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勞動教養收容所
一九六○年四月初，我在西郊農場監督勞動改造的日子已經到了盡頭。命運
之神把我和曹克強、徐仁聲揪到了農場場部食堂兼大會場的土檯子上，正在低頭
接受批鬥。會場上的人並不很多，後面顯得有些稀疏。在農場接受監督勞動的右
派們當然全都到了，此外只有幾個農場的職工、下放幹部以及留校改造的右派們
所派來的「代表」。
批判者們陸續上臺，站在檯子中央背發言稿，其水平遠不能和五七年反右運
動中的「盛況」相比。「批判家」們發言以後，既沒有人鼓掌，更沒有群情激憤、
高呼口號的「壯觀」場面。一切全都平平淡淡，以至於我這個被批鬥者有時候竟
會忘掉自己的主角身份，居然懷著平靜的心情「在一旁觀察」起來。
最後發言的是一名農場職工代表。他顯然沒有來得及把發言稿背熟，又要竭
力做出義憤填膺的樣子，結果是說話結結巴巴，更顯得語無倫次了。我隱隱覺得，
這些發言其實都是虛應故事，只不過為精彩的最後一幕作鋪墊罷了。果然，當最
後一個批判家臉紅筋脹地走下土檯子的時候，「聽眾」們突然爆發出一陣熱烈的
掌聲，接著響起清脆而急促的一陣腳步聲。等我把目光從台下收回來，看見四個
民警已走上土檯子，正在向歡呼的群眾舉手敬禮。
掌聲停下來，大會主持者，也就是負責對右派學生進行管教的幹部宣讀學校
的決定書：說我和曹克強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現決定開除學籍，送勞動教
養。決定書中沒有提到徐仁聲，他大概免於處分了吧？
民警拿出兩張蓋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委員會」大印的「勞動教養通
知書」，叫我和曹克強簽字。我幾乎未加思索就簽上了，不簽又能怎樣呢？難道
不簽就能不去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好漢不吃眼前虧嘛。我雖然不是好漢，
可也不願吃眼前虧呀。當時我也顧不得想：既然勞動教養是強制性的，不管你願
意不願意反正都得去，為什麼還要本人簽字呢？難道這樣做，就說明我是自覺自
願了麼？但是曹克強卻沒我那麼聽話，他梗著脖子，一副不服氣的樣子。這時候，
一群同是右派的「改造積極分子」上來對他推推搡搡，嚷嚷著要他快簽。混亂中，
曹克強的眼鏡掉到了地上，他就喊了起來，說是看不見了，沒法簽字了。為此，
他挨了「改造積極分子」們幾拳頭。他就大喊大叫，更不肯簽字了。民警也不再
勉強他，乾脆掏出手銬來把他拷上，然後把我們兩個一起押出會場，後面簇擁著
一大堆觀眾，伴隨著一陣陣高昂的口號聲。聲音裡透露出興奮，充分體現出觀眾
看到劇情進入高潮時的激動心情。
一輛大客車停在會場門口，四個民警把我們押上了車。車廂內兩邊的椅子全
都空著。我們的行李都已經捆好，放在中間的過道上。這自然是管教幹部安排
「積極分子」們趁開會之機代我們弄好的。我無心檢查衣物有無遺漏。管它呢，
人都掉井裡了，耳朵是掛不住的，衣服多一件少一件，還有什麼關係呢？現在是
一切都無所謂了。我安然地坐在有軟墊的椅子上休息。說實話，這可比在工地休
息時坐在石堆或土埂上舒服多了。曹克強也想坐下，但民警卻不允許，只讓他在
行李旁邊蹲著。這也算是「區別對待」吧，誰叫你不肯簽字呢，黨組織一貫強調
「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嘛。
大客車在群眾的歡呼聲中緩緩開動了。那的確不能稱為「叫喊」或「憤怒」，
只能稱之為「歡呼」。今天發生的事情，使他們平平淡淡的勞動生涯有了一點兒
震盪，好像一鍋白開水裡放了鹽，有了點兒味道，夠他們談論、開心好幾天的了。
我的心情卻很平靜，打量一下四周，見車廂內很乾淨，司機始終沒有回過頭來，
只能看見他的背影。四個民警都很年輕，站在我們對面，表情似乎也很安祥，只
有其中的一個，示威似地掀起他那白色的警服，露出別在腰上的手槍給我們看，
很簡單卻很有威懾力地說了一句：「放老實些！」那聲調顯得很輕鬆，聽起來不
像警告，倒像在安撫。車門口不知何時進來了兩個彪形大漢，個頭足有一米八五，
光看上身，露出黝黑結實的肌肉。下身穿黑色的長褲，表情嚴肅，一言不發，有
點兒像是看家護院的教師爺，更像拷打囚犯的行刑劊子手。我琢磨了很久，也想
不出這兩個人究竟是幹什麼的。是專門來對付我們兩個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的打
手，還是順路搭車的煤球廠的工人？
大客車慢慢駛出我曾經勞動過的農場。這裡，我對它太熟悉了，它的每一寸
土地，都記錄著我的苦役生活，都滴落過我一文不值的汗水。想到我終於能擺脫
它，不再受它的折磨，儘管用的是這種方式，居然還阿Q 式地頗感慶倖。
我將被帶到哪裡？會有什麼新的苦難在等著我？我今後該怎麼辦？一連串嚴
重的問題擺在我的面前，要求我抓緊在車上的這一段時間去思考，去回答。可是
我一點兒也沒有想到這方面的問題，這倒不是我面對逆境能夠處之泰然，抱著
「既來之則安之」的從容態度，其實此刻我內心深處充滿了恐懼，但大腦根本不
聽指揮，不去想應該想的迫切問題，卻注視窗外，欣賞起落日姃輝的美景來。仿
佛我坐的不是囚車，而是旅遊車似的。
日落多麼優美動人！明亮的橙黃色，均勻地塗滿了半個天空，紅日由鑲著金
