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小記_徐志摩譯著集

自傳小記

　　D.H.Lawrence　作

　　徐志摩　譯

　　他們問我：「按你的經驗在生活上站得住和在著作上成名這件事是不是十分艱難？」我得承認如果我可以說是站住，如果我可以說是成名，我並不曾覺得怎樣艱難。我從不曾在閣樓上挨餓，也不曾愁苦的守候著編輯或書店的一個回信，也不曾在血汗中掙扎出偉大的著作，也不曾在早上醒過來時發見自己成了名。

　　我出身是個窮孩子。按理我想要成功一個有些微一點進益和不定靠得住的名氣的作家是該得在環境兇惡的抓把中掙扎過，該得遭受過運命無情的打擊。但是我沒有，事情就是這樣來了，我也從不曾抱怨過。

　　這似乎是太便宜了我。因為我出身的確是做工人家的一個苦孩子，當前一無看得見的前程。但是話說回來，就我現在又算什麼呢？

　　我是生在也長大在勞動階級中間的。我的父是一個煤礦夫，就是一個煤礦夫，一點也沒有比眾不同的地方。並且他做人連「體面」都說不上，因為他不時要喝醉酒，從不曾走進過一個禮拜堂，在礦裡往往是極粗魯的對於他的直接的小上司們。

　　他差不多從不曾派到過一個好職司，他一直是一個伕子，因為他的人緣不好，說話老是得罪人的。尤其是正比他高一級的同事，誰都不喜歡他，他如何能得他們的幫助？可是他們不幫助他他又嘰咕。

　　我的母親是高貴些，她是城市裡生長的，她家是小資產階級。她說道地的英語，不夾雜一點鄉音，我父親說的和我們在街上說的土話她一輩子簡直連一句都學不上口。

　　她寫一手意大利派的好字，在她高興的時候也寫封把有雋味的信。她年紀大了的時候重複看小說，Diana of the Crossways看得她異常的不耐煩，East Lynne看得她異常的起勁。

　　但她是一個工人的妻子，整個兒的，但看她的破舊的小黑軟帽，和她的機警的，清白的，「不平常」的臉。她在鄉里是十分受尊敬的，正如我的父親是十分不受尊敬的。她的生性是敏捷，靈動，或許真正是高貴的。但她是卑微的，在勞工階級中間卑微的過日子，她的夥伴是一群更窮苦的礦夫的妻子們。

　　我是一個寡弱的少血色的孩子，掀著一鼻子的煙煤，人家待我頗好，在他們看來我就是一個普通孱弱的小孩。我十二歲那年得到了一個市政府的獎學金，一年十二磅，我就去諾丁漢姆中學念書。

　　離開學校以後我做了三個月的書記生，生了一次很重的肺炎病，十七歲那年，我身體從此就沒有好過。

　　一年後我做了一個小學教師，過了三年做礦工孩子們的野蠻先生的生活，我去諾丁漢姆大學進「師範」科。

　　正如我不沾戀小學，我也不沾戀大學。學校生活於我只是失望，在那裡得不到人的活的接觸。出了大學我去Croydon，在倫敦相近，在一個新辦的初級學校去教書，得一百磅一年的薪水。

　　是當我在克勞衣登時，那年我二十三歲，那個女子（她是我少年期主要的朋友，她自己也在她一個礦村的鄉里當教師的），抄了我的幾首詩，並不對我說，寫了給English Review，那時郝拂Lord Madox Hueffer正做編輯，辦得極光鮮的。

　　郝拂是再好不過的，他登了那些詩，還要我去見他。那女子把我，如此輕易的，放上了我的文學的路，像一個公主剪斷一根線，下水一隻船。

　　在四年間我早經在我的意識的地層裡用力氣，片斷的掘得我的《白孔雀》。大部分我寫了重寫不下五六次，但總是間歇的想著才去寫，從不把它看作一樁工程或是神聖的勞動，也從沒有生產的呻吟。

　　我有興就猛著來，寫了一段，給那女子看；她總是說好，事後我發見這不是我的意思，重新再來過。但在克勞衣登我寫得比較的有耐性，在教完書的晚上工作。

　　不管怎樣書是寫成了，四五年痙攣性的努力的成績。郝拂知道了立即要稿去看。他當時就看，我不能不感念他的熱心。那天我和他在倫敦同坐在公共車上，他提起他的怪聲音在我的耳邊喊：「英國小說能有的毛病你都有了。」

　　正當那時候一班人以為英國小說比到法國小說，毛病多得幾乎連一個站腳的地方都不應該有。「但是，」郝拂在車上喊，「你有天才。」

　　這使得我要笑，這話聽得滑稽。在早年那些日子他們時常對我說我有天才，倒像是安慰我，因為我沒有他們自己的好能耐。

　　但郝拂不是那意思。我常想他自己也有一點天才。不管怎樣，他把《白孔雀》的書稿送給William Heine Maun，他立即收下了，叫我刪改四小行，這事情現在說出來誰都得笑，書印出時我可以拿到五十鎊。

