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積極分子」與「反改造分子」

    這期間，七中隊的人員有了一些變化。由於定期三年尚未解除的教養分子只
剩下了「七十二賢」，只不過以前一個小隊的人數，就把原來由教養分子擔任的
小隊長統統撤銷，合併為一個小隊，由幹部擔任小隊長，下分若干個小組，每組
設兩個組長，一個管生產，一個管學習。同時從二大隊調一部分就業人員來，編
為一個「就業小隊」，住在「教養小隊」的後院兒，幹活兒分開，但在一個食堂
買飯吃。

    中隊部也有了變化：董幹事先撤回場部去，接著高指導員也調走了。但他不
是「另有高就」，而是先被調到二大隊一中隊去當中隊長，不久又被調到場部大
倉庫去管物資，明明是「降級使用」。武隊長被調到順義磚廠去當廠長，表面上
看起來是「高升」了，實際上那是個極小的勞改單位，地方又偏僻，誰都不願意
去當這個官兒。

    新調來的指導員姓郝，一隻假眼珠，年紀已經五十開外，看樣子是個老幹部。
單從人品上說，他作風正派，對黨忠心耿耿，提倡艱苦樸素，處處以身作則，應
該說，絕對是個好幹部。

    與他同時調來的，還有兩名復員軍人，一個姓閻名進財，是個大麻子，在部
隊裡雖然只是個班長，但卻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受到過林彪接見
的。因為他毛主席著作學得好，所以他的分工是組織政治學習和做政治思想工作，
經常在出工的時候把某個人找去個別談話，一談就是半天。

    說實話，要講文化水平，隨便拉出一個人來，恐怕都比這個大兵班長讀的書
多，他所能作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想而知。

    有個叫郭東海的，原是中央歌劇舞劇院的舞蹈演員，也是惡作劇的行家，調
皮搗蛋的幹將。他發現與隊長談話是一個逃避勞動的好機會，就三天兩頭藉口有
思想問題想不通，在出工的時間主動找閻隊長個別談話。大冬天的，他穿上棉大
衣、捂著棉帽子，坐在背風向陽的斜坡地上誠誠懇懇地請求閻隊長開導。他的問
題也實在多，一個解決了又出來一個。閻隊長的修養也實在好，總是耐心地分析、
苦口婆心地幫助，不把他的思想打通了不算完。一個冬天下來，郭東海沒幹幾天
活兒，滿心歡喜；閻隊長因為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不久就調到一中隊去當上了
副指導員，也是滿心歡喜。

    另一個姓曾，河南人，大夥兒都管他叫「傻曾」。為什麼叫他「傻曾」呢？
第一，

    因為他一米八的大個子，卻行動遲緩，說話也慢吞吞、輕輕聲的，不像個軍
人。他負責帶班值夜班，兩隻眼睛死死地盯著廁所，總怕有人半夜裡借上廁所的
機會逃跑。其實，這些「右派分子」們誰也不想跑，因為新中國建立以後，全國
實施嚴格的戶口和居住管理制度，隨後又實行居民糧食定量，每人每月由戶口所
在的糧店配發當月有效的地方糧票；沒有戶口糧食的「黑人」，哪兒也藏不住身
子，更沒有飯吃。只有盜匪和小偷兒能夠跑出去「闖蕩江湖」，但那也是過一天
算一天，或早或晚還是要被抓回來的。三余莊的右派分子們如果要跑，就是十個
傻曾也看不住。第二，他老家給他介紹一個對象，姑娘大老遠的從河南跑來，想
看看天安門，他卻想借此機會考驗考驗姑娘是不是艱苦樸素，一大早的從食堂買
了一挎包饅頭背上，儘管從大興縣到城裡每隔十幾分鐘就有一趟公共汽車，兩個
人愣是不坐，三十多裡路上午走了去，在天安門廣場吃了饅頭，下午又走了回來。
他這樣一考驗，把姑娘考驗怕了，搞對象的事兒自然也吹了燈。他卻說：「這樣
的姑娘，不會過日子，吹了的好，吹了的好。」