邊的雲彩托著，正緩緩下沉，把她最後的美麗獻給了人間。我凝視著已經失去刺
目光芒的夕陽，讚歎自然的偉大。直到今天，多少往事已記不分明，而這壯麗的
一幕，卻一直深深地印在腦海中，稍一觸動它就在眼前重現。
大客車在柏油路上緩緩行駛，終於駛過了小西天北京師範大學的門口。長長
的院牆和稀疏的樹木從車窗外一掠而過。久違了呵，母校的院牆！啊，不，那已
經不再是我的母校了，我已經被這個學校開除，以後我們之間再也沒有什麼關係
了。其實，從我被劃成右派的那天起，我們之間就從思想上感情上割斷了聯繫，
既然它已經不承認我這個學生，我又怎麼能以這個學校的學生自居呢？現在則連
名義上的一絲兒聯繫也割斷了。想到這裡，我覺得自己似乎笑了一下。為什麼此
時此刻居然還會笑，我自己也說不清楚。
大客車拐了個彎兒，出了德勝門，在一堵高高的圍牆下停住，也不知道到了
什麼地方，估計是已經到了勞動教養場所。還沒下車，一個民警就過來給曹克強
開了手銬，還帶著友好的微笑說：「小夥子，別再較勁兒啦。」曹克強用兩隻手
互相交替著撫摸被銬子勒出一條深溝的手腕，也苦笑著說：「嘿，血脈都不通了。」
兩個壯漢先下車，兩個民警走在前面，接著我們提著行李走進有哨兵守衛的
大鐵門，另兩個民警在後面押陣。大鐵門裡面是一片空地，空地對面有一道更高
的圍牆，有一道比大門稍小些的「二門」，當然也是鐵的。牆上拉著密密的電網，
圍牆的轉角處都有一個圓形的崗樓，以居高臨下的氣勢顯示著威嚴。民警叫我們
把行李放在地上等候，一名民警走進戒備森嚴的二門，過了一陣子帶了兩個幹部
模樣的人出來，問了問我們的姓名，核對清楚也就是「驗明正身」以後，民警們
就都走了。
一個幹部把曹克強帶到緊挨著圍牆的一排高大平房裡去，另一個幹部和我在
行李旁邊等候。很快那個帶曹克強的幹部獨自出來，又帶我過去。
這排平房引起了我的警覺。我不安地猜想：這是什麼地方？為什麼我們要分
開進去？一進門，我就對自己的神經過敏感到好笑，原來這是一間很大的醫務室，
桌子很多，上面放著一些常用的醫療器械和藥品，桌子後面坐著穿白大褂的醫生。
和外面不同的是：醫生、護士清一色的都是男性，表情還十分嚴肅。我用眼睛掃
了一圈兒，沒有看見曹克強。
先量血壓，結果仍和多年來所測得的數值一樣：舒張壓78毫米汞柱，收縮壓
118 毫米汞柱。又問我有什麼病，我對此毫無思想準備，隨口回答：「沒有什麼
病。」醫生就示意我退出。出門後看見曹克強已經在行李旁站著等我了。
至此我才知道這就是犯人進監所必須例行的體檢，只是沒想到居然會如此之
簡單罷了。
兩個幹部把我們押進二門，迎面看見的是一座大型磚窯的遺址，長方形。磚
窯的門不一定朝南開，因此一時間我辨不出方位，不知是南北長還是東西長。二
門和磚窯之間也是一片空地，磚窯左側是廣場，右側是空地，但要狹窄一些，再
往右是一片菜園。磚窯大而矮，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間更矮的小平房附著在它的
側面，成為磚窯的微小凸出部分。每間小平房的外面，都坐著一群人在吃飯。我
們提著行李走過，聽見他們小聲地說：「又來了兩個！」
後來才知道，解放初期這裡確實是一座勞改磚廠，是關押改造國民黨的俘虜
軍官的。後來俘虜軍官們判的判、殺的殺，磚廠停辦了，正好一九五七年「勞動
教養」這一新生事物應運而生，加上五八年的「大躍進」，北京市市長彭真提出
「要把北京治理得像水晶玻璃似的透明」的口號，各區縣公安分局紛紛往北京市
公安局第五處也就是勞改工作處輸送「教養分子」，五處所屬的監獄和看守所早
已經人滿為患，沒有地方可以集中容納這如潮水般湧來的「社會渣滓」們，現蓋
房屋又來不及，只好因陋就簡地把這座廢棄的舊磚窯利用起來，對外掛一塊「地
方國營北苑農場」的牌子，對內則稱為「北京市勞動教養收容所」，直屬北京市
公安局第五處管轄。
我們一行在一間平房前面停下。這間平房是獨立的，比其它附著於磚窯的小
平房要稍微高大一些，門上的木牌上寫著「中隊部」字樣。那幹部叫我們把行李
放在門外，人隨他進去。室內有點兒昏暗，牆上掛著毛澤東的巨幅照片，旁邊貼
著用特大號鉛字印成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行勞動教養的決定》。陳設簡
陋，和農村的生產大隊辦公室差不了多少。我和曹克強分別被帶到兩張辦公桌前，
隊長先簡單詢問一下情況，按例像背書似的拖長了聲音打著官腔背誦了一篇事先
背熟了的「訓詞」，那是根據教養分子的不同身份來源，可以臨時「組裝」的，
例如對學生右派，就說：「你一個大學生，党和政府培養你們，供你們吃，供你
們穿，那一點虧待你們了？怎麼還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如果是幹部右派呢，
就說：「你也是個國家幹部，党和政府培養你們，信任你們，甚至依靠你們，只
希望你們為黨、為人民工作，為社會主義事業做貢獻，共產黨那一點虧待你們了？
怎麼還想資本主義復辟，還要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等。
訓話完畢，隊長取出一份表格，指著一大片空白之處叫我摁手印。這件事對
我來說，好像還只在電影《白毛女》中見過，此刻不免有些遲疑。隊長見我對這
件事情不太積極，也懶得進行說服動員了，乾脆抓住了我的手，先捏住一個大拇
