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集中在團河農場的「四不像」

    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人為地製造了552877個「右派分子」。儘管九十年
代末期把99.1％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但是「反右運動」只算「擴大化」，
並沒有徹底被否定，因為據說還有五千人（占右派總數的0.9 ％）是「貨真價實」
的右派，不予改正（現在則連「張羅聯盟」都否定了，不知道究竟還有幾個是真
正的「右派」）。因此，「反右運動」本身是絕對正確的。

    「左派」與「右派」，本來是政壇上一個常用的名詞，一般說來，「左派」
指革命的、先進的一夥兒，「右派」則指保守的、落後的一夥兒。每個人在政治
上是左派還是右派，絕不是永遠不不變的，有時候甚至是經常在變化著的。

    但是中國的「右派分子」，卻是一個產生於新中國五十年代的新名詞，至少
也是在舊概念上賦予了新意，變成了專指五七年整風運動中向中國共產黨提過尖
銳意見的「持不同政見者」。而且一旦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就是終身享用
不盡「鐵帽子」，哪怕你已經徹底改變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也無法改變你的身份
了。

    五七年以前，中國大陸有所謂「地富反壞」四類分子，屬￿「人民民主專政」
的對象。但是五七年產生的五十五萬多個「右派」，其身份卻有些特殊：既非經
濟領域中的地主、富農，也不是政治鬥爭中的反革命，更不是違法亂紀的壞分子，
因此也是一種「四不像」，只好單劃一類，稱為「右派分子」。從此中國有了
「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通稱「黑五類」。

    全國近56萬右派，除了少數政治地位比較高的「知名人士」被送進「社會主
義學院」學習，進行世界觀的改造之外，其餘的人，根據毛澤東「一個不殺」、
「不涉及刑事案件者一個不抓」的決策，分六個等級處理：最高的「行政處分」
是開除公職或學籍，送勞動教養，在勞動中「脫胎換骨」；最低的是只戴帽子，
免予行政處分，在原單位當「反面教員」。

    1957年，我是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四年級的學生，當年被戴上「右派」帽子
以後，先是在某國營農場監督勞動，後來因「堅持反動立場不知悔改」，被「升
級」到北京市公安局勞動教養。1962年10月，我在京山鐵路茶澱車站附近一個世
界著名的勞改農場清河農場勞動，忽然全場大部分沒有解除勞教的右派統統集中，
被送到了團河農場來，在這塊風水寶地上度過了漫長的、終身難忘的七個春秋。

    清河農場雖然占的是寧河縣的地面，但卻劃歸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管轄，所
有人員都是北京市的戶口，一律使用北京市的票證。這種外省市縣內的「租界」，
有一個專門的但卻不一定是法定的名稱，叫做「飛地」。北京市公安局所擁有的
「飛地」，除此之外，遠在東北的吉林、黑龍江和西北的青海，還有許多。

    到了團河以後，我被編在二大隊七中隊，地點在團河農場的最北端，也就是
現在的警官大學附近。由於這裡從前有過一個小村子名叫「三余莊」，所以習慣
上大家仍都這樣叫，很少有人叫七中隊的。這個中隊雖然隸屬於二大隊，但卻不
種葡萄，而是種大田。在我到達之前四五個月，已經有一批從東北的興凱湖、白
城子等勞改農場（也是飛地）調到茶澱農場來的「教養右派」以及北京市郊各勞
改廠礦的「教養右派」們先期集中到這裡來了。我們這一批，也不知道是什麼原
因，是「後找補」的。前後幾批人加在一起，總數共有二百三十多人，分編為四
個小隊。由於所有的「三余莊莊員」都是清一色的右派，所以當時有人戲說：這
裡是「中國文化程度最高的農業生產單位」，此言不謬也。