    這些幹部，儘管各有個性，但就個人品質來說，都是比較好的，至少比現在
這些只知道貪污腐化、只知道「向錢看」的幹部強百倍。當時如果讓他們去帶兵，
讓他們到工農群眾中去作「政治思想工作？，也許都會取得很好的成績。可是他
們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真正的政治修養，根本不瞭解知識分子的思想境界與心態，
在三余莊這樣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做」政治思想「工作，
單憑」對党忠心「是斷然不夠的。他們的好心與」忠心「，往往辦了壞事、鑄成
了大錯。在他們看來明明是天經地義、絕對正確的一件事情，卻恰恰是牛蹄子兩
掰著，錯到姥姥家裡去了。譚天榮的被」延長教養期「，可以說就是一個極典型
的例子。

    譚天榮，原來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四年級學生，五七年「百花學社」的主將
之一，現在是青島大學物理系的教授，已經退休。我進公安局之前，並不認識他，
只是從報紙上的批判文章中讀到過他的一些「右派言論」，給我的感覺是個驕傲
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到了三余莊之後，才發現他文質彬彬，說話慢條
斯理兒的，頭腦和思路都十分清楚。儘管他好爭辯，但是只要你能夠以理服他，
他表現得十分虛心，如果你說不服他，他就認死理兒，絕不輕易投降，並不像報
紙上批判的那樣「無知」又那樣「狂」。最難能可貴的，是他的好學精神。好學
的人在三余莊並不少，像陳海銓，工人出身的北師大歷史系學生，一有空閒，不
是捧著《鹽鐵論》在一個字一個字地啃，就是拿著卡斯特羅的《歷史將宣判我無
罪》大聲朗讀。還有個吳越，是個研究語文的學者，曾任《光明日報·文字改革》
專刊的編輯，而且是文字改革出版社的創辦人之一。他身陷囹圄，還孜孜不倦地
在編一部《漢語世界語大詞典》，進行浙南某方言的研究，甚至在緊張的勞動間
歇，也要拿出用舊書裁成的卡片來「排序」。這些人，研究的是他們的「本行業
務」，倒也不足為怪，怪的是譚天榮不是在鑽研他的物理學，而是天天捧著一部
《列寧文選》兩卷集在仔細揣摩。只要與他有過接觸的人，就知道他有一定的政
治修養，並不是只會誇誇其談地背兩句「否定之否定」教條的人。

    事情出在討論讀報上。那一年，正好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從蘇聯轉道來中國
訪問。他參觀了北京的菜市場，發表了觀感，盛讚中國的西紅柿便宜，只要四分
錢，就能買一斤，而在蘇聯，是要四個盧布才能買到一斤的。當時的貨幣比價，
一個盧布等於人民幣兩元、美金四元。讀報之後，具有楊修性格的譚天榮發言了，
他說：中國人窮就窮在西紅柿太便宜上；如果中國的西紅柿也賣四塊錢一斤，中
國農民就富了。

    學過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工農業產品的差價越大，農民越窮，這是常識。
但是文化不高的管勞改的幹部雖然讀過《毛澤東選集》，可沒讀過《政治經濟學》，
看了小組討論記錄，聽了學習小組長的彙報，晚上點名，就說譚天榮「眼看著中
國的西紅柿便宜有氣」，硬給揞上了一個「右派本質不改」的罪名。譚天榮當然
不服，第二天在小組會上又引經據典振振有詞地進行辯解。儘管他的「答辯」與
會者大都能聽懂，但是有的採取「明哲保身」態度，不置可否；有的明知他的論
點正確，但為了表示自己靠攏政府，也昧著良心與隊長持同樣的觀點，用「歪理」
來進行「批駁」。當然也確實還有少部分「糊塗車子右派」是沒什麼文化的，是
「混雜在右派隊伍中」的「半文盲」，他們有的是學徒出身的商店經理，有的是
「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體育教員，從「貨物總是便宜的好」的簡單認識出發，
也「自以為有理」，居然頭頭是道地批判起來。於是譚天榮越辯論「問題」越多，
又不肯投降，最後隊部認定他「堅持反動立場」，是「拒絕改造」的典型，經上
級批准，在一天晚上點名的時候，和另三名「反改造」的大學生右派陳海銓、宗
國才、郭遠年一起被宣佈延長教養期一年，並在不久之後就用小吉普送走了。當
時大家只知道他已經「榮升」，至於究竟送到了哪裡去，公安局辦事不論巨細一
向保密，我們這些人當然誰也不可能知道。直到1965年，譚天榮他們四人又與另
外三十二名分散在各勞改單位一直未摘帽的右派一起集中到三余莊來「歸隊」，
才知道他們是被送到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的新都暖氣機械廠去的。