指，在一塊塗有油墨的玻璃板上沾足了印油，使勁地往紙上捺了一下，還不肯就
此鬆手，繼續用力捺住拇指先向左側翻轉用力捺，再回過來向右翻轉用力捺，於
是紙上就留下一個扁平形的指紋展開圖。這種按指印的方法，就連當年穆仁智抓
住楊白勞的手指捺指印，也不會這樣的。心想：大概只有抓住了江洋大盜，要存
他的指紋檔案，才用這種方法。可我既不是江洋大盜，也不是小偷兒流氓，要用
這種方法留取我的指紋幹什麼！如果說當年楊白勞按手印是被迫出賣親生女兒，
那麼我今天按手印，被迫出賣的是我自己的身體！
當年楊白勞在女兒的賣身文契上按手印，只按一個，也就夠了；如今我在自
己的賣身文契上按手印，按了一個，事情還不算完，「穆仁智」又不辭辛苦地將
我其餘九個手指一一如法炮製，白紙上就留下大小不等的十塊墨蹟，真所謂「劣
跡斑斑」了。十個手指頭都印過，還把我的兩個手掌連手指頭都用油墨塗黑，又
在一張大紙上留下了兩個清晰的「全掌手印」。「穆仁智」這才把我的賣身契收
起來，對另一個幹部說：「把羅××，×××叫來，一塊兒照相。」
不久，那個幹部帶進來兩個十幾歲的小流氓。這兩個人的名字，當時我是記
得的，如今事隔多年，記不起來了，只得一個姓羅。
照相用的是手機，每次兩個人一起照。照我想，既然我是和曹克強一起來的，
總應該讓我和曹克強一起照吧？儘管這張照片我們可能永遠也看不到，可總算是
在這個特殊的地方留下的特殊紀念。我的這個願望，當然不能說出來，只不過在
心裡這麼企盼著罷了。可是幹部們似乎早就看穿了我的「罪惡用心」，偏要把我
們倆分開，叫我和姓羅的小流氓「合影留念」。我們兩個人並排站在一個類似布
告牌的淺藍色大木牌下面，用作攝影的「背景」，再把預先寫好姓名的白布用別
針別在我們胸前。「哢嚓」一聲，我和小流氓並肩而立的「醜惡形象」在那類似
恥辱柱的木牌下永遠凝固了。
接著曹克強和另一個小流氓合影。曹克強還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咧著嘴
微笑著，一點兒也不在乎。
照完相，幹部對兩個小流氓說：「把曹建純給我喊來。」
兩個小流氓答應著走了。
過了一會兒，來了三個人，兩個年輕的一高一矮，還有一個穿呢子制服的人，
年紀約摸五十開外，頭頂微禿，臉上已有明顯的皺紋。我忖度著，這個人大約就
是曹建純了。看他的樣子，過去大約是個領導幹部，後來犯了錯誤，現在留場就
業幫著公安幹部做些工作的。
幹部沒再說什麼，只叫我們跟他走。他們三個人領著我們順著磚窯往前走，
沒走多遠，就在一間小平房前停了下來。曹建純問了我們姓名、年齡、籍貫、犯
罪類型、哪個分局送來等等，一一記在小本子上，就進小平房去了。留下兩個年
輕的繼續問我們：「有蝨子沒有？」我從來沒有把自己和蝨子聯繫起來過，一時
沒有回過神兒來，就反問：「什麼蝨子？」矮個子說：「你犯什麼傻？」這是北
京下層社會流行的土話，我根本就不懂什麼叫「犯傻」，更加莫名其妙，睜大了
眼睛，無法回答。高個子大概看出來我確實不懂，就問我：「從哪個分局來？」
我說：「我們都是從西郊農場來的，沒有到過分局。」他就對矮個子說：「是直
接從單位來的，沒有經過分局，可能沒有。」矮個子說：「別管它有沒有，先消
消毒再說。」他到小平房拿出一個手推式的小型噴霧器出來，高個子叫我們把衣
服全脫光，只剩一條內褲，然後對準了我們上下前後猛烈噴射。一場藥物浴，直
到霧滴流成小溪才罷。
穿上衣服，矮個子又問我們吃了晚飯沒有。他這一問，我才想起來還沒有吃
晚飯，已經有點兒饑腸轆轆了。曹克強連忙說「還沒有」。他叫我們等一下，他
們兩二人進了小平房，一會兒端出晚飯來：兩個土碗，各盛著半碗白菜湯；兩雙
筷子；還有一個土碗，放著四個類似窩頭的東西。我拿起來，覺得很軟，表面布
滿了褐色的斑點。試著吃了一口，嘴裡覺得像塞了一嘴沙子似的，粗糙得很，簡
直難以下嚥。我估計這大概是在玉米麵裡摻了大量麥麩的原故。本待不吃，又怕
它們說我搞絕食抗議。見曹克強已經大口大口地吃起來，我就效法他，也就著白
菜湯慢慢兒吃著。白菜湯裡還有點兒鹽味，油自然是沒有的，碗底卻沉著一層黑
泥。勉強吃了一個窩頭，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飯後，兩個人分頭檢查我們的衣物，光看行李皮箱，大件衣物一一清點，造
冊登記。我上衣口袋裡有幾元錢，給收走了，說是教養所裡不許私藏現金，要買
什麼東西每月登記一次，誰要私藏現金，那就是企圖逃跑，查出來輕饒不了。還
有手錶之類的貴重物品，也要交出來由政府代為保管。我們說我們是窮學生，沒
有手錶。他又說各種證件，如學生證、工作證之類，還有獎狀、獎品、紀念品等
等，都應當交出來。「你們不配擁有這些東西。人都勞動教養了，留著過去的東
西對你們的思想改造不利。」我說這些東西我們都沒有。他們不信，仔細翻了一
遍，找出我的幾張照片，有我自己的，也有別人送的，也不仔細看，就一律給沒
收了。我明白：這是要你知道你的過去除了對黨對人民犯了罪以外什麼也沒有，
要你逐漸忘記過去的生活中一切值得懷念的東西，這樣你才會專心投入改造，除
了贖罪以外，什麼也不去想。
這時候曹建純出來了，他並不檢查我的東西，卻對我帶來的書籍感到興趣，
一本本慢慢地翻閱著。結果大部分還給了我，只扣留下一本《約翰·克利斯朵夫》，
他說看完了就還給我。我還敢說什麼呢？這套書是我最心愛的，那裡面還有我寫
