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訓練班的講話（摘要）|謝覺哉

在司法訓練班的講話（摘要）

　　（一九四九年一月）

　　我的講話，如要有個題目，就是《在司法訓練班的講話》，我不想用課程表上的《馬列主義的法律觀》，我對馬列主義的研究有限，說不上來，且我講的內容，只是對解放區施行的司法工作的實際，加以一般地闡述。

　　我們知道，要正確瞭解國家的概念，才能正確瞭解法律的概念。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法律是行使國家權力的一個工具。那個階級當權，就有那個階級體現本階級利益的一套法律。我們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就得有我們的一套新的法律。

　　國家是階級的產物，法律是國家表現權力的工具，法律自然也是階級的產物了。奴隸社會的國家和法律，是替奴隸主服務的；封建社會的國家和法律，是替地主貴族服務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和法律，是替資本家服務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和法律，就是為保衛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應該看到，社會已經大變。由於掌握政權的階級變了，而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發生根本的變化。因而，我們的法律觀，也必然要隨之改變。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同時，要廢除舊法律及其司法制度，建立嶄新的有利於加強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我們不要落後於時代。眼睛要向前看，要面對著現實。

　　我們的司法，是新的司法。原因是當權的階級換了，過去的被統治者變成了統治者。這一變化，反映在司法問題上究竟有些什麼？我們已經看到了或尚未看到，或雖已看到了但沒有把握住，或已經把握了的是些什麼？這是我們應該研究的問題。現在可以說的，大概有以下幾點：

　　第一，我們已經把舊統治者的最複雜的精巧的作為鎮壓人民的工具——法庭，變為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鎮壓反動階級和教育人民的工具。資產階級的法庭，以達到鎮壓為目的，而我們的法庭，則以達到教育改造為目的。我們不是要把那一種人永遠踏在我們的腳下，而是鎮壓和懲辦為著教育，為著改造成為新人。

　　進行這樣的工作，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一般的刑事罪犯，因為惡習的關係，轉變不易，要想很多的方法去改造他們。我們要犯人從事生產勞動，主要的目的是為在勞動過程中來改造他們。另一方面，我們還不能不殺人，對反革命和破壞社會秩序的重大犯，不能不給以鎮壓。但隨著革命的勝利，法庭判處死刑，會逐漸減少。我們殺一個人，為的是使更多的人不會被殺，是用來教育別的人。

　　第二，我們的法律是反映絕大多數人的意志的，是絕大多數人都能夠瞭解和掌握的。我們社會的主人是人民大眾，主要是工農群眾。因此我們的法律是人民大眾的，人民大眾已在實際上掌握了。法庭是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群眾自己創造出來的，掌握在自己手裡，群眾自己也必須執行。

　　群眾創造出來的法，我們沒有把這些創造出來的東西，加以研究，成為一種有系統的東西。一方面，是由於我們的司法工作者主觀努力不夠，另方面，也是忙著打仗，忙著各方面的社會改造，來不及搞，同時，也有些法律隨著經濟基礎的發展，已經在創造的過程中。法律是革命群眾為著自己的需要創造出來的，只須加以理論指導，整理出來，經過一定的立法程序，就成法律。

　　有的同志說：「沒學過法律，是外行。」這是受了資產階級學者的毒。法律是需要學習的，過去學法律的4年畢業，而我們的不少同志，做司法工作好幾個4年了，學的東西也應該比人家的多吧。

　　「法律是專家的事」，這種說法也要分析。不是說人人能懂的東西，就不要專門家，而是專門家應該把人民的很多具體的實際經驗，提高到理論上加以整理，成為成文的法律，這是專門家的作用。站在人民之外，或站在人民頭上的法律專門家，不是專門家，而是外行。我們用不著他。

　　第三，我們的法律是服從於政治的，沒有離開政治而獨立的法律。政治要求什麼，法律就規定什麼。當法律還沒有製成條文的時候，就依據政策行事。這一點，從來就是這樣。地主資產階級的法律，是照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制定的。他們有意隱蔽他們統治的階級實質，於是說他們的法律是神聖的超階級的，不和現行的事相干的。實際上沒有這回事。他們的法律，是他們政治上壓迫人民的工具。他們的政治需要什麼，法律就有什麼。所謂司法獨立，是說制訂出了的法律，大家要遵守，法官應照法律辦案。資產階級學者，有意把法律與行政對立起來，是有意蒙混視聽。如果說還有點意義的話，那只是因為他們的行政官吏慣于枉法營私，妨礙司法的「公正」。其實，獨立於行政權，也只能妨礙他們的小營私，至於大營私，則正是他們階級的目的。而我們的行政機關，決不應有叫司法機關做違法的事，相反的，我們的行政機關，應該幫助司法機關使審判搞得更好。