    譚天榮的「升遷」，問題當然不是如此簡單。據說他有一本筆記本被積極分
子偷走並上交隊部，場部幹事為此找他談話多次。由於此事沒有公開批判，具體
內容我們不大清楚。可是在學生右派中，像他那樣能夠被周恩來多次提及，為蔣
介石和艾森豪威爾兩大總統所知曉，又被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讚揚的，終究是
少數。他這個知名度最大的學生右派先期榮升，應該是一種「風雲突變」的先兆。
但當時能夠作如是觀的明眼者並不多，八成以上的人依舊相信政府正在「辦手續」，
還把希望寄託在「有朝一日天開眼」上。

    「手續」一辦就是遙遙無期，只「辦」下李喜蘭等三個人來。這期間，閻隊
長倒是說過「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在等著你們」這樣的話。但是他的官兒太小，許
這種不負責任的願，是不會有人相信的。最多也不過作為笑話聽聽而已。等到閻
隊長榮升以後，隊長們不再唱「正在辦手續」的調調兒，更沒人來許「有好事兒」
的願，而是換了一副面孔，統一了口徑，強調的是「你們還沒有改造好」。明眼
者開始懷疑政策有變，因為這句話是無法自圓其說的：第一，定期兩年半以內的
人，怎麼就都「走」了呢（其實不過是把鋪蓋搬到了另一個中隊去，教養分子變
成了「強制就業人員」而已）？難道這樣巧，他們全都改造好了，我們就全都沒
改造好？第二，現在可不是勞動教養的草創時期，不再說「誰改造好了誰走人」
這樣的話，而是每人都有一個法定的「教養期」，即便「沒有改造好」，右派帽
子可以不摘，「解教」手續卻不能不辦。不然，就是執法機關違法了。

    超過了「解教期」進入了「無期」的「右派分子」們，逐漸滋生的茫然、苦
悶、不滿、焦急情緒與日俱增。一部分人漸漸「覺醒」，放棄了通過「正常改造
渠道」求得「光明前途」的念頭，不再抱任何幻想，公開發洩不滿情緒而不顧其
後果。例如楊路（原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五七年百花學社的主將，上大學期間
就在國外的數學刊物上發表過學術論文，現在是四川社科院數學研究所的副所長，
著名數學家）就公開地說：「我認為『右派分子』想通過努力改造回到人民隊伍
中去，就像螞蟻不論在地球上怎樣爬，永遠也爬不到太陽上去一樣。」另一部分
人數量比較多，他們明知道「胳膊擰不過大腿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下，不取得「解教摘帽」的合法手續，跑到哪裡都一樣。他們出於無可奈何，只
能逆來順受，繼續循規蹈矩地一步步走那不知道何時才能走完、也許永遠走不到
盡頭的「改造之路」。還有一部分人，也許是真相信隊長說的「你們還沒改造好」

    的評語，總想用自己的「良好表現」來取得政府的信任，從而先於眾人離開
三余莊的恩寵；也許隊長有過「你們的表現比較積極」的評語，鼓勵過他們繼續
努力，不要功虧一簣。不論出於什麼原因和動機，總之是這一小部分人以「積極
分子」自居，想採用「踏在別人的肩膀上爬出去」的戰術，來求得自身的「解放」
了。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凡是有人的地方，人都分左中右。就是在「右派分子」
中間，依舊可分左中右三種人。極「左」的，隊部稱為「積極分子」；極「右」
的，隊部稱為「反改造分子」。當然，極「左」的「積極分子」是少數，極「右」
的「反改造分子」也是少數，多數人總是處於中間狀態。