下的感想，記錄著我內心世界的秘密，記錄著我的思想感情，我一直把它當作日
記對待，沒有給任何人看過。我不願那隱秘的內心世界被別人窺視，純潔的感情
角落被外人闖入，但現在它卻落在陌生人手裡，而且是類似獄卒之類的人手裡！
我後悔我為什麼沒有像處理日記本那樣把它埋在土裡，以致於她現在蒙受羞辱！
出乎意料的是，兩個「檢查員」最後竟然把我吃飯用的小勺和縫補用的針都
沒收了，還要我把腰帶也解下來。這樣，褲子就全靠扣子維持著才不掉下。它們
見我迷惑不解，而且似乎很反感，就解釋說：「這是為了防止你們自絕於人民所
採取的措施。」
聽到「自絕於人民」這類胡話，我的不滿情緒騰地冒了上來，卻又理智地被
強壓了下去。是誰硬把我從「人民」隊伍中開除出去，成了人民的敵人，卻不說
這是「絕」我。明明是逼得我走上了「絕路」，卻說我是在「自絕」！好像在這
之前，我還屬人民似的！
該收的收了，曹組長又說：「裡面地方小，除了被子和漱洗用具，其他東西
都放在外面堆起來，由值班員集中保管。隨身東西自己一定要帶好，這裡小偷兒
多得很哩。」我聽了一愣，小偷在這裡面還敢偷？東西都登記了或者沒收了，他
們還能偷什麼？偷了放在哪裡？又怎麼出手？那時候，我對小偷兒接觸得太少，
不瞭解對於慣偷來說，偷東西已經不只是為了享受，而是一種職業習慣，是他們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慣偷都是為了偷而偷，不管有用沒用，先偷來再說。這
一點，也許有的讀者不相信，但這是我以後從許多小偷兒在會上交代、在會下聊
天時聽他們親口說的。
兩個人把我們帶進了小平房，裡面有兩張單人鋪，有人正在睡覺。小屋東左
側有小門通向磚窯。曹組長最後囑咐我：「以後不許和曹克強來往，一切服從值
班人員的安排，有事報告值班員處理。」說話時態度非常嚴厲。於是兩個值班員
帶我們從小門進入磚窯。
儘管磚窯裡面開著電燈，但仍然很昏暗，人影模糊不清，只看見窯洞的地面
比門外略低些。過了幾秒鐘，這才大致看清：它像一個大洞穴，橫看有十幾米，
進身只有幾米，中間靠牆是一排木板搭的統鋪，離地面不過一尺多高，鋪上密密
麻麻地坐著三排人，鋪下的地面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鞋子。窯洞內，兩端的地面
比中間略高，與中間的板鋪成直角也搭著板鋪，但面積小些，鋪上也坐滿了人。
所以三面的板鋪，有點兒像是壓扁了的 H形。
曹克強被值班員帶到了一端稍高的鋪上去了。我站在鋪前，不知所措。一個
值班員過來向我下了命令：「脫鞋，上炕，把被子靠牆放好，坐最後一排，不許
靠被子，兩條腿盤好，手放膝蓋上，坐端正了，不准東倒西歪，換腿要報告值班。
到這兒要守這兒的規矩，不守規矩把你打到嚴管組去！」
我脫鞋上炕，炕上什麼也沒有鋪，是光木板。站在木板上，頭可以接觸到窯
洞頂。我分開人群，在最後一排坐下，仔細打量四周，根本沒聽讀報的內容是什
麼。
窯洞頂是用紅磚砌成的圓拱，有幾個小小的透氣孔，頂上吊著幾個25瓦的小
燈泡，都用鐵絲網罩著，燈光極為暗淡。牆壁雖然用白灰刷過，但不太白。由於
這是廢磚窯，根本沒有窗戶，所以室內沒有陽光，全靠電燈照明，而燈的瓦特數
又很小，很可能電壓也不足，在昏暗的燈光下，五步之外就連人的眉目也看不清。
因為室內人數太多，有一股汗臭和黴味兒的混合體直嗆鼻子。鋪上的人都盤腿而
坐，上身挺得筆直，眼觀鼻，鼻觀心，有如老僧入定。除了在門口椅子上坐著的
兩個值班員外，剛才帶我們進來的兩個值班的還在屋內來回走動巡視，卻不見組
長曹建純的影子。我偷偷兒四下張望，發現曹克強在另一端坐著，正轉動著腦袋
四處張望，神色怡然自得。
讀報結束，值班員說：「現在上廁所，趕快下地排隊。」於是人們紛紛下地
穿鞋，在鋪前站好，魚貫而出。一個值班員在前面開路，一個值班員在旁邊監視。
一行人在廁所前站定以後，以十個人為一撥，由一個值班員帶領著輪換入廁。廁
所有東西兩個門，第一撥人從東門進去，從西門出來，第二撥人才能進東門。上
廁所也不許說話，偶而聽到一個人喊：「報告，我解大便。」值班員說：「要快
點兒！」然後大聲向外面的值班員傳遞信息：「出來九個，還有一個在裡面大便。」
於是又換一批人進去。
排隊回到磚窯，在值班員的督促下又都重新上炕坐好，靜默了幾分鐘以後，
隊長來點名了。從組長曹建純點起，點到誰，誰答應「有」，隊長迅速看一眼，
然後點下一個。點完了名，隊長問：「有什麼事麼？」曹建純說：「沒有。」隊
長就轉身走了。值班員喊：「開始睡覺。」於是各人紛紛找出自己的被子，卷成
一個狹長的圓筒，迅速脫去外衣，卷起來當枕頭，在值班人員的指揮下，間隔著
一個頭朝裡一個頭朝外，側著身子鑽進被筒，還必須躺得筆直。由於許多人學習
時間已經不短，訓練有素，熟悉自己的位置和朝向，因此不到一分鐘，多數人已
經就寢，只有少數人需要值班員的指導或對其朝向進行調整。
我還在原地發愣：我從小到大，一個人一張床睡慣了，素來沒有和別人同床
睡過，十分不願我的身體和別人的身體接觸，哪怕隔著衣服、被子也感到極不舒
服。可是今晚怎麼辦？我遲疑著，是否要求先坐一晚上再作道理。還未等我開口，
一個值班員走過來，他叫兩個人各自往兩側移動一下，騰出一條狹窄的縫兒來叫
我頭朝牆睡下。他的口氣不容置疑，我只好上炕，沿縫爬行，取出被子也卷成狹
長圓筒鑽了進去。這時候另一個值班員大聲喊：「新來的聽著！不許蒙頭睡，翻
身要報告值班，解手也要報告，值班准去才能去！」
