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紀念

　　周作人

　　面前書桌上放著九冊新舊的書，這都是志摩的創作，有詩，文，小說，戲劇——有些是舊有的，有些給小孩們拿去看丟了，重新買來的，《猛虎集》是全新的，襯頁上寫了這幾行字：「志摩飛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東大街遇見，他說還沒有送你《猛虎集》，今天從志摩的追悼會出來，在景山書社買得此書。」

　　志摩死了，現在展對遺書，就只感到古人的人琴俱亡這一句話，別的沒有什麼可說。志摩死了，這樣精妙的文章再也沒有人能做了，但是，這幾冊書遺留在世間，志摩在文學上的功績也仍長久存在。中國新詩已有十五六年的歷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鍥而不捨地繼續努力的人，在這中間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實同志，他前後苦心地創辦《詩刊》，助成新詩的生長，這個勞績是很可紀念的，他自己又孜孜矻矻地從事於創作，自《志摩的詩》以至《猛虎集》，進步很是顯然，便是像我這樣外行也覺得這是顯然。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並不小，據我個人的愚見，中國散文中現有幾派，適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長於說理講學，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廢名一派澀如青果，志摩可以與冰心女士歸在一派，仿佛是鴨兒梨的樣子，流麗輕脆，在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種成分，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進而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文章，這就是單從文體變遷上講也是很大的一個貢獻了。志摩的詩，文，以及小說戲劇在新文學上的位置與價值，將來自有公正的文學史家會來精查公佈，我這裡只是籠統地回顧一下，覺得他半生的成績已經很夠不朽，而在這壯年，尤其是在這藝術地「復活」的時期中途凋喪，更是中國文學的一大損失了。

　　但是，我們對於志摩之死更覺得可惜的是人的損失。文學的損失是公的，公攤了時個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損失卻是私的，就是分擔也總是人數不會大多而分量也就較重了。照交情來講，我與志摩不算頂深，過從不密切，所以留在記憶上想起來時可以引動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對於志摩的人的悼惜也並不少。的確如適之所說，志摩這人很可愛，他有他的主張，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許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態度和說話總是和藹真率，令人覺得可親近，凡是見過志摩幾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這種感化，引起一種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點也好像臉上某處的一顆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點頭，並沒有嫌憎之感。有人戲稱志摩為詩哲，或者笑他戴印度帽，實在這些戲弄裡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舉發從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別派的作家加以攻擊，我相信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階級之故，而決不是他的個人。適之又說志摩是誠實的理想主義者，這個我也同意，而且覺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這個年頭兒，別的什麼都可以有，只是誠實卻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國裡恐怕也不會有了罷，志摩卻還保守著他天真爛漫的誠實，可以說是世所稀有的奇人了。我們平常看書看雜誌報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偉大的說誑，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社會瑣聞，不是恬然地顛倒黑白便是無誠意地弄筆頭，其實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別人相信，只覺得非這樣地說不可，知識階級的人挑著一副擔子，前面是一筐子馬克思，後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數見不鮮的事，在這時候有一兩個人能夠誠實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現出來，無論這是哪一種主張，總是很值得我們的尊重的了。關於志摩的私德，適之有代為辯明的地方，我覺得這並不成什麼問題。為愛惜私人名譽起見，辯明也可以說是朋友的義務，若是從藝術方面看去這似乎無關重要。詩人文人這些人，雖然與專做好吃的包子的廚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總之小德逾閑與否於其藝術沒有多少關係，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過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載道派的藝術家，以教訓指導我們大眾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們在同樣謙恭地接受他的藝術以前，先要切實地檢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須得謹防上他的當。現今中國的先知有幾個禁得起這種檢察的呢，這我可不得而知了。這或者是我個人的偏見亦未可知但截至現在我還沒有找到覺得更對的意見，所以對於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這樣地看下去了。

　　志摩死後已是二十四天了，我早想寫小文紀念他，可是這從哪裡去著筆呢？我相信寫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無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聲音，顏色，姿勢，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語便有點兒可疑，何況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應該是禪，是個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或者一聲「且道」，如棒敲頭，夯地一下頓然明瞭，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們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經驗，如戀愛和死生之至歡極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夠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絲痕跡，即使呻吟作苦，勉強寫下一聯半節，也只是普通的哀辭和定情詩之流，哪裡道得出一份苦甘，只看汗牛充棟的集子裡多是這樣物事，可知除聖人天才之外誰都難逃此難。我只能寫可有可無的文章，而紀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這種文章來敷衍的，而紀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還只得寫，結果還只能寫出一篇可有可無的文章，這使我不得不重又歎息。這篇小文的次序和內容差不多是套適之在追悼會所發表的演辭的，不過我的話說得很是素樸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愛說老實話的，那麼我這種老實的說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紀念亦未可知，至於別的一無足取也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于北平。

　　（原載：《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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