    這是全農場唯一的一個「教養中隊」。正因為它的「唯一性」，人員的文化
水平又相當高，最高的有大學教授，最低的也是小學教員，更主要的是當時紛紛
傳說：這次集中，是中央廣州會議和北京七千人大會之後，對知識分子有了新的
政策，經過「甄別」，要恢復這些「右派分子」們的工作，因此場部對這些「右
派分子」的管理比較松，主要實行「自管」，連小隊長也是我們「自己人」擔任。

    當時「三年自然災害」剛剛過去，我們這一批「劫後餘生」的人儘管沒在那
天天死人的「荒年」餓死，但一個個不是兩腿水腫，「胖」得不行，就是皮包骨
頭，瘦得不像人樣兒，連路都走不動，有的人還是從車上抬下來的。第一次集合
起來到場部附近的澡堂子去洗澡，一共不過兩千多米的路程，一行人像蝸牛似的
慢慢兒往前蠕動，居然走了足足兩個小時！

    七中隊的中隊長武進文雖然是個大老粗，說話嗓門兒極大，人卻頗為善良。
他秉承上級「生活管理從寬」的意圖，儘量改善大家的伙食，下車伊始，就給大
家定了每月39斤、41斤、45斤的糧食定量。不但糧食是實打實的大米、白麵、棒
子面，當時菜園裡的黃瓜、茄子、西紅柿正熟，他讓炊事員每頓飯都熬上幾大桶，
多多地給，一人一大水舀子，足有小半臉盆，光是這一份兒菜，就能吃個半飽。
這對我們這些剛從吃「代食品」的勞改農場來的「餓鬼」們說來，簡直人人皆大
歡喜。就連不出工的四小隊的病號們，也大都吃飽了。武隊長是個有心人，右派
們一到，他一個個都過了秤，記錄在案，三個月以後再過一次秤，然後公佈每人
「長肉」的數量。說來有趣，也確實驚人：像譚天榮那麼大的個子，下車的時候
已經瘦得只剩下八十多斤了，三個月過來，居然長到了一百二十斤。也就是說：
近一百天時間，長了四十斤肉，平均每天增加四兩，簡直是奇跡！

    指導員高原松，雖然不是高級知識分子，卻有一定的文化修養和政策水平。
有一次雨後不出工，大家到路邊去摘黃花兒菜，有位老兄感慨系之，詩興大發，
說了一句「人比黃花兒瘦」，高原松正好在旁邊，就帶著疑問的口氣說：「那個
黃花兒，不是這個黃花兒吧？」我們大為驚訝：這個管勞改的幹部，水平可不一
般，從此大家都對他「另眼相看」了。他從來不大聲說話，就是批評一個人，話
也不多，口氣也不重。晚上點名，大聲訓話的往往是武隊長。

    右派剛剛集中到這裡來，以恢復體力為主，勞動只是象徵性的，能幹多少幹
多少，並不強求定額，而且一律由教養人員擔任的小隊長和小組長分配活茬兒。

    還有一個董幹事，是場部派來專門管教這批「右派分子」的。他單有一間辦
公室，而且只代表場部領導隊長指導員們做工作，很少直面教養分子們。

    隊部除了組織大家勞動生產外，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檔案，要大家談認識、寫
總結，還曾經登記誰沒有像樣的服裝和被褥等等。

    我們到三余莊後沒多久，劉祖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在聯合國工作，
五○年經歷了千難萬險主動回國，被分配在新華社當外文編輯，肅反中被懷疑是
「派遣特務」，受到審查，並被抄家。五七年提了「肅反工作以後要慎重」的意
見，又被劃為右派。七九年落實政策後任上海交大科技外語中心主任）等好幾個
外語人才被調到剛成立的北京市公安幹校當教員去了。一批還沒摘帽的右派，居
然能夠去當「公安幹校」的教員，這本身就說明政策的確要「變」，而且已經在
變。

    種種跡象都表明：中央果然有了新的政策，很可能就要放我們了。

    大家心情愉快，人人翹首以待，盼望著「重新回到人民的隊伍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