    不論是左是右抑或是中間派，大家所最最關心的，都是「前途」問題，都熱
衷於打聽、傳播、談論國內外形勢和黨中央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有何變化的小道兒
消息。小道兒消息的來源，主要是以前陸續解除教養在別的中隊就業的「摘帽右
派」們；此外，住在後院兒的「就業小隊」雖然大都是國民黨的軍警憲特「老反
革命」，但是處的時間長了，彼此混得不錯，居然也有人跟他們交上了朋友，有
了「共同語言」。所不同的是：「反改造分子」們打聽小道兒消息的目的是用來
琢磨、研究自己的出路，「積極分子」們打聽小道兒消息的目的，除了自己心裡
琢磨之外，還有一個用處，那就是拿到隊部去，以出賣「同類」來換取政府的更
加信任。

    那時候，當局為了緩和「右派分子」們「過了教養期不解除」所造成的不滿
情緒，實行了一條「土政策」：只要表現良好，不犯錯誤，家在北京市的，允許
每月回家一次；家在外地的，允許家屬前來探親，隊部提供簡陋的住處。這樣，
可就大大增加了小道兒消息的來源了。

    小道兒消息綜合起來，不外乎如下幾條：

    「團河農場的京劇團被大興縣看中了，點著名兒要。弄得不好，恐怕要連團
河農場一起接管。」

    「社會上的右派，根據『敵我矛盾按內部矛盾處理』的政策，原來是由統戰
部門管的，現在統統交給公安部門管，和地富反壞同樣對待了。」

    「農村在開展『四清運動』，基層幹部統統集中起來交待問題，哪兒都有
『四不清幹部』。」

    「關於右派問題，由於中央沒有明確的政策，公安部門只好暫時『維持現狀』，
即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已經摘帽的，就算了；沒摘的，暫時不再摘。一切等待
中央的決定處理。」

    小道兒消息，特點是人云亦云，沒有可靠的消息來源，不過是姑妄言之，姑
妄聽之而已。不過人人心裡都明白：形勢又緊張起來了，出路與前途，凶多吉少！

    不久，團河農場也開始搞起「四清運動」來。運動主要在幹部中間開展，對
于就業人員和教養人員，則進行另一種「教育」，名之曰「拔白旗運動」。

    所謂「拔白旗運動」，就是在「三類人員」也就是犯人（包括少年犯）、教
養人員、就業人員（包括「少年職工」，也就是刑滿釋放的少年犯）中開展的一
場以「認罪認錯、服管服教」為中心的教育運動。質言之，就是要在三類人員中
發動「左派積極分子」揭發檢舉打擊少數的「右派反改造分子」，爭取最大多數
的中間分子，求得在勞改單位的相對安定。其中當然也包括動員「反改造分子」
們主動坦白、投降起義。

    這個運動在別的部門進行得如何，我不太清楚，但僅就七中隊的教養小隊而
言，戰果並不輝煌。因為這一批人長的已經在公安局呆了七八年，像我這樣的
「後進分子」，也已經呆了五年多，經過的「政治學習」和各種各樣的運動，也
不知道有多少次了。體

    會得最深刻的一條，就是「坦白」必然「從嚴」，知道歷次運動，向來都是
前緊後鬆，開始的時候雷厲風行，似乎一場暴風雨立刻就要來臨，最後大都是虎
頭蛇尾，不了了之。何況這「七十二賢人」中，大多數人都對政府說話不算話、
到期不解除心懷不滿，幾乎人人心中都有這種「反改造」的因素。共同的思想，
共同的認識，使得這一批人「抱團」抱得很緊。因此除了像劉佛生之類極少數幾
個「積極分子」想在這場運動中「立功」，也曾經粉墨登場，積極檢舉揭發、堅
決打擊鬥爭之外，很少有人主動坦白，更不願意在這樣的時刻去傷及同類。結果
運動搞得冷冷清清，令隊長們大失所望。

    這裡，有必要插空介紹一下劉佛生這個表現突出的「積極分子」。這不單因
為在以後的多本連續劇中，都是他唱的主角，而且在「人」這種動物當中，很少
有他這樣厚顏無恥的，似乎也很值得「人類學家」們認真研究一下。為此，對於
這個不太光彩的人物，我沒有在姓名上加以「技術處理」，而是讓他以真名實姓
出來亮相。

