我們社會一個鞏固的基礎，我們現在到了再不容隱諱的時候，誰知道發現我們的樁子，只是在黃河裡造橋，打在流沙裡的！

　　難怪悲觀主義變成了流行的時髦！但我們年輕人，我們的身體裡還有生命跳動，脈管裡多少還有鮮血的年輕人，卻不應當沾染這最致命的時髦，不應當學習那隨地躺得下去的豬，不應當學那苟且專家的耗子，現在時候逼迫了，再不容我們霎那的含糊。我們要負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來補織我們己經破爛的大網子，我們要在我們各個人的生活裡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纖微來合成強有力的繩索，我們應當發現那適當的象徵，像半空裡那面大旗似的，引起普遍的注意；我們要修養我們精神的與道德的人格，預備忍受將來最難堪的試驗。簡單的一句話，我們應當在今天——過了今天就再沒有那一天了——宣佈我們對於生活基本的態度。是是還是否；是積極還是消極；是生道還是死道；是向上還是墮落？在我們年輕人一個字的答案上就掛著我們全社會的運命的決定。我盼望我至少可以代表大多數青年，在這篇講演的末尾，高叫一聲——用兩個有力量的外國字——

　　「Everlasting y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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