　　我們的司法工作者一定要懂政治，不懂得政治決不會懂得法律。我們看資產階級的法律書，要看破它的背景，它表面上說得很好，實質上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學過舊法律的人，要改變觀點。只要把舊社會與新社會的政治對照一下，就可以知道舊法律是為誰服務，新法律又應該為誰服務。記得《六法全書》的民法第一條，有「無成文法者依習慣，無習慣依法理」的話。什麼是習慣？那是指地主資產階級行慣了的習慣。那麼它的「法理」，也就是地主資產階級推出的法理，我們進行天翻地覆的大變革，沒收地主土地，子女婚姻自主，以前那有這樣的習慣？

　　我在多年以前，翻過《六法全書》，覺得還不錯，但現在再一看，覺得全不對。這是由於我的思想上起了變化。所以說，法律是服從政治的。學過法律的人，把新舊政治對照一下，就可以知道如何創造法律。沒有學過法律的人，在實際工作中總結經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也可以知道怎樣創造出法律。

　　司法獨立問題，前已說過，我們的現行司法制度，不是形式上的獨立，而是審判只服從法律的獨立。行政機關對於司法，只有幫助而沒有干涉，幫助他判案，而不是干涉他判案。順便講講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問題。戳穿說：三權分立從來沒有過，也不可能有。資產階級國家，資產階級握有全權，所謂分立是假裝的，是用來穩定它的統治。我們不採取這種制度，而採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由它選出執行機關——政府委員會。人民代表大會，除選舉國家行政機關之外，還要選舉司法機關。我們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我們的政權是統一的，統一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它是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它是實實在在代表人民的。因此，由它選舉的司法機關，自然也是代表人民的。

　　我們的政策的制定，是依據人民的意見與要求，叫做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是集中了人民的意見，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這樣立法的群眾路線，也必須貫徹到司法工作中去。

　　司法形式與手續，目前還不完備，這是隨著經濟基礎的發展而發展的必然過程。但我們所要的形式與手續，不是資產階級那一套，不是那種主觀臆造、故弄玄虛、煩瑣不堪而又不便利於人民。我們要去掉那些與人民隔離的、於人民無利的東西。比如硬說刑事不能調解，有些輕微的刑事，彼此已經和解不願告狀，又何必硬要拉他們上法庭？石家莊法院，每天有值班的，小事來告的即予解決，使其不予立案，三個月解決了三百六十餘案，這是很好的。我們對這些創造的經驗，應該加以重視，因為它便利於人民。

　　有一位搞司法工作的同志說：我是司法的，你們是立法的，你們立了法，我就來司。在舊社會，司法工作者確是這樣的：手拿著《六法全書》，學的時候，一條一條地念，用的時候，一條一條地套。這種方法，在我們今天已經不適用了。不是等立好了法叫我們來司，而是要我們在司法的過程中，去分析社會狀況，積累司法經驗，作為立法的依據和準備。有很多同志常常請求頒佈法律，這當然是對的，現在法制委員會和華北人民法院、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應該做這項工作。根據什麼來做呢？就是要根據實際情況。這些實際情況，雖不全靠司法工作者反映，但大部分要靠司法工作者。如訴訟法，就要依靠司法工作者的實際經驗，才能夠寫出來。民法、刑法，也只有司法工作者在判案中，經過充分分析和考慮的意見，較靠得住。毛主席提倡調查研究，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司法工作者問的案子，這是可靠的社會現實。比如一件案子，內容怎樣？為什麼發生在這個地方和這個時代？瞭解案子的情況，是調查；加以分析，提出解決的方案，是研究。法庭得到的情況比訪問的情況可靠，因為確實發生了這樣的事。因此，研究所得，比較切實，可以做為立法的來源。要知道，法不是從人的腦子裡想出來的，不是先有法律而後有法律行為，而是有了只許這樣不許那樣的社會行為而後才有法律。社會上有了現實問題，要怎樣解決才好，然後用法律來規定。

　　法律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是由經濟基礎產生並積極作用於經濟基礎的。現在我們社會的經濟關係，已經改變或正在改變。經濟基礎改變了，上層建築的道德、文化、法律，等等，也必然要相應地改變。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實踐中，應該瞭解為什麼現在有這樣的案子？這樣的案子為什麼在今天只能這樣解決，而不應該那樣解決？不斷深入研究，還可以知道，哪一種案子的現象是普遍的現象，我們的法應該這樣立；哪一些現象是偶然的，我們的法不能這樣立。這都是司法工作者的腦筋中，應該天天想的事。這就是為我們立法搜集大量的資料和依據。比如最近看到冀中太行的城市房屋處理辦法，冀南的清理案犯辦法，就是總結一般的司法實踐經驗而寫出來的。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創造出法律來。過去舊中國請外國人來編寫法律，雖然很快寫好了，而且也頒佈了，可是中國人民不要。不僅階級觀點不對，就是條文和名詞，老百姓也根本不懂。我們的法，要從實際出發，即從具體的實際情況和經驗中，摸索出規律來。