    劉佛生本是北京工業學院的助教，湖南人，據說父親是個大資本家，解放後
死在監獄裡。他身體單薄，一副病容，說話輕聲細語，操一口濃重的湖南方言，
總是把「杜高」叫成「豆糕」，看上去文質彬彬，甚至楚楚可憐，但是心地的歹
毒、為人的陰險、個性的兇殘，卻與他的外貌完全相反。他可能得過肺病，原來
在病號隊學習，不出工。1962年的時候，杜高也因為患有肺病，集中到三余莊以
後，一直在病號隊呆著。後來隊部發現杜高不但是個「著名作家」，1950年他還
只有二十歲的時候，在朝鮮戰場上所寫的戰地通信，居然有兩篇收在高中語文課
本裡，而且還是個劇作家，曾經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當過專業編劇，教養前是中
國戲劇家協會創作組成員，就把他請出來當中隊宣傳員，每天早上幫助值班員掃
乾淨院子以後，就夾著鐵皮喇叭筒到工地去作宣傳鼓動工作，下午提前回來，把
一天中各班組及個人的「突出事蹟」用黑板報的形式寫出來。他出工而不幹體力
勞動，不但糧食定量提高了，肚子吃飽了，身體也逐漸好起來，而且成了隊部信
任的紅人。劉佛生看了眼紅，就暗暗地下了決心，一定要走湖南同鄉杜高的路，
也爭取一個出工不勞動，甚至取杜高而代之。

    他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靠攏政府」，也就是充當隊部的耳目，到處搜集甚
至不惜偽造同類們的「反動言論」，向隊部彙報，從而取得隊部的信任，終於在
1963年年底把他從病號隊裡調出來，到值班室值班。

    說到值班室，這裡又不得不特別交待一下。勞改隊的值班室，是一個很特殊
的部門，權力很大。隊長平時坐在隊部，很少到教養大院兒來，所有院子裡的雜
務，包括看守院子大門、清掃環境衛生、出工收工敲鐘、統計出工人數、傳達隊
部命令、購買日用雜物、分發報紙信件、接待探親家屬、處理臨時事件、照顧歇
工病號甚至幫助食堂賣飯……等等，等等，都由值班員承包。更主要的，每個值
班員也都是隊長的耳目，看見某人有越軌的行動或聽見某人有不妥的言論，都必
須及時向隊部彙報。

    那時候，七中隊值班室的兩個值班員，值夜班的一個叫程志雄，安徽人，資
產階級家庭出身。早在1950年他還在外國語學院讀書的時候，就被中共中央調查
部看中，成了秘密特工人員，畢業後派駐外貿部，公開身份是圖書資料室外文翻
譯兼團總支書記，真正的任務是監督部長們的一言一行，定期向中調部彙報。由
于他出身富貴人家，受過高等教育，風流倜儻，一表非俗，舞跳得也漂亮，終於
跟哪位首長的夫人勾搭成奸，這不但違犯了特工紀律，在當時「通姦」還是犯法
行為，為明暗兩面所不許。總算部裡看在他「工作積極」的情分上，沒給嚴厲的
處分，而是開除黨籍，一擼到底，把他調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又從勞改處
分配到團河農場來，月工資三十六塊五角。團河農場不好分配他工作，就讓他到
二大隊七中隊來當專職的值班員。他的身份比較特殊，既不是幹部，也不是就業
人員，這在勞改單位又有一個專用的名稱，叫做「外雇職工」，在形式上不受管
制，也不參加「三類人員」的學習，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與隊長們「平起平坐」。