　　同時郝拂又在他的雜誌上印了我的詩和幾篇小說。一班人都看到了，都來對我說，這使得我又窘又生氣，我不願意做一個一班人眼裡望出來的作者，尤其因為我是一個教師。

　　我二十五歲那年我母親死，她死後兩個月我的《白孔雀》印出來了，但這于我是完全沒有關係。我又繼續教了一年書，又生了一次頗險的肺炎病。病好些的時候我沒有回學校去。從此起我靠著我的有限的文學收入過活。

　　已經有十七年了，自從我放棄了教務專靠一枝筆生活。我從不曾挨餓，甚至從不曾感到窮，雖則我頭十年的收入並不比當小學教師好，有時更不如。

　　但一個人只要是窮出身，一點兒錢也可以足夠。就說我父親，他看來我簡直是有錢了，即使別的人不那麼想。我母親也會把我看作在世界上有了地位，即使我自己不以為然。

　　但是總有點兒不對，不是我就是世界，要不然我和世界都不對。我世面見了不少，各種各樣的人都會到過，有好些我真純的喜歡而且看重。

　　一班人，就各個本人說，差不多都是很好。至於批評家我們不必說起，他們和一班人是不同種的，我實在很想至少和我的同種人中的幾個真正的說得來。

　　可是我從沒有怎樣的如願。我在世界上是過得去不，是一個問題，但我和世界實在是不很說得來。至於我是否一個世俗的成功我實在不知道。但我總覺得這說不上是多少「人的成功」

　　我意思是我不覺得我與社會，或我與別的人們之間有多少誠意的或是本真的接觸。中間總是有一段空著的。我接觸得到的只是一些非人情的，沒有聲音的。

　　我先前以為關係是在歐洲的衰老與疲乏。但在別的地方得到了經驗以來，我知道不是那個緣故。歐洲也許要算是最不疲乏的一洲。因為它是一個最多「生活著」的地方，一個生活著的地方是有生命的。

　　自從美國回來以後我鄭重的問我自己：為什麼在我與我相識的人們之間只有這麼一點兒的接觸？為什麼這接觸沒有生命的意義？

　　我所以寫下這問題，並且也想寫下答案，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使很多人感到煩悶的一個問題。

　　我所見得到的答案是，這是與階級有關係。階級造成一個淵穀，一種隔絕，最好的人情的流通喪失在這上面。造成這死性的並不是中等階級的勝利，而是中等階級那「東西」的勝利。

　　我是一個從勞動階級裡出身的人，每當我和中等階級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我的生命的震動受到克損。我承認他們多半是有趣味，有教育，很好的人。但是他們剛正止住我的一部分不讓工作。那一部分非得丟在一邊。

　　既然如此我又何以不和勞動的人們同住呢？因為他們的震動是在另一個方向欠缺的。他們是窄，不過還是有深度有熱的，比起來中等階級是寬而淺，又沒有「熱」。簡直沒有熱的。頂多他們拿情感來替代，這是中等階級的偉大的積極的「情」。

　　但勞動階級在觀念與意見上是逼窄的，在智識上也是窄。這又造起了一個牢房。一個人不能完全歸屬於一個階級。

　　但我在此地意大利，比方說，在我與替這別墅的場地做工的農人們之間，我倒覺得有某一種沉默的接觸。我和他們並不相熟，除了早晚說聲好簡直不和他們說話。他們也不是為我工作；我不是他們的主人。

　　但他們卻是真正的造成我的氛圍，也是從他們我接受到人的通流。我不要和他們同住在他們的村舍裡，那又將是一種牢房。但我要他們在著，在這地方，他們的生命和我的一同進行，他們的活著於我有一種關連。我並不把他們過分說得好。那種無謂是夠了的！這比到叫學童們意識的說胡話還不如。我不期望他們在這地面上造成什麼樂土，現在或是將來。但我卻願近著他們過活，因為他們的生命是還流著的。

　　現在我多少明白了，為什麼我不能跟著貝萊Banrie或是威爾思的腳印走，他們倆也都是從民間出身，都是這樣的成功。現在我才明白為什麼我不能在世界裡往上升，甚至於不能更多享一點名，多得一點錢。

　　我不能把我從我自己的階級轉移到中等階級。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棄我的熱情的意識和我與我的同類與牲畜與地土間的深厚的血液的關連，能換到的只是那單薄的虛偽的智識上的自大，因為心靈的意識一經孤立以後所留存的無非是那一點了。

　　（原載：民國十九年六月十日《新月》第三卷第四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