躺下以後，左右四隻臭腳，就在我鼻子附近，雖說有被子蓋著，但傳過來的
腳臭味兒仍然使我噁心。我儘量把身子往上提，頭緊緊頂住牆，好離臭腳遠點兒，
但效果不佳。本想蒙頭睡的，可是值班員有言在先，不敢違反，心中難過極了。
這一夜怎麼過呀？不知怎麼突然想起胡風說的一段話：「不要痛苦，千萬冷靜，
還有許多事情我們得忍受，並且在忍受中求得重生。」我把這段話默述了好幾遍，
似乎得到些安慰。是啊，這不過是頭一個晚上，將來不知道還會遇到多少比這厲
害百倍的難堪和折磨呢！要是連這麼一點兒苦楚都不能忍受，今後還怎麼活下去
呢？
上半夜，「報告，小便」之聲不斷，但沒有聽見「報告，我要翻個身」的。
我猜想他們大約在小便回來後就自動換了側身的方向了。於是我也照樣喊起「報
告」來，值班允許後，我就下地小便，並故意把動作放慢，一則躲避腳臭，二則
觀察情況。門口的地上擺著大尿桶，兩個值班員在兩行板鋪之間的「過道」上來
回走動，特別注意人們睡著了沒有，如果發現有人用被子蒙著頭或遮住了大半個
臉，他們就把被子往下拉，使那人的臉部表情準確地暴露在燈光之下。
撒尿回來，上炕以後，我換了個側身的方向。電燈就在頭頂上，那燈光雖然
昏暗，卻也很刺眼。我這個人毛病多，既排斥兩人睡一床，也排斥開著燈睡覺，
因此久久難以入眠。於是白天發生的事兒，就在眼前一幕一幕地重現。看著滿屋
黑壓壓的人頭，聽著此起彼伏的呼嚕聲，老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一會兒昏昏
沉沉地似乎進入了夢鄉，卻又被腳臭熏醒了……
第二天早晨，值班員大喊「起床了」，於是人們都迅速爬起來，把被子疊好，
靠牆堆成高高的一摞。然後集體洗臉，一盆水十幾個人同時洗。我懷疑不洗也許
還乾淨些，因此沒敢參加這一「共和政體」。洗漱之後，每個人發一雙筷子、一
只土碗，值班員把一桶麥麩窩頭抬進來，先每人發一個，說明誰吃完了不夠吃可
以舉手再要。又給每人的土碗裡舀一勺麥麩面做的糊糊，外帶一小撮鹹菜。麩子
面窩頭又松又散，極難下嚥，我勉強吃了一個，就不想再吃了。比較起來，倒是
麩子麵糊糊似乎好進口些。也許這種糊糊中玉米麵的含量比較高吧。
這時候我才知道：坐在窯洞左端鋪位上的，是附設於學習組的嚴管組，一共
有二十來個人。這些人，都是「不認罪」或「不服管教」的「反改造分子」，因
此必須「從嚴管教」，限制其行動自由。曹克強拒絕簽字，當然是「不認罪」，
因此也光榮地入選了。照我想，凡是進入勞動教養收容所的人，行動自由立刻失
去了，還能怎麼個「限制」法呢？我冷眼旁觀，只見他們每人只發給一個窩頭，
不發筷子，喝糊糊只能端起碗來往嘴裡倒，最後用窩頭或食指把碗底抹一遍，再
把指頭舔乾淨。為什麼不發筷子？是否故意出他們的洋相？我一直迷惑不解，直
到後來我到了病號組，才聽到有人解釋說是為了防止自殺，和學習組裡沒收小勺
的目的一樣。但用小勺和筷子怎麼自殺，到今天我還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其實，
一個人如果真想死，辦法多得很，根本就防不勝防的。
早飯後大家又集體上一次廁所。這時候我經過小平房，看見組長曹建純吃的
飯菜原來和我們也是一樣的。我這才一下子明白了：他還夠不上當刑滿釋放的留
場就業人員，他的身份原來跟我們是一樣的。他那身呢子衣服，只不過表明他原
來的社會地位較高罷了。後來我聽說，他原來是國家体委群眾體育司的司長，雖
然也是右派，卻是因為「好男風」，被當作「流氓罪犯」送來勞動教養的。據說
還是用體委主任賀龍的小汽車把他送來的呢。來頭大，怪不得派頭不小。
上午學習，由一個姓吳的副組長掌握。此人年紀很輕，穿著整齊，態度和藹，
頗有風度。學習的是三篇文件，頭一篇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行勞動教養
的決定》，文件內容給我印象較深的有三項：一是教養所由公安局和民政局合辦；
二是送勞動教養完全由各單位的領導決定，想送誰就送誰，不需經過法律程序，
被送的人連申述、辯護的權利也沒有，也沒有提到期限；三是發工資，還要扣一
部分作為安家立業的儲備金，可見數目還不少，比起監督勞動每月只發十五元生
活費可能要強些。第二篇是《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麼要實行勞動教養？》提
到《決定》正式施行前曾在黨外人士中徵求過意見，遭到後來劃為右派的譚惕吾
的反對，反對的理由沒有說。第三篇是北京市勞動教養收容所張所長的講話，講
的只要是教養人員的認罪問題。他提到有些右派不認罪，還說：「我不過說了幾
句話，就把我反成右派了。」但是他著重講的是關於「無理取鬧」的問題。他說：
有些人把自己的「無理取鬧」行為說成是「有理取鬧」。他接著解釋：所謂「取
鬧」，指的是群眾向單位的領導人取鬧；但領導人是代表党的，党是永遠正確的，
絕不會錯的，因此各單位的領導人必然永遠處於「說服者」的地位。被領導者、
被說服者如果不能被說服，還想反過來說服領導，妄圖顛倒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
這就形成了「無理取鬧」。反正按照他的邏輯推理，負責說服你的領導，也就是
判定你是否「無理取鬧」的領導，也就是有權送你去勞動教養的領導。