    值日斑的就是上面提到過的那個吳越，他是個語文工作者，原在中國文字改
革委員會從事於方言研究和漢字拼音化工作，「文革」期間，因為所有語文研究
資料被洗劫一空，改行寫小說，愣是在勞改農場偷偷兒寫成了一部長達一百五十
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括蒼山恩仇記》，落實政策後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印
了近七十萬部，八十年代以後成為著名的通俗小說作家。他是個好好先生，不但
跟誰也沒有紅過臉吵過架，還很願意幫助別人，自從1963年五一節進入值班室以
後，跟程志雄的關係搞得特別好。倆人合著把值班室變成了教養隊的「秘密聯絡
站」：按規定，教養分子向外發信是要經過隊部檢查的，但是只要把信交給吳越，
他就能夠讓程志雄送到大興縣縣城甚至市里去發；按規定，教養分子的家屬來探
視，所帶食物，不能超過一公斤，但是來訪家屬的登記接待工作是由吳越做的，
整口袋的食物可以先藏在值班室裡，只拿出一公斤左右來裝裝門面，家屬走了以
後，被探視的教養分子可以不慌不忙地把食物轉移走。1963年11月吳越解教摘帽
以後，更其變本加厲：北京沒有直系親屬的人，只要城裡有親戚朋友，他可以在
星期日進城去幫你去取回食物來。杜高就是北京沒有直系親屬的一個，但他在中
國青年藝術劇院還有許多「哥兒們」，吳越就常常到青藝宿舍去找那些導演、演
員們，給他背回來麵包、餅乾、香腸、油餅之類。北京城裡沒有親朋好友的，只
要通知家裡把錢匯給吳越，他就可以進城去幫你買到各種食物。例如外號人稱
「山羊」的吳宏達（原地質學院四年級學生，現定居美國，成了國際著名的人權
運動者）之所以老有那麼多吃不完的臘肉和罐頭，就是吳越變的戲法。──當然，
他的服務對象，是有選擇的，像劉佛生這樣的「積極分子」，不但謝絕服務，而
且還要對他諱莫如深。

    有道是沒有不透風的籬笆，值班室的這些所作所為，自然有劉佛生之類的積
極分子彙報到隊部。隊部先是找程志雄瞭解，程志雄的答覆是「絕無此事」；接
著找吳越談話，吳越也堅決不承認；隊長就批評吳越：「值班員應該是隊部的耳
目，你值了半年多班，沒向隊部彙報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不是還有一些積極分子，
我們快變成聾子和瞎子了。」

    根據動態分析，隊部快要撤換值班員了。程志雄是專職值班員，來頭大，撤
不動，吳越的值班員可是隊部任命的，看起來，吳越的地位岌岌可危矣。

    果不其然，不久，就以加強力量為由宣佈劉佛生到值班室來值班了。總算還
好，沒有立刻撤銷吳越的值班員職務，而是「同時值班」。

    值班室裡有了這樣一雙眼睛，什麼「秘密行動」就都不能進行了。吳越與程
志雄商量，想一個什麼辦法，一定要把這個「釘子」拔掉。程志雄手拍胸脯：
「這事兒包在我的身上，不出半個月，我准讓這小子滾蛋！」

    計謀當然是在暗中策劃進行的。食堂的炊事員都是就業職工，程志雄專值夜
班，而上夜班做早飯的炊事員只有一個人，必須由值班員幫他搭籠屜蒸窩頭，所
以倆人關係也非比一般，半夜裡倆人炸油餅、下麵條吃是常事。這在當時多數人
還餓肚子的情況下，就算是很高級的「享受」了。那時候教養隊買飯採用的是卡
片制：早中晚各吃幾兩事先登記，印在卡片上，吃一頓劃一格。程志雄跟夜班炊
事員商量好：第二天早上開飯，故意忘了給劉佛生劃卡片，且看他是不是來打第
二趟飯。

    羅網張好了，就等他自己往裡撞。

    程志雄下了夜班，本該去睡覺的，但他要守住羅網，等待獵物。劉佛生當然
不知道有人設下了陷阱，打回一個窩頭一碗棒子麵粥來，發現卡片上居然沒劃那
一道杠杠，高興極了，來不及先吃這一份兒，拿上另一個飯盆，又去打第二份兒。
炊事員說他已經打過了，他指著手中的卡片說沒打，倆人戧戧了起來，程志雄是
等在旁邊的，立刻出面作證，不但指出他剛才打的一份兒還在值班室的桌子上放
著沒吃完，還把他拉到隊部去。人贓俱獲，劉佛生就是再能說會道，也無法給自
己開脫，結果隊長當時就宣佈撤銷劉佛生的值班員，讓他搬回病號隊去。

    劉佛生進值班室沒幾天，就被撤職。值班室這個「秘密據點」，就這樣保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