　　從政治上瞭解現實問題，從政治上解決現實問題，即是從政治上來司法，又從政治上來立法。比如我們的司法政策，有鎮壓與寬大兩面，鎮壓一個人是為了教育改造一批人，而不是為鎮壓而鎮壓的。又如政策上規定，個人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要走群眾路線，但不能做群眾尾巴，等等，都是我們解決案件的準繩。解決的案例，即是我們寫法律的依據。

　　有了法律以後又怎樣呢？我們的司法工作者，可以不可以同舊社會的司法人員一樣，只坐在那裡翻本本呢？不行。新的人民的法律，不是一個圈圈，把司法工作者套住，束手束腳，動彈不得，而是一個標準，要司法工作者遵循這一標準去做。因此，司法工作者，若不懂政治，有法也不會司。這又是說，要從政治上來「立」，又要從政治上來「司」。

　　前面的「立」，是沒有法，後面的「司」，是有了法。沒有法，用政治來司；有了法，也要用政治來司。因為，社會上有很多事情，在這個地方是個別的，可以強迫制止；在那個地方則是普遍的，成為社會問題，不是單純強制所能辦得到的。比如買賣婚姻，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但它是個社會問題，就必須經過婦女運動，經過廣泛的深入的社會教育，才能改正。又如某種同樣的行為，因為量的不同，而引起質的不同。他偷了一枝粉筆不算犯罪，但他偷的多了就算犯罪。聽說有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人漏了一錢國稅，照法要辦罪，被告的律師說：一錢對於人的生活不發生問題。原告的律師說：財是一錢一錢積起來的，如一錢不算犯罪，那麼千錢萬錢也不能算犯罪。這是資產階級把法律當作一個圈子，把司法官圈住。我們不能這樣。我們審判案子，要把案子聯繫到各方面來看，這就必須要有政治認識才行。我們的政治在前進，法律也在前進。司法人員不要把自己看得特殊，認為司法工作者可以不懂政治。同樣，行政人員也不要說我可以不懂司法。這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把行政與司法，機械地對立起來看待，是不對的。

　　司法工作者一面辦案，一面要考慮案件的社會原因。有些司法工作者，在一個地方做了相當時期的工作，對那個地方存在些什麼問題，其原因如何？應如何解決？答不出來。這不是我們的司法工作者應有的態度。我們不但要辦理案子，而且要把那案子發生的原因，以及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加以注意和研究，求出診治社會的方法。

　　社會上的事，沒有一件是孤立的，總是千絲萬縷地牽連的。現在社會上搶劫、偷盜的治安案子，都有其一定的社會原因。因此，我們一面辦案子，一面要考查社會原因，就可得出那是治標的，那是治本的。

　　前面說過，法律是人民自己的，因此，司法一定要講群眾路線。一是辦案時聽聽群眾的意見，當一個案件弄不清楚的時候，可以到當地去問群眾，或群眾團體，他們的意見常常是正確的。一是說法律是從群眾中來的，把群眾意見，加以洗煉，洗去不好的，煉出好的，用法律形式固定起來。司法工作者，作好一件事，對自己是教育，對群眾也是教育。所以，司法工作者不要關起門來工作，應當經常同群眾商量。群眾路線，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搞司法工作的同志，在這一點上，務必仔細考慮，狠下工夫。

　　如何養成大家守法的觀念，是今後一件大事。我們的舊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沒有經過資本主義民主革命，守法的習慣很差。這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做好。但首先是工作人員，要守法，要以身作則。要知道，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定要有人人遵守的規章，即只許這樣，不許那樣，違犯者必罰。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法制，但我們確需要我們的法制。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離的。沒有法制，就談不上什麼民主。因此，對於破壞法制的現象，必須嚴肅對待。這對於一個新生的國家來說，尤其重要。一個國家的工作人員，如果不遵守法律，不按法律規章辦事，以至隨心所欲，亂「司」其法，這就必然會破壞這個國家的民主生活，從而使自己走向反面，成為罪犯。這在實際生活中，並不少見。所以，民主和法制，對於一個國家的興旺發達，或是衰敗滅亡，往往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是起決定性因素的。

　　這就是司法與守法的重大意義。

　　（載1949年第3期《人民司法》署名：謝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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