事實上，「無理取鬧」是各種「教養理由」中最最說不清道理、分不清是非
的一種罪狀。若干年後重新甄別當年的勞教分子，得到平反的人中，除了右派，
以無理取鬧者為最多，什麼叫做「無理取鬧」，也就不言而自明瞭。
記得五八年我剛到西郊農場接受監督勞動，正碰上農場處理「窯場事件」。
所謂「窯場事件」，其起因是因為農場辦了個磚瓦廠，工人大都是農業社派來的
臨時工，工資一般只有二十多元，是發給本人還是由農業社統一領取後再給本人
記工分則不得而知。這待遇比農場的一般工人要低得多：農場的工人，一進場每
月就拿十八元，六個月以後轉成一級工，每月就拿三十二元，活兒還沒有燒磚累。
磚廠有兩個轉業軍人：一個叫朱斌，一個叫李錦遂，在部隊上都是搞無線電的，
轉業後安置在磚廠，每月工資二十八元。他倆嫌工資低，聯絡磚廠的一些人到農
場場部去「鬧會」，也就是場領導筤的時候集體去請願。這一鬧，自然不會有什
麼好結果，場部說他們借幹部開會之機聚眾吵鬧，是「妨礙公務」，要處分他們。
他們就說：勞動教養所辦的清河農場，也有個磚窯，那裡的教養人員一個月能掙
四十多元，他們情願去勞動教養，也不想在這裡幹了。農場領導就說他們倆組織
小集團，是壞分子，是無理取鬧，給的處分就是勞動教養。至於是否去了他們想
去的清河磚窯，則不得而知了。
三篇文章讀完，吳副組長講話。他說勞動教養是沒有期限的，什麼時候改造
好了，就什麼時候解除勞動教養，然後安置就業。勞動教養分兩個階段，在學習
組學習是第一階段，通過認罪學習交代自己的罪行，認識了罪行才能轉入第二階
段，那就是通過勞動進行改造。如果勞動表現不好，說明認罪這一關還沒過，就
要打回學習組重新學習。那樣，以前的改造就算白費，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學習
期間如果不認罪，不服從管教，和政府搗亂，有的人態度惡劣，大喊大叫，大吵
大鬧，甚至撒潑打滾，專政機關是有辦法的。如果鬧得太凶，就給你強行穿上一
種特製的「和平衣」。它是用消防隊做水龍帶的那種厚帆布做的，有夾層，強行
穿上後往夾層裡打氣，人就只能躺在地上，手腳伸開像個「大」字，一動也不能
動了，時間一長，連叫喊的力氣都沒有。就是放了氣，脫了和平衣，也得過幾個
小時才能緩過氣兒來。任你怎麼厲害、怎麼會鬧，只要穿上幾次，就不再鬧了。
還有的人用絕食來威脅政府，這也好辦：頭幾天不理你，等你餓了三天，沒有勁
兒了，來幾個小夥子把你按在地上打一針。打了這種針以後，人就口渴異常，想
喝水不給水，只給一碗稀粥，看你喝不喝。只要你喝了稀粥，等於就是吃了飯，
自然就不算絕食了。一席話，說得教養分子人人啞口無言。我心裡也十分欽佩我
國無產階級科學家的腦袋好使，出的主意，實在高明，應該得諾貝爾獎金。
吳副組長講完了這一席開場白，接著就要求新來的人主動自覺地交代罪行。
於是立刻就有不少人紛紛舉手響應，表示願意主動交代問題。在這樣的大勢所趨
下，我猶疑了一陣子以後，也舉起了手。既然人人都得交代，這一關早晚得過，
躲是躲不了的。與其讓組長指名交代，何不自己主動交代呢？拒不交代，很可能
會被送到嚴管組去，以後的日子可就不好過了。再說，自從被劃為右派以後，寫
檢討書也就是認罪材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俗話說：「萬事開頭難。」只要第一
次撕破了臉，自己污辱了自己，以後不再把自己當人，那顆知道羞恥的心也就被
自己寫的厚厚一摞「認罪書」給壓得麻木不仁了。
指定頭一個交代問題的，是一個二十幾歲的農村小夥子。他身材高高的，顯
得特別瘦，于樸實之中稍帶幾分詼諧樂觀。他原來是農村的一個團支部書記，文
化水平並不高。他從小時候講起，一直說到入所之前，翻來覆去地說了那麼久，
其實用一個字就可以概括：餓！解放前他家裡窮，經常挨餓；解放後實行統購統
銷，仍然是餓。於是他對糧食政策不滿，一直發展到率隊請願，結果可想而知。
他只講事實經過，並未對自己的「罪行」有什麼批判。聽眾也沒有說什麼，只有
幾個值班員發言表示不滿意，但也沒有說他「借交代問題為名繼續向黨進攻」。
吳副組長作總結發言，先說他對所犯罪行缺乏深刻認識，然後又說他沒有文化，
出身又好，歸根結底是覺悟不高，不過總算承認自己有罪，而且也都如實交代了。
我一邊聽一邊盤算自己怎麼交代的問題。一個半文盲的農民，還是個團員，
只因為種糧食的沒糧食吃，要求吃飽肚子，卻不知道這就是犯罪。他只提事實經
過，沒有任何批判，居然就過關了，看起來這裡的關並不難過。回想我以前在大
會小會上作認罪發言或寫認罪材料的時候，如果對自己的「罪行」嚴重性程度認
識不夠、形容不夠，就會招來一片斥責聲討，更不敢用「嚴重錯誤」這一類被認
為是「輕鬆」的字眼來代替「罪行」一詞。其實我內心深處和所有被錯劃為右派
的人一樣，並不覺得自己當真犯了什麼罪。我現在之所以敢說「所有被錯劃為右
派的人」，是因為這些人中，儘管當時確實也曾經有許多人痛哭流涕、捶胸頓足、
沉痛懺悔，而被領導認定「對自己所犯右派罪行有深刻認識」；但在一九七九年
複查改正時，卻沒有一個人堅持說自己是「罪行嚴重」、「罪有應得」，只接受
摘帽而不要求改正的。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承認自己有罪，並不是我的思想扭過來了，立場有所
轉變了。真正的、主要的原因，其實是接受了兩個我感激、敬佩、甚至崇拜的摯
友的勸告，為他們的真誠──對黨的真誠和對朋友的真誠，主要是對黨的真誠─
─所感動，而且以為承認一下就沒事了，像肅反中被鬥的人一樣，運動一過去，
依舊可能讀我的書。沒有想到的是：一旦承認了自己有罪，以後就越陷越深；既
然已經自汙，也只好順著原來的軌道滑下去。第一次為第二次奠定了基礎，第二
次又為第三次提供了理由。每次交代之前，我都對自己因軟弱、猶疑從而造成的
自汙感到羞恥、痛苦。自己寫出的每一個字，都比別人寫的批判大字報更加百倍
地刺痛了我的心。但最後還是用「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之類的遁詞為受傷的心
靈進行包紮，然後再尋求自己原諒自己的理由。
這一次，我又隨大流地舉起了手。事後，我也為自己的又一次動搖而自責，
問自己這是為什麼？是怕不主動交代會被打入嚴管組，會從第十七層地獄落入第
十八層麼？是，又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實際上，人最怕的是被孤立，在一
個環境中如果感覺到被徹底孤立，是很難過日子的。周圍的人，認識的和不認識
的，友好的和一般的，都把你視為敵人，正所謂「千夫所指，無病而死」。有那
麼多相同遭遇的人都在主動認罪以求避免被徹底孤立，如果一個人繼續抵抗下去，
壓力該是多麼大呀。以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到了這個地方，如果不主動認
罪，也是要被徹底孤立的。人的本性在於合群，不管一個人性格如何怪僻，獨來
獨往，思想上如何反潮流、反現狀，在實際生活中還是需要朋友、同志、知音的
同情和理解，至少是容許。群眾運動之所以可怕，就在於人人身不由己。都生活
在巨大的強迫你認同的壓力氣氛之下，而這種壓力卻主要由個人組成的「群眾」
所提供……
還沒有等我想好，第二個人又開始交代了。他是一家國營工廠的青年學徒，
不知為什麼，思想卻很反動，暗地裡散佈了許多「反動言論」，甚至「惡毒誣衊」
毛主席。領導找他談話，他表示願意到最艱苦的地方通過勞動改造自己，領導也
就滿足了他這個很容易滿足的要求。
終於輪到我了。在這樣的場合，我的心情竟比哪一次交代罪行都輕鬆。我心
中有數，這是「走過場」，只要我主動交代一些「罪行」，說明我是早就認罪的，
在座的這些人，絕不會追問、批判、聲討我。我只需把以前說過的話重說一遍就
行，規格和調子再降低一些也無妨。我暗暗感謝吳組長，他沒有讓我第一個發言，
而給了我一個緩衝的機會，使我有時間有機會去觀察、思考、仿效。於是我把自
己在大鳴大放中的言行大致說了一遍，性質定為「反黨」、思想定為「反動」，
只在最後才表示「低頭認罪，決心悔改」。果然，安全過關了。
第二天仍是交代罪行，改為由幾個小流氓唱主角。小流氓一般都兼小偷兒，
單純的小流氓其實並不多，而單純的小偷兒倒有。之所以要在「流氓」一詞之上
再加個「小」字，一則他們年齡小，大都只有十五六歲、十七八歲，年齡稍大點
兒的，大都已經「進來」了；二則活動範圍和規模也小，一般不過是偷錢包、打
群架、與女流氓鬼混等等，不然就會要送勞改了。他們大多按地區形成團夥，當
時以二龍路一帶的流氓組織最為有名：男的稱「龍」，女的稱「鳳」，團夥的名
稱就叫「幾龍幾鳳」，如「九龍一鳳」、「七龍八鳳」之類。還有些流氓沒有形
成團夥，只是互相熟識。他們每個人都有個「鎮關西」式的外號，如「鎮東單」、
「鎮西單」之類，相互之間則以「哥兒們」「姐兒們」稱呼。「姐兒們」一般穿
毛藍布長褲，這是她們的服裝標誌。「鳳」是她們的自稱，「哥兒們」背後稱她
們為「圈子」。他們稱警察為「雷子」；在社會上混叫「晃」，男女在外面過夜
鬼混叫「刷夜」，可能是從四川話「耍一夜」音轉而來；掏錢包叫「浮」（音fou），
專幹這一行的小偷兒叫「小浮爺」──「浮」是形容其動作異常輕飄，發音近乎
「浮」和「否」之間，和拂（fu）不同。有些報刊寫作「拂爺」，甚至寫作「佛
爺」，似乎有違原意。專在火車上偷的叫「吃大輪兒」；打架則叫「練」或「練
練」，做愛則叫「拍」或「拍拍」。小流氓交代問題一談到「練」，往往眉飛色
舞，繪聲繪色，欲罷不能，還需值班喝止。交代如何「浮」時則有點兒勉強，似
乎此舉不夠英雄。最不願交代的是和女流氓鬼混的經過，往往一語帶過，吳組長
對此倒也罷了，而聽眾對此卻極感興趣，往往窮追細節，先問：「奔圈子沒有？」
回答：「奔了。」又問「動一部沒有？」一部指接吻。回答：「動了。」再問：
「動二部沒有？」二部指摸乳房，回答：「動了。」再問：「動三部沒有？」三
部指和女人做愛，也就是「拍拍」，小流氓大都連聲說「沒有沒有」。他們認為
動三部有判刑的可能，故一般都矢口否認，聽眾往往還要窮追不捨，吳組長就加
以制止。當然也有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小流氓，一說起與女流氓如何鬼混來，
繪聲繪色，描寫得無微不至的。
還有一種流氓，最為人（也包括其它小流氓）瞧不起，他們也不抱成團夥，
都是一個人在電車上或公共汽車上活動。尤其是夏季，趁天熱人擠之時專門在穿
得單薄的年輕女性背後做動作，甚至把人家的褲子或裙子弄濕，受害者即便覺察，
但人擠躲僻不開，嚷出來又怕臉上不好看，傳出去也不好聽，往往忍辱不言，致
使他們屢屢得逞。這種人，「氓界」也有一個「專用」的名稱，叫做「老頂」。
此等惡習究竟是如何養成的，誰也說不清楚。反正那時候還沒有色情文學，更沒
有黃色錄像之類。從醫學角度看，也許是一種性心理變態。但在那時候統統稱之
為「流氓」。這種人在領導看來不算什麼大問題，又形不成「集團」，所以處理
很輕。但他們惡習難改，往往在拘留後回家的路上就故態復萌，還未到家就又
「二進宮」了，次數一多，也就被送來勞動教養。
小流氓們交代完了問題，從此就算了結，沒有誰來對他的偷盜或流氓行為進
行批判。批判，只嚴格地用於「反動思想」包括小流氓對改造生活的不滿在內。
當然更沒有誰叫他們去深挖犯罪的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分析其犯罪本質和對社
會造成的危害，像對思想犯那樣。小流氓交代罪行，也只此一次，不像右派那樣
沒完沒了地天天認罪。這樣，他們在右派和各種思想犯面前就有高人一等的感覺，
會下會上經常說：「我不就是偷點兒摸點兒的生活問題嗎？又不反黨反社會主義！」
倒好像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社會主義」範圍之內似的。儘管基層幹部對他們
的怠工、逃跑之類的行為也頗感頭痛，但上級領導卻很不在意，在裡面偷盜也好，
打人罵人也好，消極怠工也好，說怪話也好，都安然無事，期限一到，留場就業
就是。難怪他們當中極少有人會痛改前非，收容所能夠拿出來的對策，也不過收
容起來讓他們幹活兒而已。因此勞教場所，也就成了他們交流經驗和切磋技藝的
場所了。
看起來，這些人將是我今後的終生伴侶了。我為落到這個大泥潭裡而自悲。
以後能否不被染黑，也只有靠自己了。其實，這些小流氓的種種醜惡事蹟，與我
以後在「西部地區」遇到的奸屍犯、獸奸犯以及吃活人心肝的土匪相比，又差得
遠了。
某天，一個小流氓正在交代問題，值班員領進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傢伙來。開
會的時候值班員帶新號進來的事兒，每天都要發生幾起，所以並沒有把聽眾的注
意力從流氓的犯罪情節上引開。但是這孩子剛剛坐下，突然像小孩子似的嚎啕大
哭起來，一邊哭還一邊喊「媽呀」。聽眾們頓時目瞪口呆。值班員卻仿佛司空見
慣，一擁而上，七嘴八舌地進行恫嚇：「不許哭！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嗎？」
「老實點兒！你想幹什麼？」
「這兒不是幼兒園！」
但他並不害怕，依然大哭不止。曹組長走進來，用很沉重的口氣說：「再哭，
送你到嚴管組！」他當然不瞭解嚴管組是怎麼回事兒，但說話的人和聽眾的嚴肅
表情可能激發了他對這個難以猜度專門用來嚇人的嚴管組的恐怖感，像沒有見過
狼的幼兒聽到「狼來了」一樣。莫明的恐懼感使他很快從嚎啕大哭轉為間斷性的
低聲抽泣。
有個值班員還在挖苦：「這會子知道哭了，早幹嘛去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嚴管組忽然騷動起來，一個被嚴管的組員突然從床上
站起來高聲大叫：「……」。但只喊了兩個字，大家還未聽清他喊的是什麼，早
已經在旁虎視眈眈的兩個值班員一下子撲上去把他按倒在炕上，嚴管組頓時大亂。
學習組的人也不顧規定紛紛掉頭張望，有的還小聲地互相打聽。吳組長和值班員
連聲高喊：「不准動！都坐好！坐好！」半分鐘以後，秩序已經恢復，原來是一
團臭襪子塞進了叫喊者的嘴裡，手腕上也多了一對鋥亮的「鐲子」。他卻滿臉怒
氣，兩眼直衝衝地瞪著……幾分鐘後，一個穿呢子衣服的中年幹部由曹組長陪同
走了進來，曹建純大聲說：「現在祖幹事給大家講話。」祖幹事輕蔑地看了那個
叫喊者一眼，並沒有譴責他，卻轉過身來對學習組的人說：「既然開飯店，就不
怕大肚漢。我這裡是你想吃什麼就有什麼。我不管你是幾龍幾虎，我這兒是逢龍
去角，逢虎拔毛。是龍你給我盤著，是虎你給我趴著。社會上把你們沒辦法，才
弄到這兒來。這兒是什麼地方？是專政機關，專政機關都治不了你誰還能治得了
你？不是想鬧嗎？誰想鬧誰就鬧，你只管給我湊材料，湊夠了我就給你找個地方
呆著去。你著什麼急？慢慢兒湊，離槍斃還早著呢。」說罷緩然而去，磚窯內靜
默了許久。
次日早上從廁所回來，就看見嚴管組的人正在捆行李，值班員在旁邊不斷地
催促，一會兒他們都拿著行李出去了，只剩下幾張空蕩蕩的木板鋪。晚上起來小
便，聽見兩個值班員小聲議論，才知道這些人都被弄到興凱湖改造了。一提及興
凱湖，兩人都壓低了聲音：「知道嗎？興凱湖！」「啊？」那口氣，畏懼中又帶
有幾分神秘。直到以後我遇到從興凱湖生還的人，才明白為什麼人們會談湖色變。
也才明白嚴管組為什麼能起到鎮唬教養人員的作用：嚴管組者，通向興凱湖之橋
梁是也。
我一共在「勞動教養收容所」學習了九天，就開始發配了。曹克強比我先走
一天，發配到辛店農場。他沒有主動要求交代罪行，照樣沒事兒似地發配了，這
說明我主動舉手要求交代純粹是自受其辱的多此一舉。回憶這九天，曹克強要比
我老練得多，穩重得多，相形之下，我顯得怯懦、猶疑、動搖……我們兩個人的
差別，是